随着当前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实施，体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近年来，体育界的一些专家学者针对体育课程改革的话题层出不穷，各执己见，争论不休。随之，与此相关的论文、论著也相继问世。
　　其实，蕴含着先进教学理念的体育新课标并不是与过去体育教学的决裂，也不是过去体育教学的对立面，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继承与发展、扬弃与创新。因此，改革不能“矫枉过正”，也许《中庸》中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我们要把握的秘诀——寻求平衡，在平衡中求深化，在平衡中寻求突破。如果将这个改革的过程植入一个语境，将之放入一个广阔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去反观，课程改革就会进入关系范畴的研究、把握关系的和谐，亦即，从“文化”这一视角审视体育课程改革。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命题和思考。 年前，当刘旻航博士试图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此时，不仅从事体育课程研究数十年的专家杨启亮等老师，还有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同学们，一方面，在为他的胆识和能力由衷地感到欣慰和钦羡，另一方面，也不免为他捏一把汗。因为当时凭借他的积累与学养，选择一个相对容易研究的课题并非难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此，他身入书海，焚膏继晷，与专家长谈，与学长促膝，忙碌着、充实着、坚守着……。今天，当刘旻航博士历时三年之作
　　《无序中的有序：现代体育课程改革的文化审视》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过去的一切疑虑和担心都显得多余。
　　在旻航看来，课程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血缘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且绕不开的坎。因此，在他的书里，无论是对体育课程改革的外部文化“困束与超越”的界定，还是“有序与无序”体育课程改革的内部文化的审视；无论是对体育课程改革文化动力的研究，还是对体育课程改革的现实文化的审视，进而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未来进行展望都始终在“文化”的圈里兜转。
　　回首想来，“文化”一词出自拉丁语，它的原意是指对土地的耕作。与古代西方人从认识自然转而认识自身的逻辑转折相适应，文化一词也产生了转义，培育人参加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的意蕴逐渐被列入文化的范畴。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对文化的转义作了确切的表达，文化一词由此具有了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含义。由此看来，西方“文化”一词在其词源学的意义上就已具备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人对土地的耕作，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的素质，是内在自然的人化。那么，体育作为对体质和健康的构建，在“野蛮其体魄”的过程发展中，也是对人的智慧与优雅的“教育”和“培养”，同样渗透着人的生命，存在着一种自我提升与自我超拔的意识。而这一点，可能正是旻航在进行文化视阈下的现代体育课程改革思考的源头和归宿。
　　更为可贵的是，旻航博士将大量的系统科学研究最新成果运用到课程改革领域，用自然科学的全新视角诠释了课程改革的文化真谛。这要得益于旻航博士多年来积累的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对于学科前沿敏锐的洞察力。他通过“文化势阱”、“隧道效应”等现象在体育课程改革领域的表现，提出体育课程一直在遵循着 “困束的超越”这一发展规律，不断发展、完善自我。同时还探究了这种规律背后的实质——体育课程改革文化困束应然性与文化超越的必然性，成为推动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在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自组织理论，深入到体育课程内部文化之中，重点分析了体育课程改革中频繁出现的竞争与协同、突变、超循环等诸多有序与无序的现象，指出体育课程的改革更多的是由其课程内部文化“自组织”决定的，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创新的采用了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影响体育课程改革的“文化动力”加以分析，指出了体育课程改革文化动力的来源、本质、特征以及影响体育课程改革的潜动力。对体育课程改革文化动力作用机制加以分析并建立必要的模块，并且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证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作者不仅证明了文化对体育课程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进一步研究了文化与体育课程改革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影响因子的重要程度。旻航博士开创性的提出了体育课程改革并没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也并不存在“终结”的体育课程改革；只有不断坚持体育课程文化的创新，才能有效推动体育课程的发展。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起点肇始于终结，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和谐画卷，这种对于体育课程改革的解读，除去深层的文化审视之外，更增添了些许浪漫的艺术气息——这或许就是旻航博士始终追求的课程意境之所在。
　　对一部作品的解读与评价，不是寥寥数人可以凿凿言之。在中国当下的学术环境内，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没有做任何规定，如果学者们纷纷跳着脚争着出书扬名，将自己变身成为一个接一个文化财富与权力榜上的符号，那学术的孤独与潦倒就将成为一种不久即会出现的现实。 庆幸的是，学术与作品的生命不由财富、权力和短暂的潮流所决定，它的价值是由时间来写就的。 这样一种内在的规约也同样适用于这部作品，适用于旻航，以及我们每一个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