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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大内档案”是明清两朝政务活动的原始记载，内容丰富，是明清史学研究的珍贵资料。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其出卖，制造了“八千麻袋事件”，其后，明清“大内档案”随着历史的变迁，辗转流散。
一、明清“大内档案”由来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两个强大的王朝，两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书和档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均设置专门文书档案机构。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明令天下诸司设置架阁库，用以庋藏案牍。在中央，明朝又先后建立多个皇家档案库和全国性档案库。明中期以后，吏治败坏，档案管理制度日益松弛，大量档案因管理不善损毁严重，特别是明末战争使明朝积存二百年的档案毁于一旦。以致清顺治、康熙年间修撰明史时，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明朝档案史料。顺治、康熙两朝共征得明代档案 20000多件，明史修成后，这些档案移交清内阁大库保存。清朝档案工作较明朝有所发展。
有清一代，历朝统治者均重祖宗成法。中央各机关文书档案分工精细，设有清档房和汉档房，地方各级衙门亦设档房。在中央，清沿用明代皇史宬作为皇家档案库。康熙二十一年（1682）设方略馆，后成为军机处档案保管处所。民国初年，军机处方略馆所存档案，由北洋政府接管，移存中南海集灵囿，1926年归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内阁是清代重要的中枢机关，在军机处设置前，内阁综理全国政务。雍正之后，内阁权力逐渐被军机处取代，演变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内阁事务繁杂，档案数量庞大，种类颇多，全部保存于内阁大库中。内阁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南隅，紧邻内阁大堂，由东西两座库房构成，西库贮藏红本，称红本库，东库藏实录、表章等物，称实录库。自清入关后二百年里，大库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至道光朝始对大库进行修缮。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库坍塌，筹措维修之际，八国联军入寇北京，修葺工程因此作罢。
宣统年（1909年）内阁大库一角坍塌，清廷再次决定整修内阁大库，将库存实录、圣训移存至内银库，年代较近的重要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两庑，其它来不及迁移的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大库内。宣统帝即位后，醇亲王载沣摄政，下令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典礼旧档，内阁未能检得，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于是奏请焚毁并获批准。
时任学部尚书兼实录馆总裁的张之洞，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拨交学部，设立学部图书馆，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书籍。罗振玉（18661940），江苏淮安人，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家。罗振玉发现这批资料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有重要历史价值，因而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最终获准将这批珍贵档案史料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二、八千麻袋事件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翌年二月，隆裕太后被迫公布逊位诏书。按照民国政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暂居宫禁，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付给四百万元经费，并且要保护皇帝的私产。清皇室将外朝部分的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殿划归民国政府管理，原在外朝的内阁大库，则仍属清室管理，积存于宫中各处的档案也被视为皇帝私产，长期封存。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接管了清学部所存明清档案。1913年教育部决定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旧地成立筹备处。1916年筹备处迁往午门，遂将原存放于国子监和学部大堂后楼的档案，搬迁至午门和端门门洞中。这批幸存下来的明清档案，没有得到历史博物馆的妥善保管。
1917年 12月，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下令社会教育司派人对明清档案进行试阅、整理。1918年春，教育司从 8000多麻袋中先选出 20麻袋进行试看 .此次整理认为，值得保存的档案为数不多，于是将其中比较齐全的拣选出来，存放于午门楼上，余下的档案装入 9000余麻袋，仍置于端门门洞里。
傅增湘（1872—1950），字字沅叔，著名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1918）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篇
杂文中的一句名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1921年，军阀混战，财政亏空，教育部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卖掉。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3000多元购买。第二批出卖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期的档案史料，计有 140000余斤。同懋增南纸文具店程经理经过核算，遂以月息一分二厘半年内偿还为条件，向天兴银号经历李云舫贷款 5000元，最终用 4050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据资料记载，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 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钤记。车
队从天安门内起运，一路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最后到达广安门善果寺，拉运了十几天，才总算把这批货运完。同懋增对部分档案取去麻袋进行分拣，另备芦席，用机器渍水捆扎
成包，运往河北定兴县、唐山两地造纸作坊，充作“还魂纸”，同时，又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将一部分就地零售。
1922年 2月，罗振玉因事至京，于琉璃厂购得洪承畴揭帖及朝鲜国王贺寿表等，识为内阁大库之物。其友金梁也购得题本、朱批谕旨等物，二人经多方询问得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
出卖大库档案之事。罗振玉遂至同懋增纸店，举私债以三倍于原出售价的 12000银元购回这批档案。将运往定兴的档案全部追回，堆置于彰仪门货栈，后寄存于商品陈列所大楼，他专门雇十多人对档案进行整理，当即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如满蒙文《辽事例》、《金事例》、《元事例》都是史册中罕见的秘稿，颇有史学价值。不久又将档案迁入善果寺空房里。罗振玉将同懋增纸店已运往唐山的档案运回天津寓所，特辟库书楼，对这部分档案进行粗略梳理。罗振玉就这两处所得经东方文化学会印刷刊行，名为《史料丛刊初编》，共10册，公布了许多稀世档案。从数量上看，大概占了全部资料的十分之一；从内容上看确实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如康熙、乾隆皇帝起居注残稿、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狩猎日录、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一月巡视山西、陕西、河南日录、雍正八年（1730年）上谕等。特别是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主持调查整理的“江南民粮屯粮本色数目册”、“乾隆三年在京文职汉官俸米及职官名黄册 ”等，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后者列举了当时在京汉官 800多人的姓名、任职机构、职务以及春夏、秋冬两次领取的俸米数量，对于研究清初民族关系、政府机构、财政状况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引起了学术界，包括日、法等国学者的关注，昔日被当作废纸的档案，顿时身价倍增，以至外国人以重金求让，而北洋政府在此时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遂意欲从罗振玉手中回购档案，清史馆也向罗氏商议收藏事宜，他均未应允。但是，罗振玉对大内档案的编辑、整理却未能善始善终，他以数月之力，检理不过“千百之一二 ”，他深感“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
及”。自此以后，因时局动荡，整理工作渐趋废止。
1923年后，罗振玉被清废帝溥仪委为“南书房行走”。这时他一方面与王国维一道帮助“内务府”对宫内的字画古玩进行鉴定；另一方面，则深深地卷入了扶植溥仪复辟的活动。特别是 1924年 10月北京政变溥仪被迫搬出紫禁城以后，他积极策划了溥仪离开北京移居天津日租界的行动，竭力主张并频频建议溥仪出洋日本。这一时期，罗振玉对封建王朝复辟的愿望远远超过了他对整理“大内档案”的兴趣。1924年，罗振玉将未经整理之史料的一半，以 16000元的价格卖给清朝遗老、大收藏家李盛铎，李盛铎因库房狭小无整理之地，只对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其中 60000件后来献给了伪满皇帝溥仪，其余部分则待价而沽。适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急需档案史料以供研究之用，经与李盛铎接洽，最终以 18000元成交。自此，大库档案经教育部出卖后，数易其主，最终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重约 120000余斤，前后损失 20000多斤。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后，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 40册明清史料。
1924年 9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原存宫中各处档案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登记、整理、保管。善后委员会根据《善后委员会条例》的规定，于1925年 10月 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图书馆又分为图书部和文献部，文献部成立后，立即着手明清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张作霖对冯玉祥不满，对其进行排挤，并控制临时政府，勾结清室对抗善后委员会开展的档案整理工作。
三、明清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刚刚成立。1925年 5月，北京大学由沈兼士、马叔平先生出面致函教育部，要求把历史博物馆保留的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保管整理，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历史博物馆除保留一小部分外，将 62箱零 1502麻袋档案移交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组成一个由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及中国文学系教员为成员的“档案整理委员会”，主持整理工作。他们经过认真讨论和三个月的实践，到 9月底制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方案，整理工作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形式分类，区别年代，即先按档案文件形式（如名称、制作材料）加以区分，然后再以年代分类。他们把全部档案分成题本、誉黄、贺表、报销、杂件五类。每类中再按朝代先后区分。每一朝代中有按
档案的形成机关区分。第二步，编号摘由。在分类的基础上摘录要点，登记编号，分别上架。第三步，编辑研究，利用整理后的档案对重要事件研究考证，编制各种分类统计表。经过三个年头的努力，到 1924年，整理工作初步完成，共整理档案 520000多件。后因经费不足，整理工作基本结束。
1929年至 193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陆续从书摊、纸商手中收买一部分档案，主要是清兵部和陆军部档案，数量约有 60000斤。因档案并非出自一处，极为凌乱，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但清华大学历史系按照以问题为区分原则的十进制分类方法、按照档案形成机关及其内部机构为区分原则的机械式分类法，取得很大成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9年 5月由广州迁至北平后，立即将其所购档案从北平、天津运回，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午门西翼楼。9月底开始整理，他们分为六组，以徐中舒先生为负责人、尹焕章、李光涛为临时管理人开展整理工作。因购得这批档案原为北洋时期历史博物馆挑选后
的破碎档案，几经辗转更加破碎，无法整理只好重新装入麻袋，可以进行整理的档案共有 70000斤。整理工作从 1929年 9月开始到 1932年底基本结束，绝大部分档案已经上架，并有简明目录可查，可供研究之用。
1936年 6～ 7月间，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会从纸商手中买得清代档案 4000多斤，约 40000卷。主要是清光绪、宣统两朝档案，其中各部清册最多，还有一些有关边疆、海防、机器制造、铁路工程档案，这部分档案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弥补了别处所存清代档案的不足。
纵观清晚期至20世纪 3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明清大内档案随政局变化的命运，依据档案疏散的走向，也不难得出稳定的政局、繁荣的经济、高素质的科研队是高质量做好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工作必要条件的结论。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秘书）
一、明清“大内档案”由来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两个强大的王朝，两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书和档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均设置专门文书档案机构。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明令天下诸司设置架阁库，用以庋藏案牍。在中央，明朝又先后建立多个皇家档案库和全国性档案库。明中期以后，吏治败坏，档案管理制度日益松弛，大量档案因管理不善损毁严重，特别是明末战争使明朝积存二百年的档案毁于一旦。以致清顺治、康熙年间修撰明史时，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明朝档案史料。顺治、康熙两朝共征得明代档案 20000多件，明史修成后，这些档案移交清内阁大库保存。清朝档案工作较明朝有所发展。
有清一代，历朝统治者均重祖宗成法。中央各机关文书档案分工精细，设有清档房和汉档房，地方各级衙门亦设档房。在中央，清沿用明代皇史宬作为皇家档案库。康熙二十一年（1682）设方略馆，后成为军机处档案保管处所。民国初年，军机处方略馆所存档案，由北洋政府接管，移存中南海集灵囿，1926年归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内阁是清代重要的中枢机关，在军机处设置前，内阁综理全国政务。雍正之后，内阁权力逐渐被军机处取代，演变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内阁事务繁杂，档案数量庞大，种类颇多，全部保存于内阁大库中。内阁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南隅，紧邻内阁大堂，由东西两座库房构成，西库贮藏红本，称红本库，东库藏实录、表章等物，称实录库。自清入关后二百年里，大库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至道光朝始对大库进行修缮。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库坍塌，筹措维修之际，八国联军入寇北京，修葺工程因此作罢。
宣统年（1909年）内阁大库一角坍塌，清廷再次决定整修内阁大库，将库存实录、圣训移存至内银库，年代较近的重要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两庑，其它来不及迁移的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大库内。宣统帝即位后，醇亲王载沣摄政，下令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典礼旧档，内阁未能检得，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于是奏请焚毁并获批准。
时任学部尚书兼实录馆总裁的张之洞，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拨交学部，设立学部图书馆，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书籍。罗振玉（18661940），江苏淮安人，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家。罗振玉发现这批资料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有重要历史价值，因而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最终获准将这批珍贵档案史料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二、八千麻袋事件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翌年二月，隆裕太后被迫公布逊位诏书。按照民国政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暂居宫禁，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付给四百万元经费，并且要保护皇帝的私产。清皇室将外朝部分的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殿划归民国政府管理，原在外朝的内阁大库，则仍属清室管理，积存于宫中各处的档案也被视为皇帝私产，长期封存。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接管了清学部所存明清档案。1913年教育部决定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旧地成立筹备处。1916年筹备处迁往午门，遂将原存放于国子监和学部大堂后楼的档案，搬迁至午门和端门门洞中。这批幸存下来的明清档案，没有得到历史博物馆的妥善保管。
1917年 12月，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下令社会教育司派人对明清档案进行试阅、整理。1918年春，教育司从 8000多麻袋中先选出 20麻袋进行试看 .此次整理认为，值得保存的档案为数不多，于是将其中比较齐全的拣选出来，存放于午门楼上，余下的档案装入 9000余麻袋，仍置于端门门洞里。
傅增湘（1872—1950），字字沅叔，著名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1918）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篇
杂文中的一句名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1921年，军阀混战，财政亏空，教育部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卖掉。第一次被当作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3000多元购买。第二批出卖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期的档案史料，计有 140000余斤。同懋增南纸文具店程经理经过核算，遂以月息一分二厘半年内偿还为条件，向天兴银号经历李云舫贷款 5000元，最终用 4050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据资料记载，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 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钤记。车
队从天安门内起运，一路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最后到达广安门善果寺，拉运了十几天，才总算把这批货运完。同懋增对部分档案取去麻袋进行分拣，另备芦席，用机器渍水捆扎
成包，运往河北定兴县、唐山两地造纸作坊，充作“还魂纸”，同时，又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将一部分就地零售。
1922年 2月，罗振玉因事至京，于琉璃厂购得洪承畴揭帖及朝鲜国王贺寿表等，识为内阁大库之物。其友金梁也购得题本、朱批谕旨等物，二人经多方询问得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
出卖大库档案之事。罗振玉遂至同懋增纸店，举私债以三倍于原出售价的 12000银元购回这批档案。将运往定兴的档案全部追回，堆置于彰仪门货栈，后寄存于商品陈列所大楼，他专门雇十多人对档案进行整理，当即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如满蒙文《辽事例》、《金事例》、《元事例》都是史册中罕见的秘稿，颇有史学价值。不久又将档案迁入善果寺空房里。罗振玉将同懋增纸店已运往唐山的档案运回天津寓所，特辟库书楼，对这部分档案进行粗略梳理。罗振玉就这两处所得经东方文化学会印刷刊行，名为《史料丛刊初编》，共10册，公布了许多稀世档案。从数量上看，大概占了全部资料的十分之一；从内容上看确实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如康熙、乾隆皇帝起居注残稿、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狩猎日录、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一月巡视山西、陕西、河南日录、雍正八年（1730年）上谕等。特别是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主持调查整理的“江南民粮屯粮本色数目册”、“乾隆三年在京文职汉官俸米及职官名黄册 ”等，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后者列举了当时在京汉官 800多人的姓名、任职机构、职务以及春夏、秋冬两次领取的俸米数量，对于研究清初民族关系、政府机构、财政状况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引起了学术界，包括日、法等国学者的关注，昔日被当作废纸的档案，顿时身价倍增，以至外国人以重金求让，而北洋政府在此时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遂意欲从罗振玉手中回购档案，清史馆也向罗氏商议收藏事宜，他均未应允。但是，罗振玉对大内档案的编辑、整理却未能善始善终，他以数月之力，检理不过“千百之一二 ”，他深感“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
及”。自此以后，因时局动荡，整理工作渐趋废止。
1923年后，罗振玉被清废帝溥仪委为“南书房行走”。这时他一方面与王国维一道帮助“内务府”对宫内的字画古玩进行鉴定；另一方面，则深深地卷入了扶植溥仪复辟的活动。特别是 1924年 10月北京政变溥仪被迫搬出紫禁城以后，他积极策划了溥仪离开北京移居天津日租界的行动，竭力主张并频频建议溥仪出洋日本。这一时期，罗振玉对封建王朝复辟的愿望远远超过了他对整理“大内档案”的兴趣。1924年，罗振玉将未经整理之史料的一半，以 16000元的价格卖给清朝遗老、大收藏家李盛铎，李盛铎因库房狭小无整理之地，只对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其中 60000件后来献给了伪满皇帝溥仪，其余部分则待价而沽。适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急需档案史料以供研究之用，经与李盛铎接洽，最终以 18000元成交。自此，大库档案经教育部出卖后，数易其主，最终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重约 120000余斤，前后损失 20000多斤。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后，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 40册明清史料。
1924年 9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原存宫中各处档案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登记、整理、保管。善后委员会根据《善后委员会条例》的规定，于1925年 10月 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图书馆又分为图书部和文献部，文献部成立后，立即着手明清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张作霖对冯玉祥不满，对其进行排挤，并控制临时政府，勾结清室对抗善后委员会开展的档案整理工作。
三、明清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刚刚成立。1925年 5月，北京大学由沈兼士、马叔平先生出面致函教育部，要求把历史博物馆保留的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保管整理，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历史博物馆除保留一小部分外，将 62箱零 1502麻袋档案移交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组成一个由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及中国文学系教员为成员的“档案整理委员会”，主持整理工作。他们经过认真讨论和三个月的实践，到 9月底制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方案，整理工作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形式分类，区别年代，即先按档案文件形式（如名称、制作材料）加以区分，然后再以年代分类。他们把全部档案分成题本、誉黄、贺表、报销、杂件五类。每类中再按朝代先后区分。每一朝代中有按
档案的形成机关区分。第二步，编号摘由。在分类的基础上摘录要点，登记编号，分别上架。第三步，编辑研究，利用整理后的档案对重要事件研究考证，编制各种分类统计表。经过三个年头的努力，到 1924年，整理工作初步完成，共整理档案 520000多件。后因经费不足，整理工作基本结束。
1929年至 193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陆续从书摊、纸商手中收买一部分档案，主要是清兵部和陆军部档案，数量约有 60000斤。因档案并非出自一处，极为凌乱，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但清华大学历史系按照以问题为区分原则的十进制分类方法、按照档案形成机关及其内部机构为区分原则的机械式分类法，取得很大成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9年 5月由广州迁至北平后，立即将其所购档案从北平、天津运回，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午门西翼楼。9月底开始整理，他们分为六组，以徐中舒先生为负责人、尹焕章、李光涛为临时管理人开展整理工作。因购得这批档案原为北洋时期历史博物馆挑选后
的破碎档案，几经辗转更加破碎，无法整理只好重新装入麻袋，可以进行整理的档案共有 70000斤。整理工作从 1929年 9月开始到 1932年底基本结束，绝大部分档案已经上架，并有简明目录可查，可供研究之用。
1936年 6～ 7月间，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会从纸商手中买得清代档案 4000多斤，约 40000卷。主要是清光绪、宣统两朝档案，其中各部清册最多，还有一些有关边疆、海防、机器制造、铁路工程档案，这部分档案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弥补了别处所存清代档案的不足。
纵观清晚期至20世纪 3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明清大内档案随政局变化的命运，依据档案疏散的走向，也不难得出稳定的政局、繁荣的经济、高素质的科研队是高质量做好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工作必要条件的结论。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