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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武汉的什么地方最早觉察出这座城市有些异样，那应该是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潭路的金银潭医院。
1月21日，离武汉封城还有两天，金银潭医院南楼住院部一楼的电梯口旁，两名医护人员已佩戴口罩，穿好防护服，地上则堆积着许多矿泉水、盒饭—患者家属及无关人员被禁止进入，住院患者每日所需的用品由院方代为接收。
作为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彼时金银潭医院已经开始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天下午，一名刚下班的医生告诉第一财经，她所在的科室收治了部分肺炎患者，自己和同事们20多天没有休息了。
此时，武汉市内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前来支援金银潭医院。
最先袭来的是忙碌与疲惫，医护人员们可能来不及关注到正是在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武汉市已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疑似病 例。
两天之后，武汉便封城了。然而病毒并不会被封锁住。1月25日，紧挨着武汉的湖北省黄冈市宣布对全市实行交通管制。这天，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月24日全天湖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达180例，其中武汉市77例，黄冈市以52例紧随其后。
这并不是黄冈的医院直观感受到的数字。“每天都有200多人来门诊，我们医护人员都没休息，有点快撑不住。”黄冈下辖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同样作为定点肺炎发热门诊的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已经像武汉金银潭医院医院一样，开始接受医护支 援。
此刻黄冈的医生们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疲惫，他们发现一个更棘手的事情：医疗资源极度紧缺。
“我们现在什么都缺，像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等都很缺。而且现在看发热门诊的人多，医护人员也很紧缺。”黄冈市中医医院的一位护士说。
1月24日，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当前急需用于疫情防控的物资包括：医用设备、医疗设备、试剂、药品、防护设备、消洗设备、耗材等。黄冈市红十字会负责接受医用耗材、防护用品等专项物资。
而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头疼的是，“医院床位都住满了，现在又征收其他地方，开辟新的病房。”他们知道，随着湖北境内的人员流动，确诊病例一定会持续增加。
一端是不断增加的病例，一端是永远处于匮乏状态的物资。从一开始，新冠肺炎便将这场战争中最前线的人群—医护人员—置于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
黄冈封城的这天，是大年初一，湖北度过了数十年来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远在南方的广东，几天前刚进入防控状态。1月21日，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位于广州越秀区东风东路627号的东风院区，发热门诊的就诊患者并不多，但诊疗室内医生跟护士已经穿上了防护服。这天，广东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春节期间不要离开广州，随时待命。
命令很快就来了。大年初一凌晨，由128名医护工作者组成的南方医疗队搭乘包机来到武汉。他们来自广东9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其中有3人曾在小汤山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感染内科副主任郭亚兵、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主管护师史丽莎，和惠侨医疗中心护士长李利。
据史丽莎分析，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这次武汉的疫情不容忽视，因为疫情的因素，这边的医疗人力、物力等资源还比较有限。“目前还是要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为武汉人民进行医疗救治。”
随着更多医护人员来到一线，医生的防护工作也逐渐加码。
南方医疗队抵达武汉后，首先被安置在酒店，与外界隔离，同时展开医疗防护知识培训。“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永葆军人本色。”作为主讲之一，史丽莎戴着口罩登台讲授。
南方医疗队仅是这批援鄂先遣队的一部分。
1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重症医学专家加强对患者救治的临床指导，组建6支共1230人的医疗救治队驰援武汉，同时召集6支后备梯队随时待命。除了广东，上海和军队医疗队已到达武汉投入工作。这一场中国医护人员的大集结，就这样从同城医院之间的互助，扩大到全国范围。
随着疫情的蔓延，武汉确诊人数不断增加，而“尽收尽治”政策也從2月开始强力推进，截至2月中旬，武汉建立了15个方舱医院，收治能力迅速提升，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日益增大。2月16日，全国各地包括军队系统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已达3万多人。
集结是一个行政指令，但对医护人员来说，却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对抗多重困境的一种方式。
2月1日下午5点，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密谋”了一场旅行：明天去武汉，现在开始报名。半个小时后，名额满 了。“当时我正在值班，报名消息一出来，我就报了名，瞬间名额就满了。
领导让我回家整顿一下，也许会即刻出发，于是临时找人接替了我的班。”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援湖北医疗队队长顾俊对第一财经表示。
出发前，顾俊说了一句话：“一定将我们的队员一个不少地平安带回来！一个不少，一个都不能少！”
第二天，由顾俊带领的南通大学附属医院7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直奔武汉，驰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冠肺炎重症病员的救治。他们带来了最好的装备和物资，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重症患者越来越多，随之上涨的便是死亡率。
治疗和护理危重症，本是顾俊团队的特长。但护理传染性更强的危重症，需要切开气管、插管，打开后便是病毒浓度最高的地方，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风险最大。每次在做这个动作前，他们都需要再加一层全面防护服。 早上9：00正式进入病房，晚上19：00才出监护病房，中途无法进食进水。与此同时，重症患者的数量也在挑战医生的体能。重症医学科一直严格遵循不低于0.8：1的医师人数与床位数比，即7个病人至少应该有5.6个医生，而顾俊的7人团队需护理28个病人，
为了扛下这个任务，他们选择两班制，平均每组工作12个小时。事实上，在“非典”期间，医护换班都是三班制，而且连续工作两周，这批就要退下，换另外一批上。这是保全医护力量的经验。
“目前我们的打算是一个月，持续一个月。”顾俊表示。
多层防护是必要的，但也加重了身体的负担，“每一步操作，每一口呼吸，都是那么不容易。”与顾俊同行的附院重症医学科护师朱志红表示。
每天吸痰、采集标本、更换引流袋、填写护理记录……防护服里的朱志红忙得只能在口罩里大口喘气，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汗水。护士站内侧放着两个氧气筒，陆陆续续能看见体力不支的护士坐在那里，吸会儿氧气再站起继续投入工作。
“这里不仅仅考验着我们的勇气、专业素质，还考验着我们的身体素质。”朱志红说。
一端是高强度的工作，另一端却是最浓重的病毒，医护人员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研究人员统计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8日收治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1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回顾性临床数据，发现41%为院内感染，其中29%为医护人员、12.3%为住院患者。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SARS和MERS的院内感染率分别为58%和70%。这意味着烈性冠状病毒的院内感染会威胁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
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3.8%，其中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0.4%。湖北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1502例，武汉1102例。
这一数字的出现并不意外，在医用物资紧缺或防护不当的情况下，稍不当心，医护人员都可能暴露在风险之下。2003年，在对抗“非典”的医疗战场上，医护人员感染比例达20%，累计近千名医护人员感染，因病死亡人数中有1/3是医护人员。那场伤亡至今让医疗界痛心不已。
尽管知道风险较高，但1月18日确诊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护士张昌盛记得，“当时确实懵了，没想到自己会中。”
1月16日，他感到浑身无力，但是因为没发烧，17日他还上了个夜班。此时，他所在的神经外科已经收治了一名普通门诊的脑垂体瘤患者，这位术前检查没有任何异常的病人，正是钟南山提到的导致了协和医院十余名医护人员感染的患者。
张昌盛说，首批共有多个科室十余名医护确诊。在最初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医护人员所有流程的操作，不可能都戴了护目镜或配备三级防护，况且防护服也没有那么多。时至今日，张昌盛依然无法确认到底是患者还是同事将病毒传给了自己，这个病人只在他工作的监护室里待了一晚上，接触时间并不长，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一个病人，并没有特殊的症状需要医护特别关注。
这种初期难以排查的病人，也成为医务人员感染的重要隐患。
确诊后的第7天，张昌盛度过了最艰险的10秒。“一下子感觉呼吸跟不上来，感觉身体要罢工了。当时，他浑身出冷汗，一把将旁边氧气拿过来吸，并呼叫护士，“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10秒。”
等护士赶来，张昌盛已经缓了过来。如果那时不能保证呼吸道的通畅以及提供足够的氧气，后果非常凶险。无论如何，张昌盛是幸运的。同为80后的医生李文亮，2月7日，因新冠肺炎医治无效去世。
如何减少医务人员的感染，是这场无硝烟战争中的另一重点。
“从武汉来看，医护人员的感染几率要高于普通市民，报道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重复2003年‘非典’时期医护人员大批倒下的悲剧。” 正在湖北一线奋战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对第一财经表示。
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此次疫情集结了大量医疗力量，但并不都是专业的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因此，关于传染病的防护培训必不可少。“目前传染科和重症科的医护并不是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前方的需求，只能从其他科室调剂过来上一线，比如口腔科、骨科等其他科室，他们对一般的医疗防护没有问题，但对于烈性传染病的防护操作并不是那么熟练。在真正的战场上，特别是湖北武汉的医院，这里是病毒量最浓的地方，稍有操作不当就可能被感染。”一位前方的医疗队员对第一财经表示。
为进一步保存医护战斗力，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从七方面措施来保全医护力量，保证他们的休息、心理健康、待遇等。與此同时，强化防护培训、调整医护人员的轮班休息等也很重要。
一个好消息是，在2月17日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发表了新冠肺炎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超过7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做了描述和分析。其中，4万多病例中有73.1%是发生在1月1日至1月31日之间：发病人数在1月初开始迅速上升，在1月24日至28日达到第一个流行峰后缓慢下降，但在2月1日出现单个发病日异常高值，后逐渐下降，在2月5日达到流行峰，后缓慢下降。
而医务人员病例发病的高峰期出现在1月28日。文章分析医护感染的原因可能存在非职业暴露造成的感染。此外，总体流行曲线的下降趋势表明，限制人员流动、减少接触、多渠道高频率地传播关键的预防信息（如洗手、戴口罩和求医信息），以及动员多部门快速反应，有助于遏制疫情。
2月14日，张昌盛已出院一周有余，等两周观察期一满，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医院上班。回忆起这段经历，张昌盛说：“我们这批医护人员在隔离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疫情过后大家就是生死之 交。”
张昌盛的很多同事都被抽调去了武汉的各个方舱医院以及协和医院的感染科。他们所面对的，依然是高强度的工作、匮乏的物资、浓重的病毒，以及猝不及防的凶险。
支持他们在新冠肺炎抗击战中坚持下去的，也包括镌刻在他们内心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月21日，离武汉封城还有两天，金银潭医院南楼住院部一楼的电梯口旁，两名医护人员已佩戴口罩，穿好防护服，地上则堆积着许多矿泉水、盒饭—患者家属及无关人员被禁止进入，住院患者每日所需的用品由院方代为接收。
作为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彼时金银潭医院已经开始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天下午，一名刚下班的医生告诉第一财经，她所在的科室收治了部分肺炎患者，自己和同事们20多天没有休息了。
此时，武汉市内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前来支援金银潭医院。
最先袭来的是忙碌与疲惫，医护人员们可能来不及关注到正是在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武汉市已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疑似病 例。
两天之后，武汉便封城了。然而病毒并不会被封锁住。1月25日，紧挨着武汉的湖北省黄冈市宣布对全市实行交通管制。这天，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月24日全天湖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达180例，其中武汉市77例，黄冈市以52例紧随其后。
这并不是黄冈的医院直观感受到的数字。“每天都有200多人来门诊，我们医护人员都没休息，有点快撑不住。”黄冈下辖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同样作为定点肺炎发热门诊的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已经像武汉金银潭医院医院一样，开始接受医护支 援。
此刻黄冈的医生们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疲惫，他们发现一个更棘手的事情：医疗资源极度紧缺。
“我们现在什么都缺，像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等都很缺。而且现在看发热门诊的人多，医护人员也很紧缺。”黄冈市中医医院的一位护士说。
1月24日，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当前急需用于疫情防控的物资包括：医用设备、医疗设备、试剂、药品、防护设备、消洗设备、耗材等。黄冈市红十字会负责接受医用耗材、防护用品等专项物资。
而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头疼的是，“医院床位都住满了，现在又征收其他地方，开辟新的病房。”他们知道，随着湖北境内的人员流动，确诊病例一定会持续增加。
一端是不断增加的病例，一端是永远处于匮乏状态的物资。从一开始，新冠肺炎便将这场战争中最前线的人群—医护人员—置于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
集结号
黄冈封城的这天，是大年初一，湖北度过了数十年来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远在南方的广东，几天前刚进入防控状态。1月21日，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位于广州越秀区东风东路627号的东风院区，发热门诊的就诊患者并不多，但诊疗室内医生跟护士已经穿上了防护服。这天，广东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春节期间不要离开广州，随时待命。
命令很快就来了。大年初一凌晨，由128名医护工作者组成的南方医疗队搭乘包机来到武汉。他们来自广东9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其中有3人曾在小汤山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感染内科副主任郭亚兵、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主管护师史丽莎，和惠侨医疗中心护士长李利。
据史丽莎分析，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这次武汉的疫情不容忽视，因为疫情的因素，这边的医疗人力、物力等资源还比较有限。“目前还是要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为武汉人民进行医疗救治。”
随着更多医护人员来到一线，医生的防护工作也逐渐加码。
高强度的工作，匮乏的物资，浓重的病毒，响亮的集结号，生死之交—疫情时期，这些是一线医护人员的日常。
南方医疗队抵达武汉后，首先被安置在酒店，与外界隔离，同时展开医疗防护知识培训。“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永葆军人本色。”作为主讲之一，史丽莎戴着口罩登台讲授。
南方医疗队仅是这批援鄂先遣队的一部分。
1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重症医学专家加强对患者救治的临床指导，组建6支共1230人的医疗救治队驰援武汉，同时召集6支后备梯队随时待命。除了广东，上海和军队医疗队已到达武汉投入工作。这一场中国医护人员的大集结，就这样从同城医院之间的互助，扩大到全国范围。
随着疫情的蔓延，武汉确诊人数不断增加，而“尽收尽治”政策也從2月开始强力推进，截至2月中旬，武汉建立了15个方舱医院，收治能力迅速提升，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日益增大。2月16日，全国各地包括军队系统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已达3万多人。
一个都不能少
集结是一个行政指令，但对医护人员来说，却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对抗多重困境的一种方式。
2月1日下午5点，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密谋”了一场旅行：明天去武汉，现在开始报名。半个小时后，名额满 了。“当时我正在值班，报名消息一出来，我就报了名，瞬间名额就满了。
领导让我回家整顿一下，也许会即刻出发，于是临时找人接替了我的班。”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援湖北医疗队队长顾俊对第一财经表示。
出发前，顾俊说了一句话：“一定将我们的队员一个不少地平安带回来！一个不少，一个都不能少！”
第二天，由顾俊带领的南通大学附属医院7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直奔武汉，驰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冠肺炎重症病员的救治。他们带来了最好的装备和物资，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重症患者越来越多，随之上涨的便是死亡率。
治疗和护理危重症，本是顾俊团队的特长。但护理传染性更强的危重症，需要切开气管、插管，打开后便是病毒浓度最高的地方，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风险最大。每次在做这个动作前，他们都需要再加一层全面防护服。 早上9：00正式进入病房，晚上19：00才出监护病房，中途无法进食进水。与此同时，重症患者的数量也在挑战医生的体能。重症医学科一直严格遵循不低于0.8：1的医师人数与床位数比，即7个病人至少应该有5.6个医生，而顾俊的7人团队需护理28个病人，
为了扛下这个任务，他们选择两班制，平均每组工作12个小时。事实上，在“非典”期间，医护换班都是三班制，而且连续工作两周，这批就要退下，换另外一批上。这是保全医护力量的经验。
“目前我们的打算是一个月，持续一个月。”顾俊表示。
多层防护是必要的，但也加重了身体的负担，“每一步操作，每一口呼吸，都是那么不容易。”与顾俊同行的附院重症医学科护师朱志红表示。
每天吸痰、采集标本、更换引流袋、填写护理记录……防护服里的朱志红忙得只能在口罩里大口喘气，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汗水。护士站内侧放着两个氧气筒，陆陆续续能看见体力不支的护士坐在那里，吸会儿氧气再站起继续投入工作。
“这里不仅仅考验着我们的勇气、专业素质，还考验着我们的身体素质。”朱志红说。
一端是高强度的工作，另一端却是最浓重的病毒，医护人员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研究人员统计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8日收治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138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回顾性临床数据，发现41%为院内感染，其中29%为医护人员、12.3%为住院患者。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SARS和MERS的院内感染率分别为58%和70%。这意味着烈性冠状病毒的院内感染会威胁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
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3.8%，其中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0.4%。湖北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1502例，武汉1102例。
这一数字的出现并不意外，在医用物资紧缺或防护不当的情况下，稍不当心，医护人员都可能暴露在风险之下。2003年，在对抗“非典”的医疗战场上，医护人员感染比例达20%，累计近千名医护人员感染，因病死亡人数中有1/3是医护人员。那场伤亡至今让医疗界痛心不已。
生命中最艰难的10秒
尽管知道风险较高，但1月18日确诊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护士张昌盛记得，“当时确实懵了，没想到自己会中。”
1月16日，他感到浑身无力，但是因为没发烧，17日他还上了个夜班。此时，他所在的神经外科已经收治了一名普通门诊的脑垂体瘤患者，这位术前检查没有任何异常的病人，正是钟南山提到的导致了协和医院十余名医护人员感染的患者。
张昌盛说，首批共有多个科室十余名医护确诊。在最初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医护人员所有流程的操作，不可能都戴了护目镜或配备三级防护，况且防护服也没有那么多。时至今日，张昌盛依然无法确认到底是患者还是同事将病毒传给了自己，这个病人只在他工作的监护室里待了一晚上，接触时间并不长，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一个病人，并没有特殊的症状需要医护特别关注。
这种初期难以排查的病人，也成为医务人员感染的重要隐患。
确诊后的第7天，张昌盛度过了最艰险的10秒。“一下子感觉呼吸跟不上来，感觉身体要罢工了。当时，他浑身出冷汗，一把将旁边氧气拿过来吸，并呼叫护士，“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10秒。”
等护士赶来，张昌盛已经缓了过来。如果那时不能保证呼吸道的通畅以及提供足够的氧气，后果非常凶险。无论如何，张昌盛是幸运的。同为80后的医生李文亮，2月7日，因新冠肺炎医治无效去世。
如何减少医务人员的感染，是这场无硝烟战争中的另一重点。
“从武汉来看，医护人员的感染几率要高于普通市民，报道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重复2003年‘非典’时期医护人员大批倒下的悲剧。” 正在湖北一线奋战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对第一财经表示。
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此次疫情集结了大量医疗力量，但并不都是专业的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因此，关于传染病的防护培训必不可少。“目前传染科和重症科的医护并不是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前方的需求，只能从其他科室调剂过来上一线，比如口腔科、骨科等其他科室，他们对一般的医疗防护没有问题，但对于烈性传染病的防护操作并不是那么熟练。在真正的战场上，特别是湖北武汉的医院，这里是病毒量最浓的地方，稍有操作不当就可能被感染。”一位前方的医疗队员对第一财经表示。
为进一步保存医护战斗力，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从七方面措施来保全医护力量，保证他们的休息、心理健康、待遇等。與此同时，强化防护培训、调整医护人员的轮班休息等也很重要。
一个好消息是，在2月17日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发表了新冠肺炎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超过7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做了描述和分析。其中，4万多病例中有73.1%是发生在1月1日至1月31日之间：发病人数在1月初开始迅速上升，在1月24日至28日达到第一个流行峰后缓慢下降，但在2月1日出现单个发病日异常高值，后逐渐下降，在2月5日达到流行峰，后缓慢下降。
而医务人员病例发病的高峰期出现在1月28日。文章分析医护感染的原因可能存在非职业暴露造成的感染。此外，总体流行曲线的下降趋势表明，限制人员流动、减少接触、多渠道高频率地传播关键的预防信息（如洗手、戴口罩和求医信息），以及动员多部门快速反应，有助于遏制疫情。
2月14日，张昌盛已出院一周有余，等两周观察期一满，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医院上班。回忆起这段经历，张昌盛说：“我们这批医护人员在隔离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疫情过后大家就是生死之 交。”
张昌盛的很多同事都被抽调去了武汉的各个方舱医院以及协和医院的感染科。他们所面对的，依然是高强度的工作、匮乏的物资、浓重的病毒，以及猝不及防的凶险。
支持他们在新冠肺炎抗击战中坚持下去的，也包括镌刻在他们内心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