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日益发达，诗歌边缘化的问题看似有所改善，而在某些场域，诗歌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一些诗人随意玩弄的宠物，令人顿生悲哀。在此情势下，一些刊物也开始摇摆不定，选稿失去了基本的定位、标准和尺度，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018年的《延安文学》杂志诗歌栏目，一贯秉承着刊物自己的持续风格“接地气、重写实、有暖意”，坚守着物质至上时代，浅阅读时代的刊物良知与责任，令人心生敬意。阅读2018年的《延安文学》杂志诗歌栏目，在诗歌给人带来美好精神盛宴的同时，我也同时感受到了编辑的审美能力和选稿原则，我相信如此坚持下去，《延安文学》杂志的诗歌栏目一定会被读者所喜爱，受到更多读者的信任和作者的支持。
　　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
　　在乡村逐渐凋敝，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的这个时代，更多的人离开故乡去了远方寻求梦想与未来。由此荷尔德林说的名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也就在更多诗人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实践与验证。富永杰的《故乡帖》，以其较为独特的视角入笔，情感流露中对语言的张力有了极大的扩展：
　　我不着急夕阳西下，不急于奔走
　　站在高高的山顶上
　　故乡眷恋了我的一生
　　我却才俯身凝望
　　更多的时候，每当回乡
　　门前的河流
　　好像一杆长笛
　　日夜不停地吹奏着同一首曲子
　　作为80后的青年诗人富永杰，面对故乡的山川、河流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内心的沧桑感和失重感自然非同一般。青年诗人在面对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时常常会有所迷惑，那么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屋一瓦也就可以作为笔下不错的选择。“一株树木越长大就离母亲越远/它一辈子都在长高。长得更加远离自己的根脚/直到有一天终于听不见泥土的呼吸/听不见无数根系对树冠的呼唤”。可以说，不管身在何方，每位诗人都是有故乡的，走得更远或离开的时间更久，诗人对故乡的感情就会更深。每位诗人不同的故乡在诗人的笔下会写出不同的诗歌，但诗歌的主题、思想、方向无疑都是一致的，只是深度有所差别而已。漆宇勤这首《长大》以一棵树自喻，鲜活的语言使得整首诗的情感更为饱满。新媒体时代，少数诗人诗歌写作的无厘头化、鸡零狗碎化倾向，严重损害了诗歌这一精神产物，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以往的神圣形象，而更多的诗人依旧在传统诗意的殿堂中追寻着生活的佐料。90后诗人刘郎，生于河南商丘，目前在深圳打工，他在《回乡偶书》中写到：“时间一刻不歇，外头/下起雨来。事实上/有可能不是雨。有可能是/几个在集镇上，玩乐回来的/年轻人的谈笑声。”诗人是敏感的代名词，善于捕捉身边的诗意，也能从中发现一些生趣或道理。刘郎在诗歌中一边追寻着逝去时光的同时，一边也细细观察着家乡的新变化：
　　田地四周还是田地
　　有时候种着麦子
　　有时候长满了玉米
　　在平原上
　　田地四周还是田地
　　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了
　　不可能有别的什么
　　能装得下，那么多新坟和旧坟
　　新坟里住着李昌成，孟现发
　　一个二十四死于车祸
　　一个十四岁，消失在垮塌的砖窑中
　　旧坟里，有我未谋一面的祖父
　　他早已重新化为泥土。看吧
　　那些茂盛的庄稼和荒草
　　或许就是他们，努力活过来的一部分
　　——《田地四周还是田地》
　　在这个火车提速、航班增多地球狭小便捷如村落的时代，虽说故乡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遥远，但故乡仍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是每个诗人诗歌写作题材的一个重要取向。之外如曹帆的《故乡》《雪落大地》，闫太安的《流浪的鱼》，王磊的《鸟巢》等也都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对故乡发出了深情地呼唤，让我们看出了诗歌与故乡的兄弟般手足之情。
　　二、诗和远方
　　物质的丰富势必带来精神的贫瘠，物质欠缺可以用双手去辛勤劳动换得所需，而精神的荒芜，就如同一片沙漠，想要寻找一处水源十分难得。在歌手许巍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唱红大江南北的时候，许多宅在家里，守着客厅的电视机或手机时刻不离身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想起了那句“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的名言，急于要去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诗和远方，自古就如影随形。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孔子周游列国到李杜再到泰戈尔、徐志摩、海子等等，历史上又有几个诗人始终居于一隅，闭门造车。外面的世界是在家里看不到的，诗歌是一门创新的艺术，只有在不断地行走中，经历一次又一次风雨的洗礼，欣赏彩虹的美丽，思想和灵魂才会有所升华，闭门造车的结果不是东施效颦于书卷的二手经验，就是无病呻吟出假大空的无心无情无力之庸作。著名诗评家霍俊明在《“70后”的“马灯”：一代人的写作命运》一文中指出：“对于怀念‘乡土’却又最终失去‘乡土’的这一代人，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蓝紫的《布达拉宫》就是一首行走诗学意义下的代表作：
　　每踩上一个台阶，心中的戒律便加深一层
　　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山巅
　　雕花的案头锁紧低俯的时光
　　佛塔庄严，统领着一个帝国的孤寂
　　我已打扫干净心中的灰尘
　　跟随仓央嘉措，成为这里的一个过客
　　离开布达拉宫时
　　我的身体已是一座空空的殿堂
　　毫无疑问，这首具有“行走诗学”代表性的诗也是具有“在场性”和“现实性”的，这般大彻大悟的灵透之作如果要“画饼充饥”或“纸上谈兵”是绝对“憋”不出来的。诗人只有在亲身到过布达拉宫后，她才会写出飽含真情实感的作品。一群人去布达拉宫，有的人为了拍照，有的人为了画画，而只有在远方写诗的人，才和朝圣的人一样，在对灵魂的皈依中找到了远方的价值，可谓不虚此行。张静的《绿皮火车》既有现场感，又有思想性，平稳叙述中却蕴含着一股暗暗的力量。“今夜，我在这夜色里/被装在绿色的铁箱子里行走/上铺是我的儿子和母亲//……光在平行的电线上行走/一只鸟从这里飞过/风指挥了这首交响乐//此刻，他们已熟睡/今夜，我爱每一个孩子和母亲/今夜，我也是一个孩子和母亲”。这首诗对诗和远方的距离做到了生动地注解。在行走中的诗人，眼前有新鲜的事物，笔下就会有成功的诗篇。张静这首诗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在一个“孩子的母亲”与“母亲的孩子”角色转换中，找到了自我的位置，可谓十分难得。我们常说要去远方，那么远方究竟在哪里？就像永远有多远一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房子的诗歌《房子的远方》则对诗人自我心目中的远方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房子是一个人名/只是他把房子建在了远方//远方，不是距离上的远/他的远方，远离城市和银行/远离礼节、远离人行道、远离雕塑”。在房子的眼里和心里，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只要远离城市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为远方。这就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个远方。城里人的远方在农村，农村人的远方在城市。北京人的远方在巴黎，巴黎人的远方或许在西安。此外如慕白的《致远方》，周文婷的《逃荒》，易翔的《朋友去远方》，刘郎的《在深圳梦到布谷鸟的叫声》，窗户的《远方》等等都对远方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不同感受的描写，也更加印证了“诗和远方”的亲密关系。 　　三、在故乡与远方之间
　　在故乡与远方之间，亲人是拉近我们的桥梁。实际上，很多时候诗人笔下对故土、老屋、童年的追忆，归根结底都是对于亲人的不舍。将形而上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而言，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诗歌，但绝对不能没有亲人。因为亲人给了我们生命的延续，我们读、写诗，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部分实际就是对于亲人的忏悔或弥补。
　　我那么悲哀。我在土地上
　　劳动的时候，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把我当风景看时，对我心怀
　　这样的忧愁
　　我的内心，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的内心，被庄稼乘着季节之势占满
　　我也知道，它们简短的一生
　　只记住自己是一种粮食
　　……
　　我要告诉，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人类最好的日子，是学会种地
　　尽管现在，我无地可种
　　耿翔这首诗明确地告诉了人们故乡与远方之间的关系。“人类最好的日子，是学会种地”，换言之，也就是落叶归根。从古至今，从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到“好男儿志在四方”再到歌手齐秦唱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总是在故乡与远方之间奔走、回头并纠结着、期盼着、梦想着。有人从远方锦衣还乡，有人从远方身无分文后归来，更有人客死他乡，永远无法魂归故里。不管一个人身处何方，时光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着，像个永不后退的勇士。周簌的《我的世界寂静无声》对时光的领悟较为成熟，她在无声中与时间形成了无形的对峙：“银白的寂静，是尘埃的底色/我们像一季麦子巴巴地活着/就是为了，等时间的快镰收割我们”，再如蓝紫的《内心的交响》，梁亚军的《一年过去了》也都表现出了内心强烈的挣扎意识和漂浮之痛。觅程的《相框里走下来的母亲》用细微的语言，动人的笔调瞬间勾勒出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
　　一天夜里
　　母亲从墙上的相框里
　　走下来
　　先是给我盖好了蹬开的被子
　　然后又去擦了我写诗的桌子
　　倒了烟灰缸里的烟头
　　再然后，坐在桌子旁边
　　小心翼翼地拿起我的诗稿
　　忽然间，她一步跨过诗的围栏
　　一如当年走进我家的自留地
　　一边走，一边拔草
　　如今，母亲老了
　　我恨自己没有锄尽诗间的杂草
　　离去的母亲，就像门前日夜流走的河水一去不再复返，就是一个人一辈子永远无法抹去的回忆。母亲是一首写不完的诗，母亲对子女的爱更是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爱。觅程这首诗与韩东的名作《我们不能不爱母亲》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和韩东所写到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爱一个活着的母亲，/其实是她活着时爱过我们”更是一脉相承、主旨一致的。一个人可以一生流浪，但一个人无法选择母亲，也更无法在故乡与远方之间找到一个可以缩小距离的神器，这也正是人类永恒之痛，诗歌永恒之主题。
　　结 语
　　通读《延安文学》2018年的诗歌文本，不敢说每首诗都是精品力作，但也绝对不是鱼龙混杂。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应该就是一碗金灿灿的玉米粒中也有几颗豆子和芝麻，但也绝对有一个底线和标准在支撑着、规范着、制约着。之外编辑选稿时在立足陕北的同时也更多是放眼全国的，作为一本地市刊物，宽阔的胸怀也一定會给杂志迎来更多的读者。最后我认为杂志的立场是鲜明的，编辑高权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是一位年轻的诗歌写作者，实践者，熟悉诗坛发展情况，能分得清作品优劣，这本身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延安文学》2018年的诗歌文本也并不都是上文所谈到的这些题材或表达方式，它的多元化、包容性也是不可否定的。如邢昊的《理想国》，破破的《引诱诗人成为小说家》等等也都有其独挡一面的冲击力和杀伤力，值得有所借鉴。
　　相对于当下一些专业性的诗歌刊物，因其本身容量大，一些人情绕不过去，难免会出现诗歌质量良莠不齐的境况，《延安文学》在这样一个很多时候综合刊物已经把诗歌作为点缀的年代，诗歌栏目能每期推出20个页码且力作频频，这是非常不易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延安文学》杂志中，能推出更多有实力、有潜力的新人，也能看到更多优秀的诗歌文本，以不负一本商业时代下纯文学杂志的精神情怀。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