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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叩访档案》是以档案“局内人”的视角，将作者平日所发现的与档案有关的现象，分析和综合的随笔集。也是作者从“局外人”的视角，剖析档案现象及解决档案事业发展所遇困境的思想火花。城市记忆是作者寄托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结合“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情况，将“局内人”的研究思路融合到档案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来，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叩访档案；城市记忆工程；局内人；读后感
“文字总是能不露声色地透析着一个人的沉淀与秘密。每当你以为自己在文字游戏中游刃有余，藏于无形的时候，它们也默默地在一格格小方块中出卖了你的全部。而这种出卖(落笔与现实的错位)固然能引人兴趣盎然如‘探宝’一般。但我以为真正的上品依然是那些敢于剖析自己、坦荡于文字的作者。字里行间、墨到之处，无不体现着他们内心灵魂深处每一次细微的颤动。龙应台的《目送》即是如此。”…郭红解的《叩访档案》亦是如此。
如果从散文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由档案情结编织的档案人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如果从学术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档案与城市记忆相连，使原本严肃、单调的档案现象，可以解读成栩栩如生的档案文化现象。如果从档案人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与作者能够产生多次情感的共鸣，都对“档案”及与档案相关的一切现象敏感，都有着浓浓的档案情结。如果从局外人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蓦然发现，原来档案与自己的生活这么贴近。这样的多视角，只需要你静静走，再慢慢看，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档案世界。
1 从“局内人”到“局外人”
《叩访档案》是以档案“局内人”的视角，将作者平日读书看报、浏览网页时，所发现的种种与档案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现象加以分析和综合的随笔集。从珍贵档案收入博物馆、在文物市场上惨遭流失，从《档案的悲哀》到《走出兰台》，作者无不从圈内人、兰台人的视角分析档案馆出现的种种问题、尴尬原因及其出路，也从圈外人、社会人的视角分析档案馆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和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从《感悟米卢和他的“快乐足球”》中，作者“自然联想到了档案”，思索着“如何让档案工作也快乐起来，让参与档案管理和利用的人都能充分享受档案的快乐”，并提出：“拓宽档案服务功能是‘快乐档案’的灵魂所在。”从《为普通人“记录历史”鼓与呼》中，作者更是从城市记忆的视角指出：“我们档案部门对这些‘普通人’主动参与‘记录历史’的行为没有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行政上号令、简单的‘拿来主义’，只会使档案部门、档案馆失去亲和力，使这些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史料长期存留在无妥善保管条件的个人手里，甚或流向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文集将作者的思想火花及时收集，虽只是作者的个人感悟，读来却很受启迪，为我们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解读档案提供了新思路。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分，是用来表明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采取的角色，因为立场的差异，相应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局内人”指的是那些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他们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与“局内人”通常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来观察和倾听以了解“局内人”的行为和想法。“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表述、意图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是相对的，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只有站到一个与自身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身的文化。“局内人”在进行创作、文化整合的时候，需要一定距离感的“变熟为生”的技巧(“变熟为生”，是Maycus与Fischer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探寻传统人类学的新出路时提出的。Maycus与Fi scher的主张是，人类学者应认识到自身可能带有的社会文化偏见，并自觉地与这种极有可能为文化支配提供条件的偏见保持距离。对常识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以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
《叩访档案》这本集子，则为档案人尝试如何“变熟为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就像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言，有距离了，也就看得准、看得全了。可是，这种距离感做起来谈何容易，要从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多少是需要些勇气和智慧的。有了勇气和智慧，更重要的还要“有心”。正如冯惠玲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言：“郭红解在谈天说地间所要倾诉的，正是许多档案人望天问地所要寻觅的东西——档案并不只是档案自己，档案和社会是天然一体的。”有了距离感，用心地去发掘生活中所蕴含的道理，我们的思路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就会如作者一样拥有开阔的档案观念，那时，红头文件、官方记录就无法框住我们的视野，社会及其“城市记忆”才能容纳我们的档案世界。
2 从“文化觉醒”到“文化自觉”
近年来，档案部门的自我觉醒意识不断凸显，如，
“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档案服务民生的深入、“两个体系”的推广，等等。这些都是档案部门主动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自我觉醒，“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更是让档案部门从文化角度不断反省、不断突破自我。在《叩访档案》中，作者对城市记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他心目中，老字号、老房子、老厂子、老学校、老餐厅、老配方等都活着，富有传奇的经历，都有一方文化的根脉，在城市‘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档案要‘拉历史一把’，挽留住可能失落的记忆。”
作为“局内人”，应该努力做到“变熟为生”的同时，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也就是达到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给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97年年初，在北京大学校务咨询会和第二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来的。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老说：“中国要面向世界，让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
从“局外人”的历史记录行为进而自我反省，到采取行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保存城市记忆，再到深入拓展工程的活动与方式，进而建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工程”为我们展现了档案部门从自我反省 到自我觉醒再到自我创建，实现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
3 从《叩访档案》到“叩访”档案事业
沿着《叩访档案》的思路，我们可以联想到从“局外人”的视角去剖析和促进“局内人”的发展，这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同样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档案部门作为“局内人”虽然掌握着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但是，往往忽视了自身的种种优势。“档案”这个字眼，在长期形成的社会属性中，不仅给人以隐匿、隔膜的神秘感，让人敬而远之，更具有真实可靠的天然禀赋，享有很高的公信力。用一句官方语言表述，档案所负载的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使命。档案部门在文化传播中得专业便利之所长，先天具有档案信息集散和流通的“优先话语权”，这是档案部门的突出优势，只不过，这种优势在过往的岁月里，因为缺少相应的操作平台和实施手段，而被世人，也被我们自己忽略了。档案部门从没有停止过探索档案资源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的步伐，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档案专家呼唤了这么多年也是寥寥无几，档案服务社会的能力还是遭到社会各方的诸多质疑。究其症结何在，也许，我们应该如费老所言，要让社会了解档案，前提便是档案部门要有“自知之明”，这也同样是档案部门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一经推出《档案》栏目，便被档案界所关注。《档案》立足于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档案机构解密的档案资料，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历史，用独特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真相。真实是档案的魅力所在，人们渴望通过一种轻松的形式了解历史真相，《档案》用全新的形式满足了广大观众对档案知识的需求。这种换种方式，用档案的成功让作为“局内人”的档案部门在肯定“局外人”所做的同时，也开始自我反省和思考。
“城市记忆工程”作为档案部门采取的一项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新举措，它的进程虽是几经曲折，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但从它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力来看，它对档案部门来说，就是一次成功的举措。因为它还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档案部门在城市记忆的建构和传承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城市记忆工程”不是政绩工程，不是一次性工程，也不是领导工程，它是档案部门承担社会记忆传承的使命工程，是档案部门开展城市文化建设的“文脉工程”，是档案部门服务民生的情感工程，是档案部门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和重大活动的接轨工程，它也是提高档案部门影响度的品牌工程。根本上，它是档案部门认识文化、理解文化、运用文化的一次尝试，这既包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运用，也包括对档案自身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城市记忆工程”以其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将档案文化带入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档案资源、各种媒介和社会公众的知解力一起建构、强化了城市记忆，给社会生活，也给档案部门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费老所言：“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档案部门应该充分地拥有自信、负有责任地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的使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献力献策。
注：本文系上海大学第四届研究生创新基金《“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事业发展研究》(编号SHUCXl02040)和上海市档案局科技项目《“城市记忆工程”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研究》(编号：沪档科1010)成果之一。
关键词：叩访档案；城市记忆工程；局内人；读后感
“文字总是能不露声色地透析着一个人的沉淀与秘密。每当你以为自己在文字游戏中游刃有余，藏于无形的时候，它们也默默地在一格格小方块中出卖了你的全部。而这种出卖(落笔与现实的错位)固然能引人兴趣盎然如‘探宝’一般。但我以为真正的上品依然是那些敢于剖析自己、坦荡于文字的作者。字里行间、墨到之处，无不体现着他们内心灵魂深处每一次细微的颤动。龙应台的《目送》即是如此。”…郭红解的《叩访档案》亦是如此。
如果从散文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由档案情结编织的档案人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如果从学术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档案与城市记忆相连，使原本严肃、单调的档案现象，可以解读成栩栩如生的档案文化现象。如果从档案人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与作者能够产生多次情感的共鸣，都对“档案”及与档案相关的一切现象敏感，都有着浓浓的档案情结。如果从局外人的视角读《叩访档案》，我们蓦然发现，原来档案与自己的生活这么贴近。这样的多视角，只需要你静静走，再慢慢看，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档案世界。
1 从“局内人”到“局外人”
《叩访档案》是以档案“局内人”的视角，将作者平日读书看报、浏览网页时，所发现的种种与档案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现象加以分析和综合的随笔集。从珍贵档案收入博物馆、在文物市场上惨遭流失，从《档案的悲哀》到《走出兰台》，作者无不从圈内人、兰台人的视角分析档案馆出现的种种问题、尴尬原因及其出路，也从圈外人、社会人的视角分析档案馆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和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从《感悟米卢和他的“快乐足球”》中，作者“自然联想到了档案”，思索着“如何让档案工作也快乐起来，让参与档案管理和利用的人都能充分享受档案的快乐”，并提出：“拓宽档案服务功能是‘快乐档案’的灵魂所在。”从《为普通人“记录历史”鼓与呼》中，作者更是从城市记忆的视角指出：“我们档案部门对这些‘普通人’主动参与‘记录历史’的行为没有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行政上号令、简单的‘拿来主义’，只会使档案部门、档案馆失去亲和力，使这些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史料长期存留在无妥善保管条件的个人手里，甚或流向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文集将作者的思想火花及时收集，虽只是作者的个人感悟，读来却很受启迪，为我们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解读档案提供了新思路。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分，是用来表明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采取的角色，因为立场的差异，相应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局内人”指的是那些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他们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与“局内人”通常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来观察和倾听以了解“局内人”的行为和想法。“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表述、意图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是相对的，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只有站到一个与自身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身的文化。“局内人”在进行创作、文化整合的时候，需要一定距离感的“变熟为生”的技巧(“变熟为生”，是Maycus与Fischer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探寻传统人类学的新出路时提出的。Maycus与Fi scher的主张是，人类学者应认识到自身可能带有的社会文化偏见，并自觉地与这种极有可能为文化支配提供条件的偏见保持距离。对常识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以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
《叩访档案》这本集子，则为档案人尝试如何“变熟为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就像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言，有距离了，也就看得准、看得全了。可是，这种距离感做起来谈何容易，要从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多少是需要些勇气和智慧的。有了勇气和智慧，更重要的还要“有心”。正如冯惠玲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言：“郭红解在谈天说地间所要倾诉的，正是许多档案人望天问地所要寻觅的东西——档案并不只是档案自己，档案和社会是天然一体的。”有了距离感，用心地去发掘生活中所蕴含的道理，我们的思路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就会如作者一样拥有开阔的档案观念，那时，红头文件、官方记录就无法框住我们的视野，社会及其“城市记忆”才能容纳我们的档案世界。
2 从“文化觉醒”到“文化自觉”
近年来，档案部门的自我觉醒意识不断凸显，如，
“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档案服务民生的深入、“两个体系”的推广，等等。这些都是档案部门主动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自我觉醒，“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更是让档案部门从文化角度不断反省、不断突破自我。在《叩访档案》中，作者对城市记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他心目中，老字号、老房子、老厂子、老学校、老餐厅、老配方等都活着，富有传奇的经历，都有一方文化的根脉，在城市‘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档案要‘拉历史一把’，挽留住可能失落的记忆。”
作为“局内人”，应该努力做到“变熟为生”的同时，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也就是达到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给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97年年初，在北京大学校务咨询会和第二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来的。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老说：“中国要面向世界，让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
从“局外人”的历史记录行为进而自我反省，到采取行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保存城市记忆，再到深入拓展工程的活动与方式，进而建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工程”为我们展现了档案部门从自我反省 到自我觉醒再到自我创建，实现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
3 从《叩访档案》到“叩访”档案事业
沿着《叩访档案》的思路，我们可以联想到从“局外人”的视角去剖析和促进“局内人”的发展，这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同样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档案部门作为“局内人”虽然掌握着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但是，往往忽视了自身的种种优势。“档案”这个字眼，在长期形成的社会属性中，不仅给人以隐匿、隔膜的神秘感，让人敬而远之，更具有真实可靠的天然禀赋，享有很高的公信力。用一句官方语言表述，档案所负载的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使命。档案部门在文化传播中得专业便利之所长，先天具有档案信息集散和流通的“优先话语权”，这是档案部门的突出优势，只不过，这种优势在过往的岁月里，因为缺少相应的操作平台和实施手段，而被世人，也被我们自己忽略了。档案部门从没有停止过探索档案资源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的步伐，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档案专家呼唤了这么多年也是寥寥无几，档案服务社会的能力还是遭到社会各方的诸多质疑。究其症结何在，也许，我们应该如费老所言，要让社会了解档案，前提便是档案部门要有“自知之明”，这也同样是档案部门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一经推出《档案》栏目，便被档案界所关注。《档案》立足于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档案机构解密的档案资料，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历史，用独特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真相。真实是档案的魅力所在，人们渴望通过一种轻松的形式了解历史真相，《档案》用全新的形式满足了广大观众对档案知识的需求。这种换种方式，用档案的成功让作为“局内人”的档案部门在肯定“局外人”所做的同时，也开始自我反省和思考。
“城市记忆工程”作为档案部门采取的一项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新举措，它的进程虽是几经曲折，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但从它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力来看，它对档案部门来说，就是一次成功的举措。因为它还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档案部门在城市记忆的建构和传承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城市记忆工程”不是政绩工程，不是一次性工程，也不是领导工程，它是档案部门承担社会记忆传承的使命工程，是档案部门开展城市文化建设的“文脉工程”，是档案部门服务民生的情感工程，是档案部门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和重大活动的接轨工程，它也是提高档案部门影响度的品牌工程。根本上，它是档案部门认识文化、理解文化、运用文化的一次尝试，这既包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运用，也包括对档案自身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城市记忆工程”以其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将档案文化带入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档案资源、各种媒介和社会公众的知解力一起建构、强化了城市记忆，给社会生活，也给档案部门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费老所言：“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档案部门应该充分地拥有自信、负有责任地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的使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献力献策。
注：本文系上海大学第四届研究生创新基金《“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事业发展研究》(编号SHUCXl02040)和上海市档案局科技项目《“城市记忆工程”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研究》(编号：沪档科1010)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