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至今，已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第七届到第十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共18年;如果加上我此前担任杭州市政协委员，那就将近有30年了，算是个“老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是政治责任，我在政协组织这个大家庭中，认真学习，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努力深入实际，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下面谈谈我作为政协委员对多党合作的一些体会。
我所就职的民进，是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参加了筹建人民政协的各项活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拥护，揭开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在香港当即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表达他对即将到来的人民胜利由衷的喜悦。他体会“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是对独裁政权的“檄文”。5月5日，马叙伦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他以民进名义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1948年5月，马叙伦著文对即将开始的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对新政协的性质作了阐述，认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为什么从“五一口号”讲起？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尚未结束，但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蒋家军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全国性的胜利比预期的要提前到来。毛主席开始筹划建立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到残酷迫害的民主进步力量、爱国民主人士不少人避难香港。很多党派领导人都是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响应“五一口号”也成为鉴别民主党派的试金石和分界线，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拥护人民民主政权，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新的人民政府。从这里讲起就是我们的初心。
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中共中央分四批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接到东北解放区，将各地的代表性人士接到西柏坡，当时称这批人为“特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和他们共商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政协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时民进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8人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代表，郑振铎作为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教育界的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工商界的候补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我讲几个小故事。首先，在建立新中国的筹备过程中，国庆日和国歌的由来与民进有着紧密的关系。
关于国歌的故事
2017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在建立新中国的筹备过程中，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热烈。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在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这段故事已被写进了《毛泽东传》。
两天以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刻起光荣诞生。
关于国庆日的故事
不光是国歌，国庆日的确定也有一段和民进有关的故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马叙伦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老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曾两次写信给马老，一次是在1950年6月19日，一次是在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信中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关于学生的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951年7月，政务院召开政务会议，专门讨论学生健康问题，马老也参加了，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由此可见，马叙伦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人民政协工作，有职有权履行职责，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和他们是同舟共济的亲密朋友。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在筹建新中国的宏伟事业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留青史，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民进为恢复设立教师节奋力建言
民进曾前后经过五年的努力，提议建立教师节。民进一贯提倡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确立教师节可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1981年11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民进17位委员联名提出《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这个提案编号为170号。17名提案人中，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提案的起草人是方明，他是1949年加入民进的老会员，民进中央常委，同时又担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高度重视这个提案，及时给出了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等19位民进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交《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656号。全国政协在审查意见中，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后，9月，中宣部辦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政协一次会议方明等同志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2月，由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宣部。1984年10月，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中共中央领导对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的请示分别圈阅。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
最终，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经过民进中央和社会各界5年的努力，教师们便有了自己的节日。
我在政协的难忘经历
我在民进中央机关工作，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深深体会到多党合作在人民政协中，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进主要成员是教育、文化、出版界人士，长期关心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从历史发展过程说，由于经济基础的制约，我国教育事业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重经济轻教育的观念也普遍存在，教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问题又关系每个家庭，人们对教育的期望、渴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不时引发社会的不满。
解决教育问题又是十分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需要逐步推进。多年来，政协和民进，首先是呼吁制定“义务教育法”，接着呼吁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呼吁建立“教师节”，呼吁解决欠发教师工资问题，呼吁要加强发展职业教育等等。每一次对这些问题的呼吁、建议、提案，都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一直认为，政协工作不仅是为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解决问题。教育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容易解决，而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困难就比较多了。要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首先要关心这些地区教育的困境。我多次参加政协的委员视察、专题调查、提案办理调研，都主张深入到这些边远地区，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才能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994年5月，我参加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丁石孙带队的“农村义务教育调查组”，选择贵州省普定县、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长顺县深入调研。这三个县都是麻山地区的贫困县，所谓麻山地区就是喀斯特岩溶山区，这些地区裸露着石山，山上无土，雨水无法积存，都随着溶岩流到地底下去了。当地农民由于缺地缺水，生活极其困难。有一天，我们要到长顺县睦化乡看一所小学，吉普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最后没路了，只能下车步行，山石台阶小路，忽上忽下，高低不平，路湿地滑，丁石孙副主席还滑了一跤，稍加休息，才勉强前行。我们来到了斗篷村小学，这是一处土房子，一半是村委会的办公室，另一半是教室。教室内只有一块破旧的小黑板，几张双人桌，学生上课要自带凳子。53岁的吴文扬是该校唯一的教师，他是一位民办教师，每月工资40元。据他介绍，已在这里坚持了27年，就是盼望能有朝一日转为正式教师，才可有退休的保障。该村入学适龄儿童有60名，现在学生不到20名，主要是家长交不起学杂费，教学水平不高，将来也考不上中学，不如早点务农务工。
我们在这三个县，前后考察了近30所小学、中学和教学点，破旧的危房、残缺的桌椅，令我们心酸。有的没有桌子，只用砖块搭一块木板当桌子。有的没有凳子，学生趴在木板上写作业。看到女教师背着两岁的女儿站着上课。到了一所学校，没看到教师，马上派人去把正在种田的教师找来，这人一身泥土，名副其实的“赤脚教师”。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教师苦教，学生苦学，令我们十分感动。当时虽说是“义务教育”，每个学生仍要交杂费、书本费50元，对全年人均只有140元收入的农民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辍学，尤其是女童辍学严重。 还有一次调研，2004年5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的普及农村义务教育调研组，来到乌蒙山区云南昭通市的彝良县和镇雄县，听取市、县两级教育部门的汇报，深入考察8所小学和中学，不仅同教师学生座谈，还访问农家，听取学生家长意见。发现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困难很大，资金缺口大、负担重、危房多，有的借用废弃的公房上课，屋顶漏雨，窗户用塑料布遮挡，图书、教学设备奇缺，初中生辍学严重，特别是女童失学多。教师由于人手不足，大班额问题突出，曾见到小学一个班131人在上课，后排学生已基本看不到黑板。当时明确，搞好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但缺乏有效机制，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光靠贫困地区自身是解决不了的。亲眼看到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山区学生上学单程要走两个小时，冬天，天不亮打着火把上学。有的寄宿生一个床要睡两个人，有的没有床睡地铺，还要自带粮食，用三块砖搭个临时灶做饭，吃的是干咸菜。
我们看到乡里墙上刷的标语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实际情况是做不到。最根本的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当时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是“以县为主”，一位管教育的副县长说，我们已把一半的财政收入用到教育上了，我们怎么负担得起？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1.中央财政承担教师工资的支出;2.省级财政负责学校危房改造;3.县级财政负责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这个方案大家认为可以接受。我们还呼吁要加大对寄宿学校的投入，增加学生的伙食补助，从而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由于了解当时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参政议政就有针对性，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有的意见由党派的领导人直接向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当面反映;有的以党派的名义进行大会发言或提出提案，督促有关部门解决。有人说，政协只是“动动嘴”“说了也白说”。我的实际体会是，不要小看了这个“话语权”，政协的“动动嘴”确实在政策决策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发展纲要”早就规定，要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后又规定要在2000年达到这个目标。但这个目标迟迟没有兑现，政协委员、民进中央每年一再提这个问题，曾向三届国务院总理当面提出过，在社会各界努力推动下，到2012年教育经费投入终于达到了4%。对于教师欠薪问题、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大中城市教育均衡化问题、重视职业教育问题，都是一再坚持提出，才逐步有了改善。当然，民进也尽可能根据自身优势，多办实事，民进多年来定点扶贫支教，选派优秀教师到老少边穷地区讲学，帮助培训当地教师;组织贫困地区青少年到大城市进行职业培训;推动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些年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增长，学校面貌明显改善，教师的地位和收入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可以欣慰地说，这里面包含了民进和广大政协委员的一份辛勤付出。
环境保护也是我多年关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都偏重于经济的发展，一般对环境问题不太重视，走的是一条“先经济，后环保”“先发展，再治理”的路。我们从政协委员的角度，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我曾多次到云南考察高山湖泊的治理。昆明的滇池，因围湖造田，網箱养殖，周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流入，已污染成4类至5类的水质，湖水上面是绿油油的一层富氧化物，看了都让人恶心，不要说不能饮用，船都开不进去。高山湖泊的水，自净能力很差，滇池的水全部换一遍，需要五年时间。我们当年的调研考察，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关闭了滇池周围的电镀厂、造纸厂、制革厂等，禁止网箱养鱼，投入几十亿在西山方向打了一个隧道，引入新水进来冲刷滇池污水。昆明市建造污水处理厂，截住生活污水，使其不再排入滇池;还建议成立治理滇池的专门机构，管理、协调治理问题。据我所知，投入了大量资金，采用了多种科技手段，经过多年努力，滇池水质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大家才认识到，水环境是污染容易、治理难，“先经济，后环保”“先发展，再治理”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在云南还考察了洱海、抚仙湖等水环境情况，那时洱海水质在2～3类之间，我们一再呼吁不能再把洱海、抚仙湖搞成滇池那样，要严控周围环境发展，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高原湖泊水质。
我到江苏考察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问题，当年太湖红藻几次暴发，影响到生产、生活、旅游。太湖周边分属几个省、地市，各地职责不清，治理是一大难点。我们考察安徽巢湖，同样遇到流域治理职责问题。我们对环保机制的建立、保障措施的落实，进行过深入的座谈了解。记得我们提出过三条建议：1.环保问题涉及经济利益，光靠自觉是不行的，环保机构受同级党委领导，自己监督自己，开展执法检查工作会有一定的困难，建议环保机构还应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业务领导。2.建议环保部设立地区性环保中心，以督促协调大江大湖跨省区的、流域性的环保治理问题。3.建议给环保部门一定的执法权，如建立环保督查大队。这些意见先后被吸收采纳。
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环保事业的认识也在提高。中共中央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科学发展观”理念，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极大提高，环境面貌也有了显著改善，这其中同样有民进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呼吁，发挥推动、监督的作用。
多年来，我在民进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段时期还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专委会副主任，在长期工作、履职实践中，民进和政协的工作性质作用是相通相融、相互促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政协中有了具体体现，我个人在这中间既受到了教育锻炼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回顾担任政协委员难忘的历程，我对人民政协中的多党合作加深了认识和体会：
人民政协是实现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政协这个组织中，一起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协协调各党派、各阶层发挥各自的特色，各展其长，各负其责，献计出力，形成合力。政协就是团结民主的大家庭，合作共事的大集体。我把政协工作的安排，带到民进工作中去;在民进工作安排中，尽可能和政协配合。我把党派的意见、建议、提案，带到政协的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办公会议上，这也是在履行多党合作的职责。
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场所。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所以说政协是个人才库、智囊团。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宗教、不同行业、不同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聚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多部门、多角度同台协商，政协内部就贯彻了民主协商的精神。民主协商，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依照国情民情，针对建设发展中的重点、难点，“把好脉，开好方，治好病”，风雨同舟、万众一心，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协就发挥着这种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的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影响到最高层的决策，关系到政策措施的落实。政协工作大有可为。
人民政协是反映民意、议政立言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不是立法机构，也不是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个议政、咨询、监督机构。人民政协的议政，立意要高，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尽可能对一些根本性、前瞻性问题，谋全局、议大事，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政协长期形成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风气，接地气，讲真话，少讲官话、套话，不讲假话。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百姓群众的真实需求。抓住问题，锲而不舍，力求取得实效。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从长远出发，议政立言，当作今后努力的目标。
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人民政协走过的光辉历程，面对未来，相信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必将谱写出新的篇章。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
我所就职的民进，是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参加了筹建人民政协的各项活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拥护，揭开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在香港当即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表达他对即将到来的人民胜利由衷的喜悦。他体会“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是对独裁政权的“檄文”。5月5日，马叙伦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他以民进名义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1948年5月，马叙伦著文对即将开始的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对新政协的性质作了阐述，认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为什么从“五一口号”讲起？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尚未结束，但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蒋家军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全国性的胜利比预期的要提前到来。毛主席开始筹划建立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到残酷迫害的民主进步力量、爱国民主人士不少人避难香港。很多党派领导人都是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响应“五一口号”也成为鉴别民主党派的试金石和分界线，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拥护人民民主政权，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新的人民政府。从这里讲起就是我们的初心。
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中共中央分四批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接到东北解放区，将各地的代表性人士接到西柏坡，当时称这批人为“特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和他们共商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政协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时民进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8人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代表，郑振铎作为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教育界的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工商界的候补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我讲几个小故事。首先，在建立新中国的筹备过程中，国庆日和国歌的由来与民进有着紧密的关系。
关于国歌的故事
2017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在建立新中国的筹备过程中，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热烈。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在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这段故事已被写进了《毛泽东传》。
两天以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刻起光荣诞生。
关于国庆日的故事
不光是国歌，国庆日的确定也有一段和民进有关的故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马叙伦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老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曾两次写信给马老，一次是在1950年6月19日，一次是在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信中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关于学生的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951年7月，政务院召开政务会议，专门讨论学生健康问题，马老也参加了，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由此可见，马叙伦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人民政协工作，有职有权履行职责，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和他们是同舟共济的亲密朋友。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在筹建新中国的宏伟事业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留青史，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民进为恢复设立教师节奋力建言
民进曾前后经过五年的努力，提议建立教师节。民进一贯提倡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确立教师节可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1981年11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民进17位委员联名提出《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这个提案编号为170号。17名提案人中，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提案的起草人是方明，他是1949年加入民进的老会员，民进中央常委，同时又担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高度重视这个提案，及时给出了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等19位民进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交《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656号。全国政协在审查意见中，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后，9月，中宣部辦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政协一次会议方明等同志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2月，由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宣部。1984年10月，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中共中央领导对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的请示分别圈阅。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
最终，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经过民进中央和社会各界5年的努力，教师们便有了自己的节日。
我在政协的难忘经历
我在民进中央机关工作，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深深体会到多党合作在人民政协中，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进主要成员是教育、文化、出版界人士，长期关心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从历史发展过程说，由于经济基础的制约，我国教育事业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重经济轻教育的观念也普遍存在，教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问题又关系每个家庭，人们对教育的期望、渴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不时引发社会的不满。
解决教育问题又是十分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需要逐步推进。多年来，政协和民进，首先是呼吁制定“义务教育法”，接着呼吁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呼吁建立“教师节”，呼吁解决欠发教师工资问题，呼吁要加强发展职业教育等等。每一次对这些问题的呼吁、建议、提案，都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一直认为，政协工作不仅是为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解决问题。教育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容易解决，而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困难就比较多了。要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首先要关心这些地区教育的困境。我多次参加政协的委员视察、专题调查、提案办理调研，都主张深入到这些边远地区，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才能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994年5月，我参加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丁石孙带队的“农村义务教育调查组”，选择贵州省普定县、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长顺县深入调研。这三个县都是麻山地区的贫困县，所谓麻山地区就是喀斯特岩溶山区，这些地区裸露着石山，山上无土，雨水无法积存，都随着溶岩流到地底下去了。当地农民由于缺地缺水，生活极其困难。有一天，我们要到长顺县睦化乡看一所小学，吉普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最后没路了，只能下车步行，山石台阶小路，忽上忽下，高低不平，路湿地滑，丁石孙副主席还滑了一跤，稍加休息，才勉强前行。我们来到了斗篷村小学，这是一处土房子，一半是村委会的办公室，另一半是教室。教室内只有一块破旧的小黑板，几张双人桌，学生上课要自带凳子。53岁的吴文扬是该校唯一的教师，他是一位民办教师，每月工资40元。据他介绍，已在这里坚持了27年，就是盼望能有朝一日转为正式教师，才可有退休的保障。该村入学适龄儿童有60名，现在学生不到20名，主要是家长交不起学杂费，教学水平不高，将来也考不上中学，不如早点务农务工。
我们在这三个县，前后考察了近30所小学、中学和教学点，破旧的危房、残缺的桌椅，令我们心酸。有的没有桌子，只用砖块搭一块木板当桌子。有的没有凳子，学生趴在木板上写作业。看到女教师背着两岁的女儿站着上课。到了一所学校，没看到教师，马上派人去把正在种田的教师找来，这人一身泥土，名副其实的“赤脚教师”。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教师苦教，学生苦学，令我们十分感动。当时虽说是“义务教育”，每个学生仍要交杂费、书本费50元，对全年人均只有140元收入的农民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辍学，尤其是女童辍学严重。 还有一次调研，2004年5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的普及农村义务教育调研组，来到乌蒙山区云南昭通市的彝良县和镇雄县，听取市、县两级教育部门的汇报，深入考察8所小学和中学，不仅同教师学生座谈，还访问农家，听取学生家长意见。发现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困难很大，资金缺口大、负担重、危房多，有的借用废弃的公房上课，屋顶漏雨，窗户用塑料布遮挡，图书、教学设备奇缺，初中生辍学严重，特别是女童失学多。教师由于人手不足，大班额问题突出，曾见到小学一个班131人在上课，后排学生已基本看不到黑板。当时明确，搞好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但缺乏有效机制，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光靠贫困地区自身是解决不了的。亲眼看到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山区学生上学单程要走两个小时，冬天，天不亮打着火把上学。有的寄宿生一个床要睡两个人，有的没有床睡地铺，还要自带粮食，用三块砖搭个临时灶做饭，吃的是干咸菜。
我们看到乡里墙上刷的标语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实际情况是做不到。最根本的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当时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是“以县为主”，一位管教育的副县长说，我们已把一半的财政收入用到教育上了，我们怎么负担得起？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1.中央财政承担教师工资的支出;2.省级财政负责学校危房改造;3.县级财政负责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这个方案大家认为可以接受。我们还呼吁要加大对寄宿学校的投入，增加学生的伙食补助，从而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由于了解当时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参政议政就有针对性，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有的意见由党派的领导人直接向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当面反映;有的以党派的名义进行大会发言或提出提案，督促有关部门解决。有人说，政协只是“动动嘴”“说了也白说”。我的实际体会是，不要小看了这个“话语权”，政协的“动动嘴”确实在政策决策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发展纲要”早就规定，要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后又规定要在2000年达到这个目标。但这个目标迟迟没有兑现，政协委员、民进中央每年一再提这个问题，曾向三届国务院总理当面提出过，在社会各界努力推动下，到2012年教育经费投入终于达到了4%。对于教师欠薪问题、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大中城市教育均衡化问题、重视职业教育问题，都是一再坚持提出，才逐步有了改善。当然，民进也尽可能根据自身优势，多办实事，民进多年来定点扶贫支教，选派优秀教师到老少边穷地区讲学，帮助培训当地教师;组织贫困地区青少年到大城市进行职业培训;推动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些年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增长，学校面貌明显改善，教师的地位和收入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可以欣慰地说，这里面包含了民进和广大政协委员的一份辛勤付出。
环境保护也是我多年关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都偏重于经济的发展，一般对环境问题不太重视，走的是一条“先经济，后环保”“先发展，再治理”的路。我们从政协委员的角度，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我曾多次到云南考察高山湖泊的治理。昆明的滇池，因围湖造田，網箱养殖，周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流入，已污染成4类至5类的水质，湖水上面是绿油油的一层富氧化物，看了都让人恶心，不要说不能饮用，船都开不进去。高山湖泊的水，自净能力很差，滇池的水全部换一遍，需要五年时间。我们当年的调研考察，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关闭了滇池周围的电镀厂、造纸厂、制革厂等，禁止网箱养鱼，投入几十亿在西山方向打了一个隧道，引入新水进来冲刷滇池污水。昆明市建造污水处理厂，截住生活污水，使其不再排入滇池;还建议成立治理滇池的专门机构，管理、协调治理问题。据我所知，投入了大量资金，采用了多种科技手段，经过多年努力，滇池水质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大家才认识到，水环境是污染容易、治理难，“先经济，后环保”“先发展，再治理”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在云南还考察了洱海、抚仙湖等水环境情况，那时洱海水质在2～3类之间，我们一再呼吁不能再把洱海、抚仙湖搞成滇池那样，要严控周围环境发展，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高原湖泊水质。
我到江苏考察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问题，当年太湖红藻几次暴发，影响到生产、生活、旅游。太湖周边分属几个省、地市，各地职责不清，治理是一大难点。我们考察安徽巢湖，同样遇到流域治理职责问题。我们对环保机制的建立、保障措施的落实，进行过深入的座谈了解。记得我们提出过三条建议：1.环保问题涉及经济利益，光靠自觉是不行的，环保机构受同级党委领导，自己监督自己，开展执法检查工作会有一定的困难，建议环保机构还应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业务领导。2.建议环保部设立地区性环保中心，以督促协调大江大湖跨省区的、流域性的环保治理问题。3.建议给环保部门一定的执法权，如建立环保督查大队。这些意见先后被吸收采纳。
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环保事业的认识也在提高。中共中央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科学发展观”理念，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极大提高，环境面貌也有了显著改善，这其中同样有民进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呼吁，发挥推动、监督的作用。
多年来，我在民进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段时期还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专委会副主任，在长期工作、履职实践中，民进和政协的工作性质作用是相通相融、相互促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政协中有了具体体现，我个人在这中间既受到了教育锻炼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回顾担任政协委员难忘的历程，我对人民政协中的多党合作加深了认识和体会：
人民政协是实现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政协这个组织中，一起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协协调各党派、各阶层发挥各自的特色，各展其长，各负其责，献计出力，形成合力。政协就是团结民主的大家庭，合作共事的大集体。我把政协工作的安排，带到民进工作中去;在民进工作安排中，尽可能和政协配合。我把党派的意见、建议、提案，带到政协的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办公会议上，这也是在履行多党合作的职责。
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场所。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所以说政协是个人才库、智囊团。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宗教、不同行业、不同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聚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多部门、多角度同台协商，政协内部就贯彻了民主协商的精神。民主协商，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依照国情民情，针对建设发展中的重点、难点，“把好脉，开好方，治好病”，风雨同舟、万众一心，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协就发挥着这种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的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影响到最高层的决策，关系到政策措施的落实。政协工作大有可为。
人民政协是反映民意、议政立言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不是立法机构，也不是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个议政、咨询、监督机构。人民政协的议政，立意要高，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尽可能对一些根本性、前瞻性问题，谋全局、议大事，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政协长期形成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风气，接地气，讲真话，少讲官话、套话，不讲假话。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百姓群众的真实需求。抓住问题，锲而不舍，力求取得实效。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从长远出发，议政立言，当作今后努力的目标。
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人民政协走过的光辉历程，面对未来，相信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必将谱写出新的篇章。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