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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父母的梦魇：自己的孩子突然消失不见，再也不会出现，几天几年几十年过去了，然而他完全销声匿迹。有这样可怕经历的父母该如何继续生活？
父母最原始的恐惧
阿里夫的彩色三轮脚踏车孤零零地停靠在难民营的走廊里。他已经有一年多沒有骑它了，小小的座位上蒙上了一层灰。
莫慈达·伊斯迈利哭了，恐惧和不安折磨着她：她的孩子阿里夫在哪里？她已经期盼了那么久，希望有个踪迹，有点线索，有个答案。
去年4月4日，阿里夫在黑森州万夫里德市的游乐场失踪时，很快就要满5岁了。刚刚失去儿子的那些夜晚，伊斯迈利感觉自己生不如死。
24岁的伊斯迈利是阿富汗战争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在她面前被射杀，她13岁的小姑子因为没戴头巾就去取水而被淹死，伊斯迈利也经历了几个月的逃亡，才从昆都士成功逃到德国，并在伊朗最糟糕的条件下生下了她的第4个孩子。
直到2016年2月，她才和她30岁的丈夫阿卜杜拉以及孩子抵达黑森州哥廷根市东南部的这个小城。当地教区给他们分了3间房，他们和其他难民共用浴室和厨房。临屋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万夫里德——在这里，您能好好生活”。“我们本来充满希望。”伊斯迈利说。
她给我们看阿里夫的照片：这是一个有着小卷毛和灿烂笑容的男孩。那时她曾问警察：为何在这里，一个孩子会消失不见？在她看来，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安全。而慢慢地，她也知道了，陷入如此噩梦的并不止她一个。
这是父母最原始的恐惧：自己的孩子瞬间消失不见——遇难了，走丢了，被性犯罪分子、儿童贩子或是派孩子去人行道上小偷小摸的帮会抓走了……当孩子突然失踪，哪怕只是很短时间，父母脑中的恐慌都会大爆发。
2017年1月1日，联邦刑事局的失踪人口档案中记载有995个14岁以下儿童和1702个18岁以下青少年的名字，其中共有1063起案件是被父母中的一方带走了。本来无监护人的失踪未成年难民的数量也该计算在内，但是其实际数字不可考。很多人是去投奔亲戚了，却忘了去警局消除备案。
1月1日的数据是个瞬时数字。每天都有约200名新的失踪儿童登记在案，撤销记录的人数也差不多，因为失踪儿童几乎都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重新出现：侦破率达到99%。
但是少数名字长久地留在了警局的电脑中，这些孩子的命运至今不明，比如阿里夫·伊斯迈利、赫拉尔·埃尔坎、乔治娜·克鲁格尔和德比·萨森。
“他不是鸟，不会就那样飞走。”
2016年4月4日傍晚，伊斯迈利和她的孩子们在万夫里德的一个游乐场玩耍。她最后一次看到阿里夫时，他在30米开外的地方扯草玩，一片杂乱的芦苇丛将他和一条河流隔开。
18点过后不久，伊斯迈利回家了。到处都没看到阿里夫，但她并不担心，因为从游乐场到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阿里夫可能跟着哥哥去玩了。但是阿里夫没有回家。最开始伊斯迈利和丈夫一起找他，然后其他难民和牧师加入搜寻队伍，最后有人报了警。警察一直搜寻到深夜，还派出了搜救犬和声呐船。所有人都担心，阿里夫可能掉到河里去了，但伊斯迈利不这么认为。她说：“阿里夫非常怕水，不会靠近水。”
河流下游有3道栅栏，河里的漂浮物会悬在这里。自从阿里夫失踪之后，人们反复检查这些栅栏，然而什么都没发现，多次前来的尸体搜寻犬也一无所获。
“最开始我们以为是事故。”来自刑事局的警官米夏尔·荣格说，“但是越来越多的证人表示看到过一辆柏林牌照的可疑黑色宝马X5汽车，那就不能排除孩子是被拐走了。”
4月4日，这辆宝马车出现在了万夫里德的3个地方：墓地、市政厅以及中午的难民营门口。目击证人说，这辆仪表盘上挂着串念珠的SUV停在了斑马线上，一个有着金色长发的苗条女人——可能是东欧人，不久后从楼里走了出来，坐上了副驾驶位。据调查，她到难民营没有拜访任何人，但是她可能看到了正在屋前骑三轮脚踏车的阿里夫。
证人的描述不足以再现当时的情景，但警察得知了SUV司机的几点信息：面相不善，鹰钩鼻，灰白的头发，60-70岁。
在网络、报纸和寻人启事小广告上公开画像后，警方收获了120条信息。年老的柏林宝马X3和X5车主遭到警方排查，然而仍然一无所获。“这种情况有多种犯罪可能，”荣格说，“比如无孩夫妻购买孩子，或是有性或宗教背景的刑事犯罪。”
阿里夫的父母也受到了审查。当有孩子失踪时，父母总是审查对象。阿里夫真的是他们的孩子吗？伊斯迈利夫妇是为另一个家庭将孩子带到德国，现在是将他交给了他们吗？阿里夫可能是藏在朋友或亲戚那里，以便提高在德国获得永久居住权的机会吗？然而警方一一排除了这些可能。
伊斯迈利夫妇认为这是拐骗。他们相信阿里夫还活着，甚至就在他们附近。“只在非常偶尔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才会出现‘阿里夫已经死了’的可怕想法。我不想相信，我的儿子不会再回来了。他不是鸟，不会就那样飞走。”
“甚至没有坟墓可供我们哀悼。”
汉堡警局一个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个高高的淡棕色纸袋，调查员福尔克·科瓦斯特从物证室中把它拿了过来。上面的红字写着“州刑事局44号”和“保管”，黑字写着“赫拉尔·埃尔坎”。科瓦斯特拿出一件黑灰色的带兜帽夹克、一件牛仔裤和一双平底鞋。“和赫拉尔失踪时穿的一样。”他说。纸袋中还有两个发夹，一个黄色，一个红色。赫拉尔的母亲在寻找女儿时找到并认出了它们。除此之外，她只找到了一只耳环。
赫拉尔只是想去买个口香糖，就再也没有回来。
1999年2月27日，这个10岁的女孩在市区走丢。当时科瓦斯特在当地刑事局负责性犯罪案件。他关注尘封的未破案件，重新审查所有文件。关于赫拉尔的文件有100多份，还有不少电子资料，其中大部分都存储在科瓦斯特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他和一个警局心理专家仍与女孩家人保持着紧密联系。 赫拉尔一家居住的那栋9层大楼离超市只有100米。在她从超市回家的路上，路边的蔬菜商看到她经过，她只需要再通过一个小停车场，穿过斯普雷河街就到家了。两个公交车司机在停车场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强壮男人挽着一个和赫拉尔同龄的女孩。他们深刻地记得这一幕，是因为那个人和这个小小的黑发女孩一点都不搭。那是赫拉尔吗？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赫拉尔的母亲找到了她的發夹和耳环。
对停车场进行地毯式严密搜寻之后，警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线索：没有血迹、头发和皮屑的痕迹。科瓦斯特说：“我们认为赫拉尔成为了一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罪犯很可能把赫拉尔拉进汽车，先是把她带进了附近的一间公寓，最后可能把她埋了起来。”
过去18年间，有人表示在比利时一家妓院看到过这个女孩，有人告发自己的邻居，甚至还有个人认罪了。那是2005年，因多次虐待儿童被判刑，直到今天仍然待在奥克森措尔司法精神病院的迪尔克承认自己谋杀了赫拉尔，但是不久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即使是最先进的刑侦技术也无法证明是他犯下的案件。“不能排除他只是想引人注目。”科瓦斯特说。在迪尔克推翻自己的供词后，警方又对他进行了超过100个小时的审讯，仍然一无所获。
赫拉尔失踪几个月后，另一个性犯罪者进入了审查中心，他于1999年5月在超市前拐走一个女孩并强奸了她。调查员将他汽车上发现的血迹和赫拉尔的DNA进行比对，然而并不相符。“我们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他和赫拉尔失踪案有关。”科瓦斯特说，“赫拉尔的家人自此认为凶手就是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但其实也可能是其他人。”
科瓦斯特和同事从来没有放弃调查赫拉尔案：“我们绝不会中断调查，哪怕一再从零开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案宗，搜索，查看数据库，关注每起新案件是否与赫拉尔案相关。直到今天，18年过去了，我们仍在寻找证人和目击者。”
他们也在寻找当年的一个证人。1999年2月3日，赫拉尔失踪一周后，约下午5点，一个男人打电话给赫拉尔的父母，要求他们单独前往一个基督教堂，不能通知警方。他能告诉他们赫拉尔在哪儿。这次会面没有成功，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教堂中有警察进行其他执法任务。那个男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可能只是想从中牟利，”科瓦斯特说，“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真正知道点什么的证人。”
汉堡西部的一个小公寓。访谈刚开始几分钟，我们就能清楚地感觉到，对于赫拉尔的家人来说，要接受这个现实有多么困难，哪怕是在这么多年过后。
妹妹失踪时，阿巴斯·埃尔坎12岁。“我带着痛苦和对未知犯人的巨大愤怒长大。是谁从我们身边抢走了赫拉尔？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已经对赫拉尔仍然活着不抱希望，但始终认为凶手应该告诉我们，他对赫拉尔做了什么。也许他该表现出悔意，给我们急需的答案。没有什么比这种未知更糟糕。”
赫拉尔的父亲说：“对我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件事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痛苦仍然清晰。我们从来没有和赫拉尔说过再见，直到今天也没有坟墓可供我们哀悼。我想至少找到她的尸体。”
直到今天，埃尔坎一家都从不在家里挂赫拉尔的照片，她的一些东西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包括她写给母亲的诗。
失踪时，赫拉尔10岁。青少年比儿童的失踪率更高，就算找到，需要的时间一般也更长。他们常常是离家出走，冒着被抢劫或被强奸的风险，在废弃建筑、公园或火车站过夜。青少年离家往往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上学的兴趣，或是有恋爱苦恼，在网上认识了某个人，和父母吵架了，违反了某项禁令，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长期争吵、打架。很多人缺爱或帮助，有些则只是喜欢冒险。
去年，仅仅柏林就有4027个青少年失踪。对此负责的警官乌尔里克·罗洛夫自己就有两个女儿，分别15岁和18岁。他有时候会很担心她们。“我比一般父母更容易胡思乱想，因为我知道可能发生什么。”罗洛夫的女儿们很早就知道罪犯引诱儿童的伎俩，她们的母亲总在告诉她们类似案例。直到今天，如果她们想在外过夜，都要留下住宿的地址、电话和朋友姓名。
乌尔里克·罗洛夫可以讲很多悲伤的故事：那些不愿意待在家里的儿童和青少年，那些甚至没为孩子的失踪报警的不在意孩子死活的父母。罗洛夫说：“很多失踪青少年的家庭关系紧张，或是生活在孤儿院中，但有时也有条件很好，家庭幸福美满的孩子。”
“她可能在某个美好的地方生活。”
14岁柏林女孩乔治娜的家庭就很美满，她和妈妈、祖母、姐姐一起生活。她没有恋爱烦恼，也没有学业问题。她喜欢宝莱坞电影，和很多同龄女孩一样想成为演员。但是2006年9月25日，乔治娜失踪了。和往常一样，她在放学后搭乘M27路公交车回家，下车地点离家只有200米。那时是13点50分。14点，她的手机关机了，自那以后就消失了踪迹。这是柏林历史上最离奇的失踪案之一，警察一直没有查清在这短短的10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到处寻找这个漂亮的姑娘，但她就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她的手机信息和网络数据也都没什么异常。
警方认为，乔治娜是自愿跟某人走了或是上了车。“可能是个熟人，或是一个陌生人和她搭话，激发了她的好奇心，让她上了车。”负责该案件的警官贝恩哈特·亚斯说，“可能有人许诺给她成为模特或电影演员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是暴力拖拽，在那个时段喧闹的街上，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
乔治娜的母亲将另一个女儿养大，这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她表示，只要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就相信乔治娜已经成为了一名演员，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找她的地方，可能在美国或印度——宝莱坞电影的国度。
“我想活着，因为我相信德比也还活着。”
达哥玛·方科的小女儿德比·萨森于1996年2月13日在杜塞尔多夫城区的放学路上失踪。这个8岁的小女孩身高1米2，穿着红色羽绒服、红色裙子和红色连裤袜，直到今天仍然毫无踪迹。
约12点，背着书包的德比在学校后门不远处被同学看到，那里离她家只有900米。
3年半之后，达哥玛19岁的大女儿阿尼塔上吊自杀了，达哥玛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柱。说起自己的两个女儿，她表示：“我为阿尼塔感到悲伤。在她自杀后，我还在法医那里见了她一面。我不为德比感到悲伤，只有在我确定她不在人世之后，我才会为她流泪。但是如果她不在了，我应该能感觉到对不对？我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她还活着。”
1996年2月13日，她给了自己仍在熟睡的女儿一个吻，掀开了她的被子。“亲爱的，再见。”她和往常一样说道。她深深地记得这个场景，清晰得如同拍下了照片。大约半小时后德比走出了家门。达哥玛12点半下班回到家之时，德比本应到家了。
然而德比没有回家，这天没有，之后的那天也没有。“一个警察对我说：放弃吧，她肯定死了。”达哥玛大声哭喊，不断抽泣。她躺在德比的床上，想闻到她的气味；她爬进她的衣柜，想感受到她的存在。“慢慢的，我的灵魂支离破碎了。”安定，酒精，毁灭……达哥玛越来越无法忍受等待和对德比的担忧。她一度瘦得只有34公斤。
后来达哥玛又有了两个孩子，算是有了新的希望和安慰。她想，生活可能就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直到阿尼塔自杀。“阿尼塔最不能理解德比的失踪，她对这个会发生这样事情的世界充满愤怒。她比我更极端，至少我不会自杀。”
一个母亲能忍受多少痛苦？“德比失踪的时间越长，我的情况就越糟糕。”达哥玛说。她怪自己没有去学校接女儿放学。“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原谅自己。我也应该多陪陪阿尼塔的。”
阿尼塔死后，达哥玛将自己的两个小女儿送回了前夫那里，自己则逃往了波罗的海。“那时我很具体地想过自杀，并且想带上孩子一起死。如果我没离开，这出家庭悲剧可能就已经上演了。”
达哥玛抗争了多年，为找到合适的疗法，也为在受到命运如此残酷的打击之后生存下去。几年前，她又一次精神崩溃，吞下安眠药，喝下烈性黑啤，走进了波罗的海。海洋救生员把她从冰冷的海水中救了起来。几个月前，自杀的想法再次来袭，达哥玛马上去医院寻求帮助。她说：“我想活着，因为我相信德比也还活着。”
[译自德国《明星》]
父母最原始的恐惧
阿里夫的彩色三轮脚踏车孤零零地停靠在难民营的走廊里。他已经有一年多沒有骑它了，小小的座位上蒙上了一层灰。
莫慈达·伊斯迈利哭了，恐惧和不安折磨着她：她的孩子阿里夫在哪里？她已经期盼了那么久，希望有个踪迹，有点线索，有个答案。
去年4月4日，阿里夫在黑森州万夫里德市的游乐场失踪时，很快就要满5岁了。刚刚失去儿子的那些夜晚，伊斯迈利感觉自己生不如死。
24岁的伊斯迈利是阿富汗战争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在她面前被射杀，她13岁的小姑子因为没戴头巾就去取水而被淹死，伊斯迈利也经历了几个月的逃亡，才从昆都士成功逃到德国，并在伊朗最糟糕的条件下生下了她的第4个孩子。
直到2016年2月，她才和她30岁的丈夫阿卜杜拉以及孩子抵达黑森州哥廷根市东南部的这个小城。当地教区给他们分了3间房，他们和其他难民共用浴室和厨房。临屋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万夫里德——在这里，您能好好生活”。“我们本来充满希望。”伊斯迈利说。
她给我们看阿里夫的照片：这是一个有着小卷毛和灿烂笑容的男孩。那时她曾问警察：为何在这里，一个孩子会消失不见？在她看来，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安全。而慢慢地，她也知道了，陷入如此噩梦的并不止她一个。
这是父母最原始的恐惧：自己的孩子瞬间消失不见——遇难了，走丢了，被性犯罪分子、儿童贩子或是派孩子去人行道上小偷小摸的帮会抓走了……当孩子突然失踪，哪怕只是很短时间，父母脑中的恐慌都会大爆发。
2017年1月1日，联邦刑事局的失踪人口档案中记载有995个14岁以下儿童和1702个18岁以下青少年的名字，其中共有1063起案件是被父母中的一方带走了。本来无监护人的失踪未成年难民的数量也该计算在内，但是其实际数字不可考。很多人是去投奔亲戚了，却忘了去警局消除备案。
1月1日的数据是个瞬时数字。每天都有约200名新的失踪儿童登记在案，撤销记录的人数也差不多，因为失踪儿童几乎都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重新出现：侦破率达到99%。
但是少数名字长久地留在了警局的电脑中，这些孩子的命运至今不明，比如阿里夫·伊斯迈利、赫拉尔·埃尔坎、乔治娜·克鲁格尔和德比·萨森。
“他不是鸟，不会就那样飞走。”
2016年4月4日傍晚，伊斯迈利和她的孩子们在万夫里德的一个游乐场玩耍。她最后一次看到阿里夫时，他在30米开外的地方扯草玩，一片杂乱的芦苇丛将他和一条河流隔开。
18点过后不久，伊斯迈利回家了。到处都没看到阿里夫，但她并不担心，因为从游乐场到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阿里夫可能跟着哥哥去玩了。但是阿里夫没有回家。最开始伊斯迈利和丈夫一起找他，然后其他难民和牧师加入搜寻队伍，最后有人报了警。警察一直搜寻到深夜，还派出了搜救犬和声呐船。所有人都担心，阿里夫可能掉到河里去了，但伊斯迈利不这么认为。她说：“阿里夫非常怕水，不会靠近水。”
河流下游有3道栅栏，河里的漂浮物会悬在这里。自从阿里夫失踪之后，人们反复检查这些栅栏，然而什么都没发现，多次前来的尸体搜寻犬也一无所获。
“最开始我们以为是事故。”来自刑事局的警官米夏尔·荣格说，“但是越来越多的证人表示看到过一辆柏林牌照的可疑黑色宝马X5汽车，那就不能排除孩子是被拐走了。”
4月4日，这辆宝马车出现在了万夫里德的3个地方：墓地、市政厅以及中午的难民营门口。目击证人说，这辆仪表盘上挂着串念珠的SUV停在了斑马线上，一个有着金色长发的苗条女人——可能是东欧人，不久后从楼里走了出来，坐上了副驾驶位。据调查，她到难民营没有拜访任何人，但是她可能看到了正在屋前骑三轮脚踏车的阿里夫。
证人的描述不足以再现当时的情景，但警察得知了SUV司机的几点信息：面相不善，鹰钩鼻，灰白的头发，60-70岁。
在网络、报纸和寻人启事小广告上公开画像后，警方收获了120条信息。年老的柏林宝马X3和X5车主遭到警方排查，然而仍然一无所获。“这种情况有多种犯罪可能，”荣格说，“比如无孩夫妻购买孩子，或是有性或宗教背景的刑事犯罪。”
阿里夫的父母也受到了审查。当有孩子失踪时，父母总是审查对象。阿里夫真的是他们的孩子吗？伊斯迈利夫妇是为另一个家庭将孩子带到德国，现在是将他交给了他们吗？阿里夫可能是藏在朋友或亲戚那里，以便提高在德国获得永久居住权的机会吗？然而警方一一排除了这些可能。
伊斯迈利夫妇认为这是拐骗。他们相信阿里夫还活着，甚至就在他们附近。“只在非常偶尔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才会出现‘阿里夫已经死了’的可怕想法。我不想相信，我的儿子不会再回来了。他不是鸟，不会就那样飞走。”
“甚至没有坟墓可供我们哀悼。”
汉堡警局一个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个高高的淡棕色纸袋，调查员福尔克·科瓦斯特从物证室中把它拿了过来。上面的红字写着“州刑事局44号”和“保管”，黑字写着“赫拉尔·埃尔坎”。科瓦斯特拿出一件黑灰色的带兜帽夹克、一件牛仔裤和一双平底鞋。“和赫拉尔失踪时穿的一样。”他说。纸袋中还有两个发夹，一个黄色，一个红色。赫拉尔的母亲在寻找女儿时找到并认出了它们。除此之外，她只找到了一只耳环。
赫拉尔只是想去买个口香糖，就再也没有回来。
1999年2月27日，这个10岁的女孩在市区走丢。当时科瓦斯特在当地刑事局负责性犯罪案件。他关注尘封的未破案件，重新审查所有文件。关于赫拉尔的文件有100多份，还有不少电子资料，其中大部分都存储在科瓦斯特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他和一个警局心理专家仍与女孩家人保持着紧密联系。 赫拉尔一家居住的那栋9层大楼离超市只有100米。在她从超市回家的路上，路边的蔬菜商看到她经过，她只需要再通过一个小停车场，穿过斯普雷河街就到家了。两个公交车司机在停车场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强壮男人挽着一个和赫拉尔同龄的女孩。他们深刻地记得这一幕，是因为那个人和这个小小的黑发女孩一点都不搭。那是赫拉尔吗？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赫拉尔的母亲找到了她的發夹和耳环。
对停车场进行地毯式严密搜寻之后，警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线索：没有血迹、头发和皮屑的痕迹。科瓦斯特说：“我们认为赫拉尔成为了一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罪犯很可能把赫拉尔拉进汽车，先是把她带进了附近的一间公寓，最后可能把她埋了起来。”
过去18年间，有人表示在比利时一家妓院看到过这个女孩，有人告发自己的邻居，甚至还有个人认罪了。那是2005年，因多次虐待儿童被判刑，直到今天仍然待在奥克森措尔司法精神病院的迪尔克承认自己谋杀了赫拉尔，但是不久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即使是最先进的刑侦技术也无法证明是他犯下的案件。“不能排除他只是想引人注目。”科瓦斯特说。在迪尔克推翻自己的供词后，警方又对他进行了超过100个小时的审讯，仍然一无所获。
赫拉尔失踪几个月后，另一个性犯罪者进入了审查中心，他于1999年5月在超市前拐走一个女孩并强奸了她。调查员将他汽车上发现的血迹和赫拉尔的DNA进行比对，然而并不相符。“我们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他和赫拉尔失踪案有关。”科瓦斯特说，“赫拉尔的家人自此认为凶手就是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但其实也可能是其他人。”
科瓦斯特和同事从来没有放弃调查赫拉尔案：“我们绝不会中断调查，哪怕一再从零开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案宗，搜索，查看数据库，关注每起新案件是否与赫拉尔案相关。直到今天，18年过去了，我们仍在寻找证人和目击者。”
他们也在寻找当年的一个证人。1999年2月3日，赫拉尔失踪一周后，约下午5点，一个男人打电话给赫拉尔的父母，要求他们单独前往一个基督教堂，不能通知警方。他能告诉他们赫拉尔在哪儿。这次会面没有成功，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教堂中有警察进行其他执法任务。那个男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可能只是想从中牟利，”科瓦斯特说，“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真正知道点什么的证人。”
汉堡西部的一个小公寓。访谈刚开始几分钟，我们就能清楚地感觉到，对于赫拉尔的家人来说，要接受这个现实有多么困难，哪怕是在这么多年过后。
妹妹失踪时，阿巴斯·埃尔坎12岁。“我带着痛苦和对未知犯人的巨大愤怒长大。是谁从我们身边抢走了赫拉尔？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已经对赫拉尔仍然活着不抱希望，但始终认为凶手应该告诉我们，他对赫拉尔做了什么。也许他该表现出悔意，给我们急需的答案。没有什么比这种未知更糟糕。”
赫拉尔的父亲说：“对我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件事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痛苦仍然清晰。我们从来没有和赫拉尔说过再见，直到今天也没有坟墓可供我们哀悼。我想至少找到她的尸体。”
直到今天，埃尔坎一家都从不在家里挂赫拉尔的照片，她的一些东西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包括她写给母亲的诗。
失踪时，赫拉尔10岁。青少年比儿童的失踪率更高，就算找到，需要的时间一般也更长。他们常常是离家出走，冒着被抢劫或被强奸的风险，在废弃建筑、公园或火车站过夜。青少年离家往往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上学的兴趣，或是有恋爱苦恼，在网上认识了某个人，和父母吵架了，违反了某项禁令，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长期争吵、打架。很多人缺爱或帮助，有些则只是喜欢冒险。
去年，仅仅柏林就有4027个青少年失踪。对此负责的警官乌尔里克·罗洛夫自己就有两个女儿，分别15岁和18岁。他有时候会很担心她们。“我比一般父母更容易胡思乱想，因为我知道可能发生什么。”罗洛夫的女儿们很早就知道罪犯引诱儿童的伎俩，她们的母亲总在告诉她们类似案例。直到今天，如果她们想在外过夜，都要留下住宿的地址、电话和朋友姓名。
乌尔里克·罗洛夫可以讲很多悲伤的故事：那些不愿意待在家里的儿童和青少年，那些甚至没为孩子的失踪报警的不在意孩子死活的父母。罗洛夫说：“很多失踪青少年的家庭关系紧张，或是生活在孤儿院中，但有时也有条件很好，家庭幸福美满的孩子。”
“她可能在某个美好的地方生活。”
14岁柏林女孩乔治娜的家庭就很美满，她和妈妈、祖母、姐姐一起生活。她没有恋爱烦恼，也没有学业问题。她喜欢宝莱坞电影，和很多同龄女孩一样想成为演员。但是2006年9月25日，乔治娜失踪了。和往常一样，她在放学后搭乘M27路公交车回家，下车地点离家只有200米。那时是13点50分。14点，她的手机关机了，自那以后就消失了踪迹。这是柏林历史上最离奇的失踪案之一，警察一直没有查清在这短短的10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到处寻找这个漂亮的姑娘，但她就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她的手机信息和网络数据也都没什么异常。
警方认为，乔治娜是自愿跟某人走了或是上了车。“可能是个熟人，或是一个陌生人和她搭话，激发了她的好奇心，让她上了车。”负责该案件的警官贝恩哈特·亚斯说，“可能有人许诺给她成为模特或电影演员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是暴力拖拽，在那个时段喧闹的街上，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
乔治娜的母亲将另一个女儿养大，这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她表示，只要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就相信乔治娜已经成为了一名演员，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找她的地方，可能在美国或印度——宝莱坞电影的国度。
“我想活着，因为我相信德比也还活着。”
达哥玛·方科的小女儿德比·萨森于1996年2月13日在杜塞尔多夫城区的放学路上失踪。这个8岁的小女孩身高1米2，穿着红色羽绒服、红色裙子和红色连裤袜，直到今天仍然毫无踪迹。
约12点，背着书包的德比在学校后门不远处被同学看到，那里离她家只有900米。
3年半之后，达哥玛19岁的大女儿阿尼塔上吊自杀了，达哥玛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柱。说起自己的两个女儿，她表示：“我为阿尼塔感到悲伤。在她自杀后，我还在法医那里见了她一面。我不为德比感到悲伤，只有在我确定她不在人世之后，我才会为她流泪。但是如果她不在了，我应该能感觉到对不对？我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她还活着。”
1996年2月13日，她给了自己仍在熟睡的女儿一个吻，掀开了她的被子。“亲爱的，再见。”她和往常一样说道。她深深地记得这个场景，清晰得如同拍下了照片。大约半小时后德比走出了家门。达哥玛12点半下班回到家之时，德比本应到家了。
然而德比没有回家，这天没有，之后的那天也没有。“一个警察对我说：放弃吧，她肯定死了。”达哥玛大声哭喊，不断抽泣。她躺在德比的床上，想闻到她的气味；她爬进她的衣柜，想感受到她的存在。“慢慢的，我的灵魂支离破碎了。”安定，酒精，毁灭……达哥玛越来越无法忍受等待和对德比的担忧。她一度瘦得只有34公斤。
后来达哥玛又有了两个孩子，算是有了新的希望和安慰。她想，生活可能就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直到阿尼塔自杀。“阿尼塔最不能理解德比的失踪，她对这个会发生这样事情的世界充满愤怒。她比我更极端，至少我不会自杀。”
一个母亲能忍受多少痛苦？“德比失踪的时间越长，我的情况就越糟糕。”达哥玛说。她怪自己没有去学校接女儿放学。“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原谅自己。我也应该多陪陪阿尼塔的。”
阿尼塔死后，达哥玛将自己的两个小女儿送回了前夫那里，自己则逃往了波罗的海。“那时我很具体地想过自杀，并且想带上孩子一起死。如果我没离开，这出家庭悲剧可能就已经上演了。”
达哥玛抗争了多年，为找到合适的疗法，也为在受到命运如此残酷的打击之后生存下去。几年前，她又一次精神崩溃，吞下安眠药，喝下烈性黑啤，走进了波罗的海。海洋救生员把她从冰冷的海水中救了起来。几个月前，自杀的想法再次来袭，达哥玛马上去医院寻求帮助。她说：“我想活着，因为我相信德比也还活着。”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