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臧否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
(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能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太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l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 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人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人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博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鳖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面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
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
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都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2006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后增至16个)部委联合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春节前后，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设计；4月，5月、6月，又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一哈佛大学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为各套方案之间争论的焦点。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当时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报)齐聚钓鱼台国宾馆“过堂”时，“市场主导”的声音仍然占据着上风。
彼时，陈竺正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医改座谈会”(亦即“1017会议”)，讨论综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拟的新医改讨论方案，“政府主导”的观点突然占了上风，“到2020年建立一个覆盖中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总目标和“坚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线基本成型。
“新一轮医改启动之时，卫生部主政的是高强，而医改新方案成形之时，陈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几个部委参与起草的，所以陈竺个人对医改新方案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长期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制订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体制。”
陈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
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
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央企海外上市的操盘手
曾采访过朱云来的记着说，他行为低调。衣着普通，面对记者提问，全部报以沉默，甚至不愿逢露自己的姓氏，
因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本土业务的增多，中金董事长朱云来亮相国内公开场合的频率亦越来越高，而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正在逐渐褪去。
现在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转往芝加哥DePaul大学修读会计硕士，毕业后进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受雇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1998年正式加入中金公司驻港办事处，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中国国务院现任副总理王岐山。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Were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2001年7月26日，亦即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一个半月之后，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
业内人士事后总结说，2001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着操作欺诈，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但是，以周小川为首的“海归派”不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单兵冒进推行改革，则应承担直接责任。
从此，“不懂国情”、“照搬照抄”成了“国情派”攻击“海归派”最主要的论点。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绕过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或地区先设立“海外基金”(台湾模式)或“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
(韩国模式)阶段，直接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别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后，周小川离开中国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周小川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长的经历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期间，中国银行还是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另外三大国有专业银行相比，管理制度与业务同国际接轨更紧，而且正是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长后，中国又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所以，海内外不少观察家认为，他是中国内地金融业内国际化观念较强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
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能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比较受外界关注的包括：200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被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提升为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又被提升为行长助理，3年后升任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2004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新，留美经济学博士李波和美国加州太学圣克鲁斯分校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三人目前已分别升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主管汇率的货币政策二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
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l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调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调整破坏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贬的调整方式只会刺激国际炒家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预期；三是出台太过草率，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国际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比单纯盯住美元使中国的汇率调整更加被动，因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诱使第三国货币贬值的方式，间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而，调整的结果是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制造业利润被挤干榨尽。
2006年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郎咸平的观点。
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 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人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人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博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鳖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面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
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
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都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2006年9月，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4个(后增至16个)部委联合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春节前后，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设计；4月，5月、6月，又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一哈佛大学提出的三套方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为各套方案之间争论的焦点。直到5月30日至31日八套方案(当时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提出的第九套方案尚未上报)齐聚钓鱼台国宾馆“过堂”时，“市场主导”的声音仍然占据着上风。
彼时，陈竺正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上。
2007年10月17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了南北两大片区“医改座谈会”(亦即“1017会议”)，讨论综合了九套方案而草拟的新医改讨论方案，“政府主导”的观点突然占了上风，“到2020年建立一个覆盖中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总目标和“坚持公益性”的改革主线基本成型。
“新一轮医改启动之时，卫生部主政的是高强，而医改新方案成形之时，陈竺才上任不久，而且新方案是十几个部委参与起草的，所以陈竺个人对医改新方案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长期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他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推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制订更完善的配套方案和建立更好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体制。”
陈竺1984年至1989年曾就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血液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陈竺的学术履历与法国渊源颇深。
而法国200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医疗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
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央企海外上市的操盘手
曾采访过朱云来的记着说，他行为低调。衣着普通，面对记者提问，全部报以沉默，甚至不愿逢露自己的姓氏，
因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本土业务的增多，中金董事长朱云来亮相国内公开场合的频率亦越来越高，而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正在逐渐褪去。
现在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转往芝加哥DePaul大学修读会计硕士，毕业后进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受雇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1998年正式加入中金公司驻港办事处，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中国国务院现任副总理王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