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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地震发生半个小时后,陈凯已在从成都赶往芦山的路上。身在成都的贾永福给老家广元打电话,让他们组织一支救援队,带上镐和铁锹。重庆的阮博文开始在百度贴吧上发帖子,招募去灾区的同路人。北京的刘宝宗则在加紧联系去四川的航班。
4月20日发生的芦山地震,唤醒了在汶川地震后蓬勃生长的民间救援力量,各路人马开始向灾区集结。
当成都市还在地震中左右摇晃时,陈凯就决定要去芦山。作为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他有一个“先反应”的权力,即不需审批,先到现场。
这是该联盟救灾的第一个程序。其主要的功能是对灾情进行评估,并传给北京总部,以做出下一步的救援预案。
在陈凯出发一个多小时之后,由四川青年救援队总队长蒋峻带领的7人搜救小组从成都出发,充当第二梯队。
14:30左右,该联盟的医疗小组,带上一些救援物资奔赴灾区,作为第三梯队。
这是一次高度组织化的救援行动:先期有评估,中间是搜救,后勤有保障。陈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壹基金救援联盟做事的风格是:计划、安全、理性。
贾永福是广元商标协会的名誉会长。他召集了10家商标企业,带上镐头、铁锹、水、方便面和一台发电机,开着10辆汽车,奔赴灾区。
出发前,贾永福并不知道到了灾区能做什么,但他相信:去了就是支持——在中国传统的救灾理念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在到达芦山的头两天,贾永福和他的伙伴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帮人卸货。随着志愿者的增多,这样的活也越来越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无谓地等待。
阮博文在百度贴吧上发布的招募帖,招到了6位同路人。他们租了一辆车,带了几箱水,向芦山进发。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阮博文读高二,看着电视上救灾的场面,热血沸腾,但囿于无钱无力,只好作罢。这个事在他的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阮博文也不知道到灾区具体能做什么,但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算到灾区帮不上什么忙,他还可以献血。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大型的公益活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由内至外透露出自豪感。
在去往芦山的路上,阮博文认识了陈程。皮肤黝黑的陈程是一名职业旅行者。地震发生时,他在大理,还没有起床,有人告诉他发生了大地震,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拿起包就往外跑。成都是他的老家,他以前搞过户外俱乐部,有一些山地救援的经验。
刘宝宗是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是志愿者培训。培训的内容有两块,一是阐释志愿者精神,二是教大家怎么做心肺复苏。在国内,这还是一块很新的领域。“中国的志愿者传统上更重视精神,而不是技巧。”
4月20日12点多,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陈凯抵达芦山县城。与之前的预想不同,他发现政府的救援非常有序,医院已经开始救治伤员。与汶川地震时相比,政府的反应速度明显提高。
此时,芦山县消防大队已对县城进行了全面搜索,雅安消防支队的部分官兵已经抵达芦山,武警四川总队一支队400人也已抵达灾区。
14:40,由蒋峻带领的壹基金救援联盟搜救组到达芦山,并成立了指挥部。该联盟成员泸州山地救援队随后抵达,赶往龙门乡。
16:35,蓝天救援队进入灾区。
16:40,刘宝宗所在的平安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开始统计物资的需求,并整理出一个清单。
近17时,贾永福和妻子先期抵達芦山,第二梯队在当日晚上10点到达。随后,他们组成了一支巡逻队,维持治安。
当晚,壹基金救援联盟随着武警总队进入灾区,开始发放第一批物资——2000件饮用水。
更多的民间救援组织还在路上。
陈凯说,民间组织人数的增长,会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过程:一开始进入的是先头部队,负责收集信息和站稳脚跟,随后救援队伍跟进,接着是救援物资,最后是灾后重建的队伍。
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队伍成长很快,除了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还表现在很多组织都有了一个救援的链条。
到了4月21日,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人数,已从前一天的40多人增长到近百人,还有大量的队员在路上。
21日早上,壹基金四川救援队14人、海南救援队8人进入灵关镇搜救;泸州山地救援队20人进入太平镇搜救;
21日8:30,厦门蓝天救援队进入芦山县龙门乡;9:10,四川蓝天救援队在清仁设立临时医疗救助点,接治受伤民众。
贾永福和他的伙伴站在迎宾大街旁,等待有关部门分配任务——有两个单位答应一旦有卸货任务,会立即通知他。
来自洪雅县的志愿者龚明昌还在跟有关部门协调,希望能让他们进入下面的乡镇,把救灾的物资分发出去。负责协调的一位警察抱歉地通知他,受灾严重的乡镇已实行交通管制,让他们把物资交给有关部门代发。但作为佛教徒,龚明昌对此并不甘心,因为到灾区分发物资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他还希望对受灾的民众开展心理辅导。
西南交通大学的大三学生杜保俊,骑了16个小时自行车,从成都赶到芦山,在芦山县团委设立的志愿者登记处等待分配任务,等了四五个小时无果,又骑车前往龙门乡。结果只是做了一些帮忙卸货的活。在4月21日中午离开芦山时,他有些失落。
一位民间救援组织的队员站在迎宾大街上,眼巴巴地望着指挥交通的交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希望能帮着指挥一下交通,但未获批准。
4月21日,四川宝兴县灵关镇灾民临时安置点内景。 摄影/郭立亮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观察到,所有到达芦山的志愿者,都希望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把他们远道而来带来的爱心放在这片土地上,这既是对灾民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芦山县团委设立的志愿者登记台前,人满为患。挤在登记台前年轻的脸庞上,有兴奋也有焦灼。负责登记的一位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20日一天,已经有1000多个志愿者在这里登记。志愿者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卸货,二是清洁。
4月21日上午,在迎宾大道的一侧,拉起了一排帐篷,一个个民间救援组织在这里摆摊设点,排出去有100多米远。这里除了是民间组织的基地,还是志愿者的招募点。
此时,芦山县城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迎宾大道,车辆行驶缓慢。打著各种条幅的救援车辆分外显眼。陈凯说,民间的救援已经严重供过于求,并且浪费严重。浙江的一家救援队,开了30辆奥迪Q7前来;某市人防办的救援队伍,带来了价值几百万的加长版悍马。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豪车,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齐聚在这个贫困的县城。
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陈凯说,民间救援力量的供过于求,一方面说明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力量的成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与民间的对接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民间力量成长起来了,但怎么用,这是考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在汶川地震期间,政府如何与民间力量衔接,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不了解需求,民间组织资源的投放,一方面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又有死角。
陈凯认为,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供需不对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该充分地搜集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掌握的这些需求信息,应该向民间组织公布,以便民间组织合理配置资源。
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质量,陈凯建议,在救灾的各个阶段——无论是灾情评估阶段、救援阶段还是灾后重建,政府都可以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这样既保证了专业,又不至于浪费。”
陈凯讲了一个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做法,来说明他们所理解的专业:他们救人的顺序,是先救能走动的人,然后是轻伤员,再次是重伤员,最后才处理死者。这与中国传统“逝者为尊”的观念相冲突。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先处理死者,就会减少活着的人被救出的机会。
在救灾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数量上供过于求,质量上又严重不足。这在志愿者问题上体现得很明显。大量的志愿者蜂拥到民间救援组织的展台前报名,但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救援知识都不具备。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小的女孩挤到一个展台前报名,工作人员问她:“你是不是初中生?”她说“是”。
记者问一位骑车从成都赶来的大学生:你知道哪些有关救援的知识?他茫然地摇摇头。
4月21日下午4点,在华夏公益联盟的展台前,刘宝宗开始了到芦山后的第一堂志愿者培训课。他让20位报名的志愿者拉着一根绳子围成一圈,然后让一个人在上面行走。要想不让上面的人掉下来,志愿者就要使劲拉紧绳子。他想用这种方式说明:从支持别人中获得快乐,这就是志愿者的精神。
刘宝宗还演示了心肺复苏的要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虽然他讲得丝丝入扣,但年轻的志愿者们仍然听得似懂非懂。
4月20日发生的芦山地震,唤醒了在汶川地震后蓬勃生长的民间救援力量,各路人马开始向灾区集结。
挺进芦山
当成都市还在地震中左右摇晃时,陈凯就决定要去芦山。作为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他有一个“先反应”的权力,即不需审批,先到现场。
这是该联盟救灾的第一个程序。其主要的功能是对灾情进行评估,并传给北京总部,以做出下一步的救援预案。
在陈凯出发一个多小时之后,由四川青年救援队总队长蒋峻带领的7人搜救小组从成都出发,充当第二梯队。
14:30左右,该联盟的医疗小组,带上一些救援物资奔赴灾区,作为第三梯队。
这是一次高度组织化的救援行动:先期有评估,中间是搜救,后勤有保障。陈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壹基金救援联盟做事的风格是:计划、安全、理性。
贾永福是广元商标协会的名誉会长。他召集了10家商标企业,带上镐头、铁锹、水、方便面和一台发电机,开着10辆汽车,奔赴灾区。
出发前,贾永福并不知道到了灾区能做什么,但他相信:去了就是支持——在中国传统的救灾理念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在到达芦山的头两天,贾永福和他的伙伴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帮人卸货。随着志愿者的增多,这样的活也越来越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无谓地等待。
阮博文在百度贴吧上发布的招募帖,招到了6位同路人。他们租了一辆车,带了几箱水,向芦山进发。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阮博文读高二,看着电视上救灾的场面,热血沸腾,但囿于无钱无力,只好作罢。这个事在他的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阮博文也不知道到灾区具体能做什么,但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算到灾区帮不上什么忙,他还可以献血。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大型的公益活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由内至外透露出自豪感。
在去往芦山的路上,阮博文认识了陈程。皮肤黝黑的陈程是一名职业旅行者。地震发生时,他在大理,还没有起床,有人告诉他发生了大地震,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拿起包就往外跑。成都是他的老家,他以前搞过户外俱乐部,有一些山地救援的经验。
刘宝宗是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是志愿者培训。培训的内容有两块,一是阐释志愿者精神,二是教大家怎么做心肺复苏。在国内,这还是一块很新的领域。“中国的志愿者传统上更重视精神,而不是技巧。”
4月20日12点多,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陈凯抵达芦山县城。与之前的预想不同,他发现政府的救援非常有序,医院已经开始救治伤员。与汶川地震时相比,政府的反应速度明显提高。
此时,芦山县消防大队已对县城进行了全面搜索,雅安消防支队的部分官兵已经抵达芦山,武警四川总队一支队400人也已抵达灾区。
14:40,由蒋峻带领的壹基金救援联盟搜救组到达芦山,并成立了指挥部。该联盟成员泸州山地救援队随后抵达,赶往龙门乡。
16:35,蓝天救援队进入灾区。
16:40,刘宝宗所在的平安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开始统计物资的需求,并整理出一个清单。
近17时,贾永福和妻子先期抵達芦山,第二梯队在当日晚上10点到达。随后,他们组成了一支巡逻队,维持治安。
当晚,壹基金救援联盟随着武警总队进入灾区,开始发放第一批物资——2000件饮用水。
爱心拥堵
更多的民间救援组织还在路上。
陈凯说,民间组织人数的增长,会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过程:一开始进入的是先头部队,负责收集信息和站稳脚跟,随后救援队伍跟进,接着是救援物资,最后是灾后重建的队伍。
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队伍成长很快,除了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还表现在很多组织都有了一个救援的链条。
到了4月21日,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人数,已从前一天的40多人增长到近百人,还有大量的队员在路上。
21日早上,壹基金四川救援队14人、海南救援队8人进入灵关镇搜救;泸州山地救援队20人进入太平镇搜救;
21日8:30,厦门蓝天救援队进入芦山县龙门乡;9:10,四川蓝天救援队在清仁设立临时医疗救助点,接治受伤民众。
贾永福和他的伙伴站在迎宾大街旁,等待有关部门分配任务——有两个单位答应一旦有卸货任务,会立即通知他。
来自洪雅县的志愿者龚明昌还在跟有关部门协调,希望能让他们进入下面的乡镇,把救灾的物资分发出去。负责协调的一位警察抱歉地通知他,受灾严重的乡镇已实行交通管制,让他们把物资交给有关部门代发。但作为佛教徒,龚明昌对此并不甘心,因为到灾区分发物资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他还希望对受灾的民众开展心理辅导。
西南交通大学的大三学生杜保俊,骑了16个小时自行车,从成都赶到芦山,在芦山县团委设立的志愿者登记处等待分配任务,等了四五个小时无果,又骑车前往龙门乡。结果只是做了一些帮忙卸货的活。在4月21日中午离开芦山时,他有些失落。
一位民间救援组织的队员站在迎宾大街上,眼巴巴地望着指挥交通的交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希望能帮着指挥一下交通,但未获批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观察到,所有到达芦山的志愿者,都希望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把他们远道而来带来的爱心放在这片土地上,这既是对灾民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芦山县团委设立的志愿者登记台前,人满为患。挤在登记台前年轻的脸庞上,有兴奋也有焦灼。负责登记的一位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20日一天,已经有1000多个志愿者在这里登记。志愿者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卸货,二是清洁。
4月21日上午,在迎宾大道的一侧,拉起了一排帐篷,一个个民间救援组织在这里摆摊设点,排出去有100多米远。这里除了是民间组织的基地,还是志愿者的招募点。
此时,芦山县城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迎宾大道,车辆行驶缓慢。打著各种条幅的救援车辆分外显眼。陈凯说,民间的救援已经严重供过于求,并且浪费严重。浙江的一家救援队,开了30辆奥迪Q7前来;某市人防办的救援队伍,带来了价值几百万的加长版悍马。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豪车,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齐聚在这个贫困的县城。
对接的难题
壹基金救援联盟四川响应中心主任陈凯说,民间救援力量的供过于求,一方面说明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力量的成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与民间的对接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民间力量成长起来了,但怎么用,这是考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在汶川地震期间,政府如何与民间力量衔接,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不了解需求,民间组织资源的投放,一方面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又有死角。
陈凯认为,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供需不对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该充分地搜集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掌握的这些需求信息,应该向民间组织公布,以便民间组织合理配置资源。
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质量,陈凯建议,在救灾的各个阶段——无论是灾情评估阶段、救援阶段还是灾后重建,政府都可以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这样既保证了专业,又不至于浪费。”
陈凯讲了一个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做法,来说明他们所理解的专业:他们救人的顺序,是先救能走动的人,然后是轻伤员,再次是重伤员,最后才处理死者。这与中国传统“逝者为尊”的观念相冲突。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先处理死者,就会减少活着的人被救出的机会。
在救灾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数量上供过于求,质量上又严重不足。这在志愿者问题上体现得很明显。大量的志愿者蜂拥到民间救援组织的展台前报名,但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救援知识都不具备。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小的女孩挤到一个展台前报名,工作人员问她:“你是不是初中生?”她说“是”。
记者问一位骑车从成都赶来的大学生:你知道哪些有关救援的知识?他茫然地摇摇头。
4月21日下午4点,在华夏公益联盟的展台前,刘宝宗开始了到芦山后的第一堂志愿者培训课。他让20位报名的志愿者拉着一根绳子围成一圈,然后让一个人在上面行走。要想不让上面的人掉下来,志愿者就要使劲拉紧绳子。他想用这种方式说明:从支持别人中获得快乐,这就是志愿者的精神。
刘宝宗还演示了心肺复苏的要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虽然他讲得丝丝入扣,但年轻的志愿者们仍然听得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