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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吴政权 正统性 天命 符瑞 国山封禅
王朝的正统性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论的古老命题，它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保证。在“天命论”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天下”并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天意的安排。因此判断一个王朝是正是僭，不能单看其政治势力的大小或军事武装的强弱，而要看其是否获得了绍续古圣治统的天授资格。在古代文献中，常有“天之历数在尔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天命不可违”一类的表述，它们都是对皇权合法性的宣示。而曾对古代政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正统、合法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理论工具。马克斯·韦伯曾说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传统型、神授型、法理型三种不同的政治权威。中国古代的一切政治权威都可归类为神授型，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政权转移的方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即“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①但不管政权以何种形式转移，新崛起的政治权威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向世人证明“王天下”是出自于“天命”的安排。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是三个独立的政权，在建立政权的时刻，各自都面临着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问题。② 曹丕以上古尧舜禅让为依据，逼迫汉献帝禅位于己，以中古社会最合法的程序顺利完成了汉魏禅代。① 曹丕称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与样板，刘备立即蹑迹效尤，建帝号于岷峨。刘备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②又曾受汉献帝诛曹密诏，绍汉颇具名分优势，故立国颇显“义正”。刘备在蜀称帝，声称自己再次中兴汉朝，而且其即位诏书继续沿用建安纪年。③ 其《告天文》中也说自己即位是因为“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由于“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才“受皇帝玺绶”，并祈求上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④
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首先孙吴政权很难构建起自身与汉朝的连接。蜀汉和曹魏都将本身政权与汉朝构建了链接。曹魏通过禅让的方式，表示魏承汉统;而蜀汉以血统和政治口号，表示要兴复汉室、恢复汉朝。从江东孙氏本身来说，《吴书》说孙坚“世仕吴”，⑤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太平御览》卷559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云孙氏“孤微发迹”⑥之所本。可见孙氏出身寒微，家世不详。在汉末普遍重视家世的环境中，孙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而且孙权在汉朝的官职也并不高，取荆州、擒关羽后，曹操才表其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⑦吴王的封号还是接受魏天子曹丕的册封。这就导致孙权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在构建政权时，无论从家世与大义上，都无法从继承汉朝上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其次从五德上，孙氏也难有作为。曹丕以禅让为名，在天命上承接汉朝，以五德相生说而言，魏以土德取代汉朝火德，走的是传承汉朝之路;刘备以继承汉献帝法统为号召，不仅沿用汉的国号，在五德终始上也继续沿用火德，属于恢复汉朝的模式。孙氏自认为是周的后裔，⑧若孙权自称接续周德，无论是五德相生或五德相胜说，都不可能以此宣称继承汉朝之德。即便孙权以五德相胜的木德取代曹魏土德，同样需要承认曹魏曾为正统。换而言之，孙权难以使用五德之说宣示孙吴的正统性。
第三是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统的默认地域，两汉旧都洛阳与长安皆在曹魏手中。孙吴立国江东，秦汉以来江南一直处于帝国政治的边缘，远不能与中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以江东、江南为统治地域，依靠江东大姓，建立与中原对峙的王朝，历史上孙吴首开其端，之前尚无先例可循。如何在非传统的统治地域，构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正统性政权，以面对北方的压力并争夺天下，是一个需要孙吴统治者苦苦思索的问题。虽然孙吴政权先天不足，建国途径最为困难，⑨但孙吴统治者仍然苦心孤诣地解决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此事诚属不易，值得我们探究。
《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魏略》云：“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乎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孙权本是极有雄心壮志之人，但更能韬光养晦。群臣曾劝说孙权在江东称帝，但孙权拒之未允。瑏瑠当时曹魏处中原之地，拥兵数十万，三分天下有其二。刘备自称是汉室宗亲，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因而曹、刘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优势。孙权自知不及，瑏瑡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政治意图。直至公元229年，曹、刘死后，东吴的政局比较稳定，孙权认为条件具备，才称帝登基。据说，孙权当皇帝早就有符瑞，“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昌门，出天子。”①作为“天命”来临的象征，符瑞在吴地屡屡出现，黄初二年五月，建业言甘露降，黄武元年（222）三月鄱阳言黄龙现，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黄龙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② 于是，公卿百官一再请求孙权正尊号，孙权遂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吴录》载孙权《告天文》曰：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轈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③
从孙权称帝的《告天文》中，我们可找到其构建正统性的策略。文中首先痛斥曹魏“纂夺神器”，以此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指出“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孙氏由于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这样就为孙吴政权找到了获天命的理由。《告天文》刻意忽略孙吴与汉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汉德已衰”的大前提，来解决孙吴无法与汉朝连接的问题。文中又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历数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实是迎合“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所谓的“紫盖黄旗”，是云氣占术的表现。《宋书·符瑞志》记载：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斗、牛分野主吴越，属扬州。因此斗、牛间出现紫盖黄旗的云气，象征着东南将有天子出。晋元帝兴起前，岁、镇、太白、荧惑四星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将四星交汇视作王者兴的吉兆。其实有关“东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秦汉之际，“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氏却能找到刘邦，是因“季所居上常有云气”。④ 范%在鸿门宴上劝说项羽杀刘邦时曾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⑤除了“紫盖黄旗”外，《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孙吴频频引用。 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个政权都声称自己获得了“天命”。曹魏居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禅代后一直标榜己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但其对自己是否是天下正统之所在，以及日后能否统一天下，并无十分把握。孙权曾以郎中令陈化出使曹魏，曹丕设宴款待。席间，“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⑥《吴书》中记载陈化论证孙吴之天命，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论与“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周易》中“帝出乎震”，指的是八卦中“震”的方位在东方，而且有紫盖黄旗的云气做证据，说明真龙天子出自东南。其实这一系列的理论链接，都是为了把孙权称帝和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⑦ 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讹言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作用的。
毫无疑问，“符瑞之应”对维护与巩固皇权是有一定作用的。孙吴统治期间，仅据《吴志》记载，就先后有过四十余次符瑞记录，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孙吴政权是通过不断地运用符瑞，来强化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从其年号就可以窥见一二。孙吴行用的年号颇不同于曹魏、蜀汉二国。如果从孙权称吴王时的黄武算起，孙吴立国江东凡五十九年，前后四帝共使用十八个年号。其中十一个年号取之于符瑞，即孙权的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孙亮的五凤，孙皓的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在数量和时间上均占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曹魏和蜀汉的符瑞年号比较少见。曹魏立国共用十个年号，符瑞年号仅二例，即明帝时的青龙和高贵乡公时的甘露。蜀汉用的五个年号中，仅有后主时的景耀与符瑞有关。相比之下，孙吴年号的符瑞色彩尤为突出，以下我们试举数例：
孙吴用黄龙为年号，共计三年（公元229—231年）。龙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记载：“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①其中黄龙，为“四龙之长”，②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蕴涵，在汉魏时期特别受到重视。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能取代汉之火德。故而黄龙年号颇为孙吴所重视，孙权称帝后曾命人制作黄龙大牙舰，还让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之，其文中称：“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③其中隐隐表现出孙吴有以西周自况的意图。
孙吴黄龙年号行之三年后，改元嘉禾（公元232—238年）。嘉禾符瑞，从表面上看主要强调帝王的“德”。《白虎通义·封禅》说：“德至地则嘉禾生。”但同时嘉禾符瑞的渊源还与西周有关，“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时有三苗异亩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访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天下当和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矣。”④使用嘉禾年号，是孙吴继“黄龙”之后，开始宣扬君主的德行德政，为了进一步论证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又在代汉之后将孙吴与西周联系起来。
孙吴嘉禾七年，改年号为赤乌（公元238—251年）。《吴主传》曰：“（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⑤赤乌元年（238）八月的改元议论，有司奏称以麒麟为号，理由是麒麟为“太平之应。”但孙权却主张其所亲见的“赤乌”，因为赤乌具有特殊的符瑞意义。《宋书》卷二十九《符瑞志下》解释：“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说明武王伐纣时有赤乌之祥，又是与西周有关的符瑞。与赤乌相比，麒麟的意义就显得较为普通。选择赤乌年号显然更能为孙吴政权提供法统上的号召力。
由于魏、蜀、吴三国都声称自己得天命，是正统所在，故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亦无所适从，不知三国之中哪一国是正朔。如刘备新丧，南中大姓雍即恣睢于永昌，“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⑥雍桀傲狂妄，既不认同蜀汉是正统，亦不承认曹魏是天下的正朔，公然降吴。辽东公孙渊叛魏联吴，在其上孙权的表章中，称自己“犹知符命未有攸归”，言外之意竟然是贬魏尊吴，并祝孙权能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⑦三国之中，也互不认同对方是正统，如蜀将黄权降魏，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⑧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不复存在，变成了魏吴的南北对峙。魏吴二国究属哪一方为正朔呢？魏居中原之地，国力强盛，又并吞蜀汉。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更是自诩为天朝正统，而将孙吴视为割据江左一隅之地的僭伪之国。此时，孙吴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吴主孙休于永安七年（264）薨殂，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立乌程侯孙皓为帝。
司马昭得知孙吴易主，孙休去世，孙皓新立，觉得这是一个使吴国纳土歸降，和平统一天下的好机会。遂一面让魏主曹奂下诏于江东，①一面亲笔写信给孙皓，他派遣原来吴国寿春城的降将徐绍、孙携带书信，前往吴国，向孙皓陈述利害，剖析天下形势。为了加强和平攻势，司马昭又命荀勖、石苞等大臣分别作书于孙皓。书中颇多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之语。吹嘘大魏如今是“百僚济济，俊硋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师也。”②总之，就是要孙皓认清形势，及早归顺，否则司马氏就要诉诸武力，一旦大军南下，兵临江左，则孙吴政权必然“宗祀沦覆。”③ 孙皓虽然残暴，但他并不昏庸，对于司马昭等人的来信，孙皓也不示弱，他遣使随徐绍、孙到洛阳，并亲自修书答复司马昭：“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宣明至怀。”④孙皓保持一定的克制态度，答词不卑不亢，这也说明他对曹魏迅速击灭蜀汉感到一定的震撼。尽管答词文辞柔顺，但孙皓态度仍很明确，对司马昭要吴国称藩之事置之不理，不作任何答复。书中说自己是继承先人的遗业，将与贤能之士共同治理吴国，今特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前来贵国。因为司马昭是魏国的宰辅，所以孙皓写信时并未以吴国皇帝自居，而是“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⑤徐绍本是孙吴降将，此次奉司马昭之命，前来劝降，并“称美中国者。”孙皓怀恨于心，在徐绍返回洛阳的途中，“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⑥孙皓杀徐绍，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司马昭，孙吴政权绝不会屈服于北朝。
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天下大势发生重大改变。故而孙亮、孙休时期受到冷落的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
面对司马昭展开的大棒加橄榄枝的政治攻势，孙皓不仅未向司马氏屈服，反而在江南频频制造声势，声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⑦意谓孙吴将北伐灭晋，一统天下。孙皓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其即位以来，施行暴政，所做之事乏善可陈，但他却做了一件巩固孙吴政权、提升吴国人心士气的要事，就是大力宣传孙吴有“天命”，吴国不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而是正统王朝。孙皓在位十七年，一共使用八个年号，除去即位时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兴与行用三年多的建衡之外，其余六个均为符瑞年号。这种大规模行用符瑞年号的做法，与孙权时期颇为相似。
更令人惊讶的是孙皓通过符瑞来构建天命正统，在孙吴天玺元年（276）国山封禅的仪式中达到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大典。
史载，“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⑧吴兴阳
王朝的正统性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论的古老命题，它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保证。在“天命论”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天下”并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天意的安排。因此判断一个王朝是正是僭，不能单看其政治势力的大小或军事武装的强弱，而要看其是否获得了绍续古圣治统的天授资格。在古代文献中，常有“天之历数在尔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天命不可违”一类的表述，它们都是对皇权合法性的宣示。而曾对古代政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正统、合法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理论工具。马克斯·韦伯曾说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传统型、神授型、法理型三种不同的政治权威。中国古代的一切政治权威都可归类为神授型，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政权转移的方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即“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①但不管政权以何种形式转移，新崛起的政治权威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向世人证明“王天下”是出自于“天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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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是三个独立的政权，在建立政权的时刻，各自都面临着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问题。② 曹丕以上古尧舜禅让为依据，逼迫汉献帝禅位于己，以中古社会最合法的程序顺利完成了汉魏禅代。① 曹丕称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与样板，刘备立即蹑迹效尤，建帝号于岷峨。刘备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②又曾受汉献帝诛曹密诏，绍汉颇具名分优势，故立国颇显“义正”。刘备在蜀称帝，声称自己再次中兴汉朝，而且其即位诏书继续沿用建安纪年。③ 其《告天文》中也说自己即位是因为“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由于“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才“受皇帝玺绶”，并祈求上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④
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首先孙吴政权很难构建起自身与汉朝的连接。蜀汉和曹魏都将本身政权与汉朝构建了链接。曹魏通过禅让的方式，表示魏承汉统;而蜀汉以血统和政治口号，表示要兴复汉室、恢复汉朝。从江东孙氏本身来说，《吴书》说孙坚“世仕吴”，⑤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太平御览》卷559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云孙氏“孤微发迹”⑥之所本。可见孙氏出身寒微，家世不详。在汉末普遍重视家世的环境中，孙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而且孙权在汉朝的官职也并不高，取荆州、擒关羽后，曹操才表其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⑦吴王的封号还是接受魏天子曹丕的册封。这就导致孙权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在构建政权时，无论从家世与大义上，都无法从继承汉朝上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其次从五德上，孙氏也难有作为。曹丕以禅让为名，在天命上承接汉朝，以五德相生说而言，魏以土德取代汉朝火德，走的是传承汉朝之路;刘备以继承汉献帝法统为号召，不仅沿用汉的国号，在五德终始上也继续沿用火德，属于恢复汉朝的模式。孙氏自认为是周的后裔，⑧若孙权自称接续周德，无论是五德相生或五德相胜说，都不可能以此宣称继承汉朝之德。即便孙权以五德相胜的木德取代曹魏土德，同样需要承认曹魏曾为正统。换而言之，孙权难以使用五德之说宣示孙吴的正统性。
第三是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统的默认地域，两汉旧都洛阳与长安皆在曹魏手中。孙吴立国江东，秦汉以来江南一直处于帝国政治的边缘，远不能与中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以江东、江南为统治地域，依靠江东大姓，建立与中原对峙的王朝，历史上孙吴首开其端，之前尚无先例可循。如何在非传统的统治地域，构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正统性政权，以面对北方的压力并争夺天下，是一个需要孙吴统治者苦苦思索的问题。虽然孙吴政权先天不足，建国途径最为困难，⑨但孙吴统治者仍然苦心孤诣地解决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此事诚属不易，值得我们探究。
《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魏略》云：“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乎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孙权本是极有雄心壮志之人，但更能韬光养晦。群臣曾劝说孙权在江东称帝，但孙权拒之未允。瑏瑠当时曹魏处中原之地，拥兵数十万，三分天下有其二。刘备自称是汉室宗亲，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因而曹、刘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优势。孙权自知不及，瑏瑡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政治意图。直至公元229年，曹、刘死后，东吴的政局比较稳定，孙权认为条件具备，才称帝登基。据说，孙权当皇帝早就有符瑞，“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昌门，出天子。”①作为“天命”来临的象征，符瑞在吴地屡屡出现，黄初二年五月，建业言甘露降，黄武元年（222）三月鄱阳言黄龙现，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黄龙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② 于是，公卿百官一再请求孙权正尊号，孙权遂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吴录》载孙权《告天文》曰：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轈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③
从孙权称帝的《告天文》中，我们可找到其构建正统性的策略。文中首先痛斥曹魏“纂夺神器”，以此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指出“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孙氏由于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这样就为孙吴政权找到了获天命的理由。《告天文》刻意忽略孙吴与汉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汉德已衰”的大前提，来解决孙吴无法与汉朝连接的问题。文中又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历数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实是迎合“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所谓的“紫盖黄旗”，是云氣占术的表现。《宋书·符瑞志》记载：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斗、牛分野主吴越，属扬州。因此斗、牛间出现紫盖黄旗的云气，象征着东南将有天子出。晋元帝兴起前，岁、镇、太白、荧惑四星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将四星交汇视作王者兴的吉兆。其实有关“东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秦汉之际，“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氏却能找到刘邦，是因“季所居上常有云气”。④ 范%在鸿门宴上劝说项羽杀刘邦时曾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⑤除了“紫盖黄旗”外，《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孙吴频频引用。 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个政权都声称自己获得了“天命”。曹魏居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禅代后一直标榜己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但其对自己是否是天下正统之所在，以及日后能否统一天下，并无十分把握。孙权曾以郎中令陈化出使曹魏，曹丕设宴款待。席间，“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⑥《吴书》中记载陈化论证孙吴之天命，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论与“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周易》中“帝出乎震”，指的是八卦中“震”的方位在东方，而且有紫盖黄旗的云气做证据，说明真龙天子出自东南。其实这一系列的理论链接，都是为了把孙权称帝和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⑦ 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讹言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作用的。
毫无疑问，“符瑞之应”对维护与巩固皇权是有一定作用的。孙吴统治期间，仅据《吴志》记载，就先后有过四十余次符瑞记录，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孙吴政权是通过不断地运用符瑞，来强化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从其年号就可以窥见一二。孙吴行用的年号颇不同于曹魏、蜀汉二国。如果从孙权称吴王时的黄武算起，孙吴立国江东凡五十九年，前后四帝共使用十八个年号。其中十一个年号取之于符瑞，即孙权的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孙亮的五凤，孙皓的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在数量和时间上均占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曹魏和蜀汉的符瑞年号比较少见。曹魏立国共用十个年号，符瑞年号仅二例，即明帝时的青龙和高贵乡公时的甘露。蜀汉用的五个年号中，仅有后主时的景耀与符瑞有关。相比之下，孙吴年号的符瑞色彩尤为突出，以下我们试举数例：
孙吴用黄龙为年号，共计三年（公元229—231年）。龙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记载：“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①其中黄龙，为“四龙之长”，②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蕴涵，在汉魏时期特别受到重视。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能取代汉之火德。故而黄龙年号颇为孙吴所重视，孙权称帝后曾命人制作黄龙大牙舰，还让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之，其文中称：“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③其中隐隐表现出孙吴有以西周自况的意图。
孙吴黄龙年号行之三年后，改元嘉禾（公元232—238年）。嘉禾符瑞，从表面上看主要强调帝王的“德”。《白虎通义·封禅》说：“德至地则嘉禾生。”但同时嘉禾符瑞的渊源还与西周有关，“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时有三苗异亩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访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天下当和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矣。”④使用嘉禾年号，是孙吴继“黄龙”之后，开始宣扬君主的德行德政，为了进一步论证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又在代汉之后将孙吴与西周联系起来。
孙吴嘉禾七年，改年号为赤乌（公元238—251年）。《吴主传》曰：“（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⑤赤乌元年（238）八月的改元议论，有司奏称以麒麟为号，理由是麒麟为“太平之应。”但孙权却主张其所亲见的“赤乌”，因为赤乌具有特殊的符瑞意义。《宋书》卷二十九《符瑞志下》解释：“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说明武王伐纣时有赤乌之祥，又是与西周有关的符瑞。与赤乌相比，麒麟的意义就显得较为普通。选择赤乌年号显然更能为孙吴政权提供法统上的号召力。
由于魏、蜀、吴三国都声称自己得天命，是正统所在，故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亦无所适从，不知三国之中哪一国是正朔。如刘备新丧，南中大姓雍即恣睢于永昌，“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⑥雍桀傲狂妄，既不认同蜀汉是正统，亦不承认曹魏是天下的正朔，公然降吴。辽东公孙渊叛魏联吴，在其上孙权的表章中，称自己“犹知符命未有攸归”，言外之意竟然是贬魏尊吴，并祝孙权能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⑦三国之中，也互不认同对方是正统，如蜀将黄权降魏，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⑧
二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不复存在，变成了魏吴的南北对峙。魏吴二国究属哪一方为正朔呢？魏居中原之地，国力强盛，又并吞蜀汉。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更是自诩为天朝正统，而将孙吴视为割据江左一隅之地的僭伪之国。此时，孙吴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吴主孙休于永安七年（264）薨殂，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立乌程侯孙皓为帝。
司马昭得知孙吴易主，孙休去世，孙皓新立，觉得这是一个使吴国纳土歸降，和平统一天下的好机会。遂一面让魏主曹奂下诏于江东，①一面亲笔写信给孙皓，他派遣原来吴国寿春城的降将徐绍、孙携带书信，前往吴国，向孙皓陈述利害，剖析天下形势。为了加强和平攻势，司马昭又命荀勖、石苞等大臣分别作书于孙皓。书中颇多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之语。吹嘘大魏如今是“百僚济济，俊硋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师也。”②总之，就是要孙皓认清形势，及早归顺，否则司马氏就要诉诸武力，一旦大军南下，兵临江左，则孙吴政权必然“宗祀沦覆。”③ 孙皓虽然残暴，但他并不昏庸，对于司马昭等人的来信，孙皓也不示弱，他遣使随徐绍、孙到洛阳，并亲自修书答复司马昭：“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宣明至怀。”④孙皓保持一定的克制态度，答词不卑不亢，这也说明他对曹魏迅速击灭蜀汉感到一定的震撼。尽管答词文辞柔顺，但孙皓态度仍很明确，对司马昭要吴国称藩之事置之不理，不作任何答复。书中说自己是继承先人的遗业，将与贤能之士共同治理吴国，今特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前来贵国。因为司马昭是魏国的宰辅，所以孙皓写信时并未以吴国皇帝自居，而是“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⑤徐绍本是孙吴降将，此次奉司马昭之命，前来劝降，并“称美中国者。”孙皓怀恨于心，在徐绍返回洛阳的途中，“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⑥孙皓杀徐绍，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司马昭，孙吴政权绝不会屈服于北朝。
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天下大势发生重大改变。故而孙亮、孙休时期受到冷落的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
面对司马昭展开的大棒加橄榄枝的政治攻势，孙皓不仅未向司马氏屈服，反而在江南频频制造声势，声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⑦意谓孙吴将北伐灭晋，一统天下。孙皓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其即位以来，施行暴政，所做之事乏善可陈，但他却做了一件巩固孙吴政权、提升吴国人心士气的要事，就是大力宣传孙吴有“天命”，吴国不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而是正统王朝。孙皓在位十七年，一共使用八个年号，除去即位时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兴与行用三年多的建衡之外，其余六个均为符瑞年号。这种大规模行用符瑞年号的做法，与孙权时期颇为相似。
更令人惊讶的是孙皓通过符瑞来构建天命正统，在孙吴天玺元年（276）国山封禅的仪式中达到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大典。
史载，“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⑧吴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