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问题成因初探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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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通过对我国医院管理体制、医保制度、药品价格等因素的调研,指出当前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看病贵”问题的一系列原因,并结合实际工作中的见闻与思考,汇总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从政府、医院、医保部门、医生等多视角出发,提出破解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看病贵 成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9-264-02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逐步推进医院改革工作,加强民生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了医保政策,基本实现了医保参保面全覆盖,医保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参保人员待遇不断提高,医保资金占医院收入的比例不断提升。但是,“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依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激化的极端性事件时有发生。本文重点关注看病贵现象,所谓看病贵,是指医疗服务机构的价格(以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为主)过高,从而使患者经济上无法承受的现象。在高医疗成本面前,不少工薪阶层选择了“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住院”的不健康就医方式,对患者本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伤害。
  除此之外,看病贵的社会危害还包括:
  1.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给改革开放的成果大打折扣。
  2.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互不信任。在老百姓心目中,医生从白衣天使的崇高形象堕落成白眼狼,而医务工作者也由于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成为高危行业,长此以往,将影响和谐社会的创建,伤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3.造成“黑诊所”泛滥。老百姓由于低价医疗的客观需求,求助资质不完善的非正规医疗机构,由此引发医疗事故。
  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思考,目前医院管理模式是否依然存在问题,医疗体制改革的收效究竟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医院无疑应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但在市场大潮中如何保持医院公益性的特点等等,这些正成为医疗机构、政府决策部门以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之,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为破解看病贵难题献计献策,如:韩俊江(2012)提出医疗费用过度开支的深层次根源,即医保结算方式落后,其建议是改革目前以服务项目为支付依据的方式,适当考虑以病种为结算根据;与此类似,答唯鹏(2012)提出结合医保总额预付费的新途径;姚中杰(2011)从供求关系的视角透视了我国“看病难、贵”的问题,指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激增、就医秩序错位、医疗资源不均衡是上述问题的主因,给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但文中没有给出相应的对策;康晓峰(2012)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为医改的方向出谋划策,提出增加基层医院财政投入的政策措施。
  可见,目前关于我国看病贵的问题研究及对策研究中,存在分散、不全面和务虚的现象。大部分研究是从学院提出来的,不具有现实针对性,有的提出的问题已经落实多年;更多的是提出者往往就问题的某一方面展开和论述,而忽略了“看病贵”问题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而公立医院改革又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的经营必须纳入政府和社会的监管,才能充分发挥其公益特点,更好地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此,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对政府、医院、医保部门和医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深层次挖掘,对所提出问题给出对策和建议,希望能为破解看病贵难题抛砖引玉,促进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医院和医疗卫生事业。
  二、“看病贵”问题的主要成因
  (一)看病贵主要贵在药费
  据审计部门统计,药价是导致“看病贵”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一般占门诊就医费用的80%左右,占住院费用的50%左右。形成药价贵的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药品价格加成。对于药品销售链条不断加成的报道和披露已不罕见,如媒体所曝光的一瓶芦笋片,其出厂价仅为15.5元,经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后,最终到达病人手中要213元,利润率高达1274%;又如一种零售价格7.39元的葡醛酸钠注射液,其生产价仅为0.08元,利润率更是高达9138%。
  那么药费虚高的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分析表明:药品加成率管制政策,包括顺价加价、零差率和差别加价是主要诱因。原因如下:对药品加价率的管制,使得医院药品采购价越高,则事实上获利就越多。基于这种逆向激励机制,医生会倾向于多开药、开贵药,以获得更多的加成收入,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医生收受药企回扣;此外,药品加成率管制还使得正常的价格竞争机制失效,制药企业竞相采用“高定价、高定位、高利润”的营销模式,其竞争格局最终表现为“谁的药品中标价越高,谁就成功。”为此,药企召集规模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从事公关活动,有些还成立申报办,将改换包装的伪新药重新获得高定价资格。上述种种公关费用,以及医生回扣,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转嫁到病人身上,造成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二)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当前,占医院总收入6%~8%的政府投入无法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沿用了国企改革的思路,忽视了医院公益性的特点,导致投入严重不足。例如,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7%,占当年GDP总量的1.7%;2012年,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14%,占当年GDP总量的1.38%。可看出,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不升反降,占当年GDP总量的比例同样有所下降。
  医院为维持正常运转,其经费缺口只能从患者的医疗费用中产生,因此医院存在了20多年的“以药养医”、“以检养医”现象,某种程度上成为“看病贵”问题的根源。
  (三)以过度医疗为特征的行业不正之风严重
  在医院收费中,最为老百姓诟病但又无奈何的行为是“过度医疗”。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从病人实际出发,一味使用好药、贵药、多开药、多做检查和治疗的现象。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严重,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而且和医疗卫生行业神圣使命严重不符。   应该说,即使不存在上文所说的药品回扣等因素,在市场环境下,过度医疗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医院既然是市场主体,就要盈利,要盈利就存在考核,如果不改善目前的捆绑式考核机制,过度医疗问题实难以根治。从本质上看,笔者认为,过度医疗比一般的乱收费问题更严重,性质更恶劣,因为过度医疗损害的不仅是病人的物质利益,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以及对本身健康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是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进行的。可以说,这种无效甚至有害的治疗,是医生一手制造的,对这个问题须从多角度入手,实施综合治理,才有望改善。
  (四)医保支付方式不科学
  目前我国医院普遍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该方式的缺点是:医疗保险部门对患者治疗期的情况不透明,无法预知和监管,无法有效控制费用支出。典型的是,极易造成医疗提供方将费用转嫁到患者,即医保埋单,诱导不正常医疗支出、小病大治、大处方等问题。
  因此,这种不科学的支付方式亟须改进,一个值得借鉴的医保支付方式是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模式,即“诊断相关分组”法,它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记录、病症、手术、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与并发症等因素把病人分入一定量(500-600个)诊断相关组,然后决定医保金额。该支付方式的采用,基本实现了医疗资源利用的标准化,有助于激励医院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迫使医院为获得利润主动降低成本,缩短住院天数,减少诱导性医疗费用支付的可能,有利于总费用的控制。
  三、破解“看病贵”难题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要维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并且保持医院的公益性特点,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入民生投入力度。确保医疗卫生支出在GDP中的比例稳中有增,确保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标准,合理安排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所需资金。在医疗机构投入方面,对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加大公立医院投入,在基本医疗保障投入方面,继续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落实和完善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政策,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准。
  (二)医院:实行医药分离和收支两条线
  当前以药养医现象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医生的职业认可度不高,医生的劳动收入和专业知识不成正比。因此,有必要从根子上改善这种状况,促使全社会认可医生的正当性收入。以此为前提,适当增加药事费用,严控总费用,使得医生的收入名至实归,即实施“医、药分离”,医生只负责医治,药不随医。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医院,如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同仁医院等正式启动医药分离改革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增收医事服务费。
  进一步,还可以改革医疗服务的创收机制,例如,向同样是事业单位的高校看齐,实行收支两条线,遏制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具体而言,支出由政府相关部门核定,收入上缴政府有关部门,切断医疗服务收费与医务人员收入的联系,医生收入不与经济效益挂钩,科学地考核医生的工作绩效,科学性可通过病人满意度来衡量,以及制定合理医药费用的新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医疗的发生。
  (三)医保部门:创新医保支付方式
  根据国际先进经验,以及国内学者的建议,医保机构可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法预先确定固定费用额度,以此作为医疗机构付费的标准。这种结算方式主要包括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和单病种付费,二者区别在于:DRGs组仅有几百个,可以覆盖所有病种,而病种数有近万个,单病种付费只能选择少数病种。综合来看,DRGs比单病种付费更科学、更具合理性。引入DRGs付费或单病种付费后,医院为盈利不得不考虑节约医疗资源,减少医疗支出,从而避免大处方等不正当医疗倾向。长春市医保中心试行单病种付费已取得了较好效果,如首批针对阑尾炎、白内障、疝气、痔疮、甲状腺肿瘤等10个病种,医保中心与医疗机构就诊疗费进行洽谈,并通过引入民营医院参与竞价,实现了上述10个病种医药费的显著下降,单病种医保支出平均不到3000元,对比改革前降幅达53%。
  (四)医生:增强道德情操
  如上所述,不管多严密的监管和制度建设都不能完全避免蓄意违规行为,要彻底改观医院大处方、乱收费等不良现象,还要从道德治理的角度入手。温家宝同志指出,企业家的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目前医院治理也有类似要求,医生的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从道德层面解决医生本身的医德品质、行为规范问题,明确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不纯粹是买卖关系,明确医患之间的买卖关系最终伤害的是全社会成员包括医生的利益,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的新型医患关系。
  四、总结
  目前,全社会在对待看病贵的问题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相关主管部门和学术机构开展了深入研究,一部分有价值的政策、措施已经有所落实。当然,由于国情的不同,一些在西方国家应用成熟的模式还骤难引入国内,同样,各个地区在政策的贯彻实施上还很不平衡。一句话,破解看病贵的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
  本文从政府、医院、医保机构、医生等角度出发,利用自身所见所思,对目前看病贵现状的成因进行了透视,并就对策提出一家之言。但囿于个人阅历有限,对宏观经济社会特别是医疗卫生行业的核心利益链条的认识还不够深刻,难以联系宏观经济面进行根本性的思考,故本文所提的成因或见解难免挂一漏万,这有待广大医疗卫生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开出处方,只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才可能真正有效地破解老百姓关注的看病难、贵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韩俊江,胡丹.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化解“看病贵"探析——以长春市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2] 答唯鹏.结合医保总额预付费解决看病贵的途径探讨.中国病案,2012(2)
  [3] 姚中杰,尹建中,徐忠欣.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机理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1(9)
  [4] 康晓峰.医改——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中外健康文摘,2012(10)
  (作者单位:奉化市人民医院财务科 浙江奉化 315500)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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