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我们在《文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十余家刊物,不断读到季水河关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论文。2009年3月,他又推出了新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著是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50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的最终成果,并被国家社科规划办鉴定为优秀等级,其主要观点还被收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并登载在国家社科规划办网站。细读该著,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选题重大,视角新颖。一方面,恰如曾繁仁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这些年来,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也不断升温,“对于文艺学本体进行研究的学者倒反而较前减少”,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的成果尤显珍贵,同时,“写当代史离得太近,对于许多问题的把握难以确切,何况还有一些敏感问题”,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又具有相当难度和富于挑战性。因此,回顾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前行的历史进程,反思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研究的经验教训,对于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都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该著选题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不同于目前国内已有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多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全面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该著旨在集中梳理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史,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接受史和研究史的探讨。作者站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思考历史具有现代意识,评论现实具有历史眼光,预测未来具有前瞻思维,这种以史带论、以论视今、以今预未的著述方式,表明该著具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第二,重点突出,体系独特。除绪论外,该著分为三编,每编下设三章。上编为“历史论”,细致梳理了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全面分析了“经典著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当代形态建构期”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和代表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 “依照苏联模式的经典阐释期”、“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理论的全面建构期”的二段惯常分期,三个时期的这种划分,更加吻合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实际,结构方式不可谓不独特。中编为“范畴论”,以新中国55年文艺理论发展史、研究史为审视场域,着力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典型与现实主义”、“人学思想”、“艺术生产论”这三大核心范畴的形成发展、研究历史、当代影响。之所以选择研究这些范畴,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这几大命题本就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搞清楚了这些命题,也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另一方面,这些命题,一直也是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探索热点、争议焦点。正基于此,该著对这三项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分析、集中反思。下编为“走向论”,主要是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预测与展望,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向多元对话思维”、“走向多重资源整合”、“走向多种方法综合”的三种主要走向。总之,就内容与体系而言,恰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的,它是姓“史”、姓“论”、姓“未”的统一,一则整体绪论、三段研究时期、三大核心范畴、三种主要走向的总分结构方式,使全书内容紧凑、重点突出、浑然一体,让人读来爱不释卷、受益甚丰。
第三,视野开阔,线索清晰。该著之所以能完整、准确地揭示出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这得益于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清晰的研究路径。就前者而言,在学术视野上,与“以马注马”、“以马证马”、“以马论马”大为不同,该著综合吸收了以下各种研究资源,使之更为准确深刻、更加令人信服。其一,文艺理论资源方面,广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积极转换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话语,多方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范式。其二,跨学科资源方面,打通思想史、思维科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群,进行综合开掘。其三,思维方式资源方面,以系统辩证法、多元对话思维等最新思维理念为审视基石,深入研究论题,发人之所未发。就后者来说,在研究线索上,该著非常重视概念辨析、纵横比较,十分注重来龙去脉、演变轨迹的梳理。前者的表现,如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理论的异同进行清晰区分;论述恩格斯典型理论时,以典型人物的典型与不够典型、现实主义的充分与不充分这两大问题为切入点,对典型环境的构成、典型人物的含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界定与梳理,多元对话思维的定义与描述,思维中介、平等性对话的设定与重视,都清晰入微。后者的体现,如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人性理论传统、异化理论、人道主义思想等,都进行了详细梳理与精要归纳,不少观点引人深思、启发良多,使其论述更具历史感、纵深感、厚重感。
第四,治学严谨,充满创新。恰如季水河在后记中写道的,2001年春节期间,“除正月初一、初二外几乎天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00年的《全国报刊目录索引》仔细地查阅了一遍,最后复印了两箱有关资料”,“几乎耗去了我三年的节假日和星期天,也几乎使我寝食难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凌晨5时就起床,深夜零点才休息”。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厚实的资料准备、如此执著的学术追求,才造就了该著治学严谨、充满创新的鲜明品格。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全书创见不断,新意迭出。比如,论述多种方法综合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统一”,指导原则要从唯物辩证法上升到系统辩证法;讨论多元对话思维时,以社会进步和文艺进步的复杂关系为例,强调其重要性,提出要充分重视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的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适用范围时,将其明确界定为“它还适用于指导和说明以塑造典型人物(性格)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叙事文艺作品”;批评一些理论家将“两结合”当成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时,指出其存在将特指对象普泛化、把可能性的预测现实化的误读;讨论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争时,从“体系”的三条衡量标准入手,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一种‘前体系’,或称‘潜体系’、‘准体系’”。研究“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异化时,从三个方面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某些思想观点的无限夸大和片面发展的产物”,“并不能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毫无关系”。另一方面,从形式来说,该著注重宏观分析与微观梳理的巧妙结合,语言大气、清晰、流畅、准确,十分讲究各级标题、段落主题句的提炼与制作,可谓精益求精。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该著选题重大、重点突出、视野开阔、创新不断,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鉴定为优秀结项等级,这些判断与评价都是十分准确、非常公允的。季水河目前正在主持其第二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二十世纪文论的变迁》,并已在《文学评论》、《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一大批高水平论文,我们期待他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第一,选题重大,视角新颖。一方面,恰如曾繁仁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这些年来,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也不断升温,“对于文艺学本体进行研究的学者倒反而较前减少”,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的成果尤显珍贵,同时,“写当代史离得太近,对于许多问题的把握难以确切,何况还有一些敏感问题”,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又具有相当难度和富于挑战性。因此,回顾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前行的历史进程,反思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研究的经验教训,对于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都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该著选题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不同于目前国内已有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多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全面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该著旨在集中梳理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史,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接受史和研究史的探讨。作者站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思考历史具有现代意识,评论现实具有历史眼光,预测未来具有前瞻思维,这种以史带论、以论视今、以今预未的著述方式,表明该著具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第二,重点突出,体系独特。除绪论外,该著分为三编,每编下设三章。上编为“历史论”,细致梳理了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全面分析了“经典著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当代形态建构期”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和代表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 “依照苏联模式的经典阐释期”、“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理论的全面建构期”的二段惯常分期,三个时期的这种划分,更加吻合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实际,结构方式不可谓不独特。中编为“范畴论”,以新中国55年文艺理论发展史、研究史为审视场域,着力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典型与现实主义”、“人学思想”、“艺术生产论”这三大核心范畴的形成发展、研究历史、当代影响。之所以选择研究这些范畴,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这几大命题本就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搞清楚了这些命题,也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另一方面,这些命题,一直也是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探索热点、争议焦点。正基于此,该著对这三项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分析、集中反思。下编为“走向论”,主要是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预测与展望,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向多元对话思维”、“走向多重资源整合”、“走向多种方法综合”的三种主要走向。总之,就内容与体系而言,恰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的,它是姓“史”、姓“论”、姓“未”的统一,一则整体绪论、三段研究时期、三大核心范畴、三种主要走向的总分结构方式,使全书内容紧凑、重点突出、浑然一体,让人读来爱不释卷、受益甚丰。
第三,视野开阔,线索清晰。该著之所以能完整、准确地揭示出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这得益于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清晰的研究路径。就前者而言,在学术视野上,与“以马注马”、“以马证马”、“以马论马”大为不同,该著综合吸收了以下各种研究资源,使之更为准确深刻、更加令人信服。其一,文艺理论资源方面,广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积极转换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话语,多方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范式。其二,跨学科资源方面,打通思想史、思维科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群,进行综合开掘。其三,思维方式资源方面,以系统辩证法、多元对话思维等最新思维理念为审视基石,深入研究论题,发人之所未发。就后者来说,在研究线索上,该著非常重视概念辨析、纵横比较,十分注重来龙去脉、演变轨迹的梳理。前者的表现,如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理论的异同进行清晰区分;论述恩格斯典型理论时,以典型人物的典型与不够典型、现实主义的充分与不充分这两大问题为切入点,对典型环境的构成、典型人物的含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界定与梳理,多元对话思维的定义与描述,思维中介、平等性对话的设定与重视,都清晰入微。后者的体现,如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人性理论传统、异化理论、人道主义思想等,都进行了详细梳理与精要归纳,不少观点引人深思、启发良多,使其论述更具历史感、纵深感、厚重感。
第四,治学严谨,充满创新。恰如季水河在后记中写道的,2001年春节期间,“除正月初一、初二外几乎天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00年的《全国报刊目录索引》仔细地查阅了一遍,最后复印了两箱有关资料”,“几乎耗去了我三年的节假日和星期天,也几乎使我寝食难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凌晨5时就起床,深夜零点才休息”。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厚实的资料准备、如此执著的学术追求,才造就了该著治学严谨、充满创新的鲜明品格。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全书创见不断,新意迭出。比如,论述多种方法综合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统一”,指导原则要从唯物辩证法上升到系统辩证法;讨论多元对话思维时,以社会进步和文艺进步的复杂关系为例,强调其重要性,提出要充分重视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的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适用范围时,将其明确界定为“它还适用于指导和说明以塑造典型人物(性格)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叙事文艺作品”;批评一些理论家将“两结合”当成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时,指出其存在将特指对象普泛化、把可能性的预测现实化的误读;讨论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争时,从“体系”的三条衡量标准入手,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一种‘前体系’,或称‘潜体系’、‘准体系’”。研究“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异化时,从三个方面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某些思想观点的无限夸大和片面发展的产物”,“并不能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毫无关系”。另一方面,从形式来说,该著注重宏观分析与微观梳理的巧妙结合,语言大气、清晰、流畅、准确,十分讲究各级标题、段落主题句的提炼与制作,可谓精益求精。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该著选题重大、重点突出、视野开阔、创新不断,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鉴定为优秀结项等级,这些判断与评价都是十分准确、非常公允的。季水河目前正在主持其第二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二十世纪文论的变迁》,并已在《文学评论》、《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一大批高水平论文,我们期待他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