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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的特征应该是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理提高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走向新常态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前阶段的发展方式转向新阶段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新常态，这要对旧常态要有个明晰的认识。
有人认为，旧常态的特点是经济增速在10%以上，新常态则是降到796以下。实际上新旧常态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区别。旧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以过高的资本投入、过大的资源消耗、过度的环境污染、过低的劳动成本为代价，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
新常态的特征应该是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理提高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走向新常态的题中之义。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劳动力成本是否已得到合理提高，经济发展成果是否被合理共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绝不是一些人所主张的，经济迈向新常态，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资金、没有技术，唯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依靠出口加工、来料加工逐步积累了大量外汇，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也使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且从2000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
日本、韩国的消费率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了，中国比这两个国家还低得多，近年来不到40%。因此，讨论新常态，不能只说投资、能源、环境问题，更不能局限在百分之几的增速上，必须把合理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近两三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劳动报酬占GNI的比重从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还没有达到2000奶奶的53%。许多企业已经抱怨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了。
从宏观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与新增劳动力总量都逐年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既有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又有发展方式转型要求的制度性“反弹”。但至今，普通劳动者总体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应当还有增长的空间。从微观层面看，不少企业抱怨近年来经营成本上升过快，企业效益下降，外商和许多本国企业转向境外投资。
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他成本过高的弊端，在其他成本不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
应当承认，虽然总体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我国确有一部分从业人员的成本过高了，那就是垄断行业职工和相当一部分国企高管的工资福利过高。如果把这部分人的劳动力成本单列，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比重将更加低下。其中最需要重视的是农民工问题。
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亿人，比上年增长1.9%。在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人均增加500元，对全年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率为47.2%，工资性收入占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9.6%。2014年农民工年均收入约34368元，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56360元。
由此可见，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重要原因，是各地最低工资连续提高致使农民工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把二产、三产企业发给职工的工资，其中2.7亿农民工那一份算到农村居民收入，这确实是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可做比较研究的数据。
解决农民工问题，局限于提高最低工资还远远不够，要落实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实行同工同酬原则，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本出路在于农民工市民化。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十三五”时期，建议至少平均每年推进2000-3000万农民工市民化，同时带动他们的亲属进城镇。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推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体制的改革，并带来城镇化的改革红利。
总之，新常态下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小康，收入分配问题不容小觑，普通劳动者收入如何有效增长，能否实现共享发展，是值得审慎思考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前阶段的发展方式转向新阶段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新常态，这要对旧常态要有个明晰的认识。
有人认为，旧常态的特点是经济增速在10%以上，新常态则是降到796以下。实际上新旧常态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区别。旧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以过高的资本投入、过大的资源消耗、过度的环境污染、过低的劳动成本为代价，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
新常态的特征应该是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理提高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走向新常态的题中之义。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劳动力成本是否已得到合理提高，经济发展成果是否被合理共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绝不是一些人所主张的，经济迈向新常态，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资金、没有技术，唯一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依靠出口加工、来料加工逐步积累了大量外汇，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也使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且从2000年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
日本、韩国的消费率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了，中国比这两个国家还低得多，近年来不到40%。因此，讨论新常态，不能只说投资、能源、环境问题，更不能局限在百分之几的增速上，必须把合理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近两三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劳动报酬占GNI的比重从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还没有达到2000奶奶的53%。许多企业已经抱怨劳动力成本提高太快，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了。
从宏观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与新增劳动力总量都逐年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既有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又有发展方式转型要求的制度性“反弹”。但至今，普通劳动者总体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应当还有增长的空间。从微观层面看，不少企业抱怨近年来经营成本上升过快，企业效益下降，外商和许多本国企业转向境外投资。
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他成本过高的弊端，在其他成本不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
应当承认，虽然总体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我国确有一部分从业人员的成本过高了，那就是垄断行业职工和相当一部分国企高管的工资福利过高。如果把这部分人的劳动力成本单列，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比重将更加低下。其中最需要重视的是农民工问题。
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亿人，比上年增长1.9%。在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人均增加500元，对全年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率为47.2%，工资性收入占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9.6%。2014年农民工年均收入约34368元，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56360元。
由此可见，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重要原因，是各地最低工资连续提高致使农民工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把二产、三产企业发给职工的工资，其中2.7亿农民工那一份算到农村居民收入，这确实是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可做比较研究的数据。
解决农民工问题，局限于提高最低工资还远远不够，要落实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实行同工同酬原则，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本出路在于农民工市民化。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十三五”时期，建议至少平均每年推进2000-3000万农民工市民化，同时带动他们的亲属进城镇。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推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相关体制的改革，并带来城镇化的改革红利。
总之，新常态下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面小康，收入分配问题不容小觑，普通劳动者收入如何有效增长，能否实现共享发展，是值得审慎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