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国内合作是中国大学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北京大学等高校着眼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双一流”建设，通过国内合作推动校内、校外两种需求、两种资源优势互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还要进一步做好国内合作，突出重点、明确方向、创新路径，推动社会服务职能走深走实，实现多方共赢。
关键词：社会服务;国内合作;多方共赢;个案研究
国内合作的概念界定
要明确国内合作的概念，有必要先追溯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历史上，大学的诞生是为了传授知识、培养和教育人，教育教学及以此实现的人才培养是大学天然的使命，也是最初的职能。19世纪初，在德国洪堡大学等的探索推动下，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又一职能逐步得到认可。20世纪初，强调实用主义的美国大学异军突起，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一并被视为大学的主要职能，甚至还得到美国法律的认可，进而逐步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的重要理念。
这意味着，社会服务职能并非伴随大学的诞生而俱来的概念，而是随着大学的发展才逐步探索明确的。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相辅相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重要基础，社会服务是基于教学与科研基础之上的重要拓展，不仅为社会造福，而且也在客观上反哺和推动教学和科研。
近代中国大学起步发展较晚，且诞生于相对复杂的时代环境中，这一特殊背景，客观上使得中国大学将社会服务视为与生俱来的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更为清晰：
一方面，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大学不断贡献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要求大学源源不断培养满足时代所需的精英之才。中国大学是党的大学、人民的大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服务国家、社会、人民的需求十分光荣和重大，也更为紧迫。
另一方面，大学汇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技术，聚集各领域未来人才，也有着不断将新思想、新技术推广应用，在实践中检验、创新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着将人才送往各行各业担当贡献的现实需要。特别是中国顶尖大学快速发展后，其所面临的软性资源外溢的压力和硬性条件受限的挑战形成对冲，客观上也要求大学更多与外界交流和共享。
在长期服务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大学逐步明确了国内合作的理念。从内容上看，国内合作的核心就是大学通过人文社科、理工医科研究成果及干部、人才、文化、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的输出，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军队等合作方发展提供支持，同时获取政策优惠、实践保障、资金和空间等资源要素输入，反哺教学和科研。从目标上讲，大学的国内合作可以概括为“一个服务两个支持”，服务国家是最高目标，是责任和义务;支持合作方发展和支持学校建设是两个基础，往往是两个同时都有一定程度的满足，合作才能成行并长期维持。从区域划分上讲，国内合作是相对国际合作而言的概念，与国际合作互为补充又各有特点。
当然，不同大学由于整体定位、学科特点、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在国内合作的内容、目标、形式上会各有侧重。同时，由于国情需要，不少中国大学还承担着对口支援与定点扶贫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双向互动，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更多体现为一方支援、帮扶，另一方受援、承接。在个别高校的实际工作中，国内合作与对口支援有所区分。本文认为，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归属国内范畴，含有合作成分，代表中国特色，是对中央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政策的积极落实，完全在“一个服务”的目标之下，因此是中国大学国内合作的重要外延，属于广义国内合作的范畴。
北京大学国内合作的机制探索与核心业务
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国内合作是国内高校中探索最早、机制最为完善、成效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早在2006年，北大就明确了国内合作委员会职能，要求围绕创建一流大学的中心任务，从增强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出发，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制定国内合作的规划、政策、章程;要管理、规范全校国内合作，协调、促进、监督合作协议贯彻落实，维护北大权益。其时，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国内合作委员会主任。
2011年，北大充实了国内合作机构编制，加强统一性、协调性与服务性以及对口支援。2018年，北大国内合作办独立建制，同时加挂扶贫工作办。当前，就校地合作而言，北大国内合作办负责为学校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开展高层互访、合作洽谈提供协调和保障;推动以学校名义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或专项协议，并积极有效落实。
根据公开资料，北大与绝大多数省份都签有合作协议，框架性地涵盖了战略决策咨询、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干部交流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发展等内容。北大还与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或委托成立研究中心，开展理论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等。
与框架性的省校合作协议有所区分的是，北大与多个地市级、区县级政府的合作更为具体深入。例如：与南通市、常熟市、潍坊市以及南京市江北新区、杭州市萧山区等共建研究院并在当地落地，开展相关学科科研攻关，为当地发展提供科技创新助力。
北大與企事业单位也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合作。例如：2019年，北大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约，突出个性化金融服务、定点扶贫与乡村振兴、智慧学习等;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签约，突出联合科研和技术攻关等;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签约，深入开展文物保护和研究，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与国际化水平。
此外，大学与城市相辅相成，立足首都、服务首都，为学校发展寻找属地支持，缓解空间和资源压力，一直都是北大国内合作的重点之一。
北大国内合作的重要外延
根据新调整的国内合作机制，北京大学国内合作办加挂扶贫工作办，加上原本下辖的对口支援办，其所承担的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工作更加清晰。 北大承担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西藏大学高校团队秘书处工作，参与教育部部省合建。在北大自2001年开始长达近20年的持续支援下，石河子大学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化学工程与技术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主持的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数均居新疆高校首位。北大为石河子大学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使得石河子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大幅提高。在这期间，还涌现出了孟二冬等先进典型。
北大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财物支援及长效制度探索等方面支援西藏大学，实现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上博士研究生培养“零的突破”。除此之外，北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为烟台大学、内蒙古大学、延边大学等提供过不同程度的支援。2018年，北大还启动了对山西大学的帮扶。
2012年，北大开始承担定点帮扶云南省弥渡县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在具体实施中，北大探索了“1 8 N”的帮扶工作模式。宏观层面，学校统筹协调，引导人才、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微观层面，动员8个院系与弥渡县8个贫困乡镇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并引入医学部、校友会、基金会、附中、方正集团等单位作为“N”项支援。2020年5月，弥渡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北大通过国内合作牵头定点扶贫，为国家决胜脱贫攻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新时代语境下国内合作的新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语境下，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有了新的调整，中国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也直面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推动中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走深走实，实现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同频共振，就有必要对国内合作工作展开新的探索。
第一，国内合作应扎根中国大地，主动跟进国家需求。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培养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开展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只有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需求，才能实实在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在国内合作的进程中为自身发展寻得源头活水，可持续地推动大学发展壮大。
第二，国内合作应紧紧围绕为国育人的核心使命，培养输送更多人才干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为国育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定不移、紧紧服务这一核心使命，充分利用优势平台，创造条件支持相关工作。要深化国内合作，组织实施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实践;要引导青年学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创业就业，发挥自身所学及特长，把青春和汗水洒在祖国大地、红色国土上;要支持年轻教师和管理干部走出校园，经历更多平台历练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第三，国内合作应探索推动现有各项工作合理协调、良性互动。国内合作的核心业务与重要外延并非绝对区分隔断，而是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合作这一大平台相互补充、交融共进。要积极建立与受援高校所在地、受援贫困地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准确把握需求，合理调度资源。在国内合作大平台支持下，可以针对受援单位的实际情况，引入具有相关优势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如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引入具有相关学科优势、国际交流资源的大学参与互助，在定点扶贫工作中引入相关行业领军企业提供科技支持、金融服务、物流保障。积极对成功的对口支援经验、脱贫发展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介绍。
第四，国内合作应释放特色和潜能，探索完善体制机制。客观上讲，对中国大学而言，国内合作不是新事物，但是个新概念，甚至在一些高校中，与国际合作相比，国内合作尚不成体系，也没有独立办公，体制机制很不完善。同时，一些大学也存在着院系国内合作盲目扩张，下属单位冒用学校名义与其他机构合作培训营利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乱象。中国大学要加强国内合作的顶层设计，梳理好、统筹好校内校外两种需求、两种资源，做到积极支持与监督管理并重。中国的顶尖大学更要积极总结国内合作经验，探索国内合作机制化，形成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1]岑章志，李越，等.高校对口支援与协调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
[2]索丰.大学社会服务的国际比较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2.
[3]侯定凱.以社会服务能力定义一流大学[N].中国科学报，2019-03-27（7）.
[4]李周珊，侯长林.日本高校社会服务模式及其启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35（3）：76.
[5]赵鑫.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运行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6]朱鹏举.美国康奈尔计划发展研究—大学服务职能的视角[D].保定：河北大学，201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于 洋]
关键词：社会服务;国内合作;多方共赢;个案研究
国内合作的概念界定
要明确国内合作的概念，有必要先追溯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历史上，大学的诞生是为了传授知识、培养和教育人，教育教学及以此实现的人才培养是大学天然的使命，也是最初的职能。19世纪初，在德国洪堡大学等的探索推动下，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又一职能逐步得到认可。20世纪初，强调实用主义的美国大学异军突起，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一并被视为大学的主要职能，甚至还得到美国法律的认可，进而逐步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的重要理念。
这意味着，社会服务职能并非伴随大学的诞生而俱来的概念，而是随着大学的发展才逐步探索明确的。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相辅相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重要基础，社会服务是基于教学与科研基础之上的重要拓展，不仅为社会造福，而且也在客观上反哺和推动教学和科研。
近代中国大学起步发展较晚，且诞生于相对复杂的时代环境中，这一特殊背景，客观上使得中国大学将社会服务视为与生俱来的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更为清晰：
一方面，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大学不断贡献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要求大学源源不断培养满足时代所需的精英之才。中国大学是党的大学、人民的大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服务国家、社会、人民的需求十分光荣和重大，也更为紧迫。
另一方面，大学汇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技术，聚集各领域未来人才，也有着不断将新思想、新技术推广应用，在实践中检验、创新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着将人才送往各行各业担当贡献的现实需要。特别是中国顶尖大学快速发展后，其所面临的软性资源外溢的压力和硬性条件受限的挑战形成对冲，客观上也要求大学更多与外界交流和共享。
在长期服务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大学逐步明确了国内合作的理念。从内容上看，国内合作的核心就是大学通过人文社科、理工医科研究成果及干部、人才、文化、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的输出，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军队等合作方发展提供支持，同时获取政策优惠、实践保障、资金和空间等资源要素输入，反哺教学和科研。从目标上讲，大学的国内合作可以概括为“一个服务两个支持”，服务国家是最高目标，是责任和义务;支持合作方发展和支持学校建设是两个基础，往往是两个同时都有一定程度的满足，合作才能成行并长期维持。从区域划分上讲，国内合作是相对国际合作而言的概念，与国际合作互为补充又各有特点。
当然，不同大学由于整体定位、学科特点、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在国内合作的内容、目标、形式上会各有侧重。同时，由于国情需要，不少中国大学还承担着对口支援与定点扶贫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双向互动，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更多体现为一方支援、帮扶，另一方受援、承接。在个别高校的实际工作中，国内合作与对口支援有所区分。本文认为，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归属国内范畴，含有合作成分，代表中国特色，是对中央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政策的积极落实，完全在“一个服务”的目标之下，因此是中国大学国内合作的重要外延，属于广义国内合作的范畴。
北京大学国内合作的机制探索与核心业务
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国内合作是国内高校中探索最早、机制最为完善、成效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早在2006年，北大就明确了国内合作委员会职能，要求围绕创建一流大学的中心任务，从增强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出发，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制定国内合作的规划、政策、章程;要管理、规范全校国内合作，协调、促进、监督合作协议贯彻落实，维护北大权益。其时，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国内合作委员会主任。
2011年，北大充实了国内合作机构编制，加强统一性、协调性与服务性以及对口支援。2018年，北大国内合作办独立建制，同时加挂扶贫工作办。当前，就校地合作而言，北大国内合作办负责为学校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开展高层互访、合作洽谈提供协调和保障;推动以学校名义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或专项协议，并积极有效落实。
根据公开资料，北大与绝大多数省份都签有合作协议，框架性地涵盖了战略决策咨询、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干部交流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发展等内容。北大还与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或委托成立研究中心，开展理论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等。
与框架性的省校合作协议有所区分的是，北大与多个地市级、区县级政府的合作更为具体深入。例如：与南通市、常熟市、潍坊市以及南京市江北新区、杭州市萧山区等共建研究院并在当地落地，开展相关学科科研攻关，为当地发展提供科技创新助力。
北大與企事业单位也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合作。例如：2019年，北大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约，突出个性化金融服务、定点扶贫与乡村振兴、智慧学习等;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签约，突出联合科研和技术攻关等;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签约，深入开展文物保护和研究，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与国际化水平。
此外，大学与城市相辅相成，立足首都、服务首都，为学校发展寻找属地支持，缓解空间和资源压力，一直都是北大国内合作的重点之一。
北大国内合作的重要外延
根据新调整的国内合作机制，北京大学国内合作办加挂扶贫工作办，加上原本下辖的对口支援办，其所承担的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工作更加清晰。 北大承担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西藏大学高校团队秘书处工作，参与教育部部省合建。在北大自2001年开始长达近20年的持续支援下，石河子大学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化学工程与技术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主持的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数均居新疆高校首位。北大为石河子大学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使得石河子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大幅提高。在这期间，还涌现出了孟二冬等先进典型。
北大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财物支援及长效制度探索等方面支援西藏大学，实现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上博士研究生培养“零的突破”。除此之外，北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为烟台大学、内蒙古大学、延边大学等提供过不同程度的支援。2018年，北大还启动了对山西大学的帮扶。
2012年，北大开始承担定点帮扶云南省弥渡县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在具体实施中，北大探索了“1 8 N”的帮扶工作模式。宏观层面，学校统筹协调，引导人才、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微观层面，动员8个院系与弥渡县8个贫困乡镇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并引入医学部、校友会、基金会、附中、方正集团等单位作为“N”项支援。2020年5月，弥渡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北大通过国内合作牵头定点扶贫，为国家决胜脱贫攻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新时代语境下国内合作的新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语境下，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有了新的调整，中国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也直面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推动中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走深走实，实现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同频共振，就有必要对国内合作工作展开新的探索。
第一，国内合作应扎根中国大地，主动跟进国家需求。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培养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开展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只有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需求，才能实实在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在国内合作的进程中为自身发展寻得源头活水，可持续地推动大学发展壮大。
第二，国内合作应紧紧围绕为国育人的核心使命，培养输送更多人才干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为国育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定不移、紧紧服务这一核心使命，充分利用优势平台，创造条件支持相关工作。要深化国内合作，组织实施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实践;要引导青年学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创业就业，发挥自身所学及特长，把青春和汗水洒在祖国大地、红色国土上;要支持年轻教师和管理干部走出校园，经历更多平台历练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第三，国内合作应探索推动现有各项工作合理协调、良性互动。国内合作的核心业务与重要外延并非绝对区分隔断，而是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合作这一大平台相互补充、交融共进。要积极建立与受援高校所在地、受援贫困地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准确把握需求，合理调度资源。在国内合作大平台支持下，可以针对受援单位的实际情况，引入具有相关优势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如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引入具有相关学科优势、国际交流资源的大学参与互助，在定点扶贫工作中引入相关行业领军企业提供科技支持、金融服务、物流保障。积极对成功的对口支援经验、脱贫发展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介绍。
第四，国内合作应释放特色和潜能，探索完善体制机制。客观上讲，对中国大学而言，国内合作不是新事物，但是个新概念，甚至在一些高校中，与国际合作相比，国内合作尚不成体系，也没有独立办公，体制机制很不完善。同时，一些大学也存在着院系国内合作盲目扩张，下属单位冒用学校名义与其他机构合作培训营利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乱象。中国大学要加强国内合作的顶层设计，梳理好、统筹好校内校外两种需求、两种资源，做到积极支持与监督管理并重。中国的顶尖大学更要积极总结国内合作经验，探索国内合作机制化，形成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1]岑章志，李越，等.高校对口支援与协调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
[2]索丰.大学社会服务的国际比较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2.
[3]侯定凱.以社会服务能力定义一流大学[N].中国科学报，2019-03-27（7）.
[4]李周珊，侯长林.日本高校社会服务模式及其启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35（3）：76.
[5]赵鑫.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运行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6]朱鹏举.美国康奈尔计划发展研究—大学服务职能的视角[D].保定：河北大学，201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