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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热点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具有最直接的冲击力，同时也是大国博弈的“角逐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南海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始终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两大安全热点，而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先后发生则使中印边境问题成为新的地区热点。在不同年度，三大问题的热度有高低起伏的变化。2020年，朝鲜半岛问题保持了相对的平静，而南海问题与中印边境问题显著升温。
继2019年河内第二次朝美峰会破裂后，朝鲜半岛问题陷入困境，在2020年未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突发以及复苏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美韩朝三国均忙于国内事务，因此三国互动较为有限。
在双边层面，朝韩关系因5月“撒传单事件”及其引发的朝方炸毁开城南北共同联络处大楼而一度紧张，但最终朝鲜决定暂缓执行“对南军事行动计划”，从而缓和了朝韩关系，也反映出双方希望保持半岛形势稳定、化解危机的基本立场。中朝、俄朝关系则在疫情中表现得更为紧密。
2020年9月普京现场观摩指挥“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中国军队参加了此次演习。
2020年，朝鲜面临新冠疫情、自然灾害和国际制裁三重压力，国内经济形势严峻。朝鲜对外政策的调整始终是以突破经济困境为核心。但是受限于朝鲜国内经济体制的制约，以及美国的制裁施压和韩国反朝力量的掣肘，朝鲜突破经济困境面临着巨大阻力。
随着2021年初美国政府的更迭和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来朝韩美三国将出现新一轮的互动，半岛局势以及朝核问题或将发生新变化。但也有分析指出，鉴于拜登政府不会完全依赖领导人外交引领半岛局势，美朝关系短期内难以有显著改善。
2020年或将成为南海形势从“趋稳向好”转变为“动荡不安”的节点。美国“印太战略”将南海问题作为安全议程的核心议题，作为粘合盟友与伙伴关系、共同“推回”中国海上力量的抓手，这极大地提升了南海问题的战略地位，也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7月，蓬佩奥发表的“南海政策声明”、美方在南海海域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极大地增加了南海发生海上摩擦的可能性，使南海局势一度风高浪急。就全年而言，南海形势具有军事化、国际化与法理化斗争加剧三大特征。
在军事化方面，美国依靠自身实力，保持了在南海海域军事活动的常态化，包括数以千计的舰机抵近侦察，全年多达十次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不同国家组合、规模不等的海上军事演习。
法理斗争加剧主要表现为：第一，由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南海北部部分外大陆架划界案引发的“照会战”贯穿2020年全年，包括南海相关国家以及美日澳等域外国家，共向联合国提交了数十份照会，申明各自在南海问题上的法律主张和立场，从而形成了涉及南海问题的新一轮法理斗争高潮。第二，7月蓬佩奥发表“南海政策声明”，声称中国对南海地区的大多数离岸资源提出的索求完全不合法，中国为“控制”这些资源采取的措施是“霸凌”行为。因此，美国将采取与南海仲裁案裁决一致的立场，强化本国的南海政策。“蓬佩奥声明”标志着美国开始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公然介入南海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第三，2020年5月15日，越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和附件七提名了四名调解员和四名仲裁员，初步做好提交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的准备。
自2020年下半年来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及进入南海海域。图为该舰2020年12月30日与“威尔伯”号驱逐舰以双舰编队方式穿越台湾海峡。
上述三个事件均涉及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问题，反映出域内外一些国家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裁决，从而坐实裁决的意图。这些行动将中国置于法理斗争的“风口浪尖”，增加了各方在南海实际维权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权益。
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军事化和法理斗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数十轮照会战、美国的“南海政策声明”等凸显了南海法理斗争的国际化趋势;另一方面，因疫情影响，日澳印与“七国集团”国家减少或暂停了向南海海域派遣军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南海军事活动的“国际化”色彩。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性的。2021年2月初，美国“麦凯恩”号驱逐舰在穿越台湾海峡后，再次闯入中国西沙群島，执行“自由航行行动”。 同期，两艘法国舰艇也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任务”。这标志着南海问题的军事化与国际化特征将会相互交织，重新升温。
长期以来，“双轨思路”对于稳定南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新冠疫情、外部干涉和缺乏共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东盟国家有关“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在2020年基本处于暂停状态。2021年1月13日，中国—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第二次特别视频会议，各方表示将努力保持落实《宣言》和COC磋商势头，维护南海形势稳定。但是，从目前来看，2018年底提出的、在三年内完成COC磋商的计划将很难如期实现。
中印边境冲突的常态化具有其内在“必然性”。虽然2018年4月中印首脑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关系有所好转，但是近两三年来，印度加速推进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能力建设，单方面改变了中印边境地区现状。因此，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从“偶发”开始转向“多发”，双方边防军人对峙的规模和烈度也有所升级。从2020年4月开始，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度从单方面加固工事、非法越界，到阻扰中方边防军正常巡逻，挑衅性侵权活动不断升级，直至6月印方越过实控线发动蓄意攻击，引发中印双方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后，中印双方还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等地点多次发生对峙。
截至2021年1月，中印已经举行了九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谈判对话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同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一线部队克制，稳控西段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局势。2月10日，根据中印第九轮军长级会谈的共识，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地组织脱离接触。但是，双方在边界西段多个区域形成的多点对峙局面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因加勒万河谷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已经急剧恶化了中印两国的国内舆论，双方认知进一步负面化，印度国内更是出现反华运动。
边境冲突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印两国。据悉，在冲突发生期间，美国为印度提供了大量情报信息。而冲突发生后，印度迅速倒向美国“印太战略”阵营，同时加速发展印美、印日和印澳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未来，中印处理与管控边境纠纷的难度仍然很大，中印边境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相对平静
继2019年河内第二次朝美峰会破裂后，朝鲜半岛问题陷入困境，在2020年未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突发以及复苏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美韩朝三国均忙于国内事务，因此三国互动较为有限。
在双边层面，朝韩关系因5月“撒传单事件”及其引发的朝方炸毁开城南北共同联络处大楼而一度紧张，但最终朝鲜决定暂缓执行“对南军事行动计划”，从而缓和了朝韩关系，也反映出双方希望保持半岛形势稳定、化解危机的基本立场。中朝、俄朝关系则在疫情中表现得更为紧密。
2020年，朝鲜面临新冠疫情、自然灾害和国际制裁三重压力，国内经济形势严峻。朝鲜对外政策的调整始终是以突破经济困境为核心。但是受限于朝鲜国内经济体制的制约，以及美国的制裁施压和韩国反朝力量的掣肘，朝鲜突破经济困境面临着巨大阻力。
随着2021年初美国政府的更迭和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来朝韩美三国将出现新一轮的互动，半岛局势以及朝核问题或将发生新变化。但也有分析指出，鉴于拜登政府不会完全依赖领导人外交引领半岛局势，美朝关系短期内难以有显著改善。
南海形势转向动荡
2020年或将成为南海形势从“趋稳向好”转变为“动荡不安”的节点。美国“印太战略”将南海问题作为安全议程的核心议题，作为粘合盟友与伙伴关系、共同“推回”中国海上力量的抓手，这极大地提升了南海问题的战略地位，也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7月，蓬佩奥发表的“南海政策声明”、美方在南海海域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极大地增加了南海发生海上摩擦的可能性，使南海局势一度风高浪急。就全年而言，南海形势具有军事化、国际化与法理化斗争加剧三大特征。
在军事化方面，美国依靠自身实力，保持了在南海海域军事活动的常态化，包括数以千计的舰机抵近侦察，全年多达十次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不同国家组合、规模不等的海上军事演习。
法理斗争加剧主要表现为：第一，由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南海北部部分外大陆架划界案引发的“照会战”贯穿2020年全年，包括南海相关国家以及美日澳等域外国家，共向联合国提交了数十份照会，申明各自在南海问题上的法律主张和立场，从而形成了涉及南海问题的新一轮法理斗争高潮。第二，7月蓬佩奥发表“南海政策声明”，声称中国对南海地区的大多数离岸资源提出的索求完全不合法，中国为“控制”这些资源采取的措施是“霸凌”行为。因此，美国将采取与南海仲裁案裁决一致的立场，强化本国的南海政策。“蓬佩奥声明”标志着美国开始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公然介入南海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第三，2020年5月15日，越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和附件七提名了四名调解员和四名仲裁员，初步做好提交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的准备。
上述三个事件均涉及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问题，反映出域内外一些国家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裁决，从而坐实裁决的意图。这些行动将中国置于法理斗争的“风口浪尖”，增加了各方在南海实际维权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权益。
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军事化和法理斗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数十轮照会战、美国的“南海政策声明”等凸显了南海法理斗争的国际化趋势;另一方面，因疫情影响，日澳印与“七国集团”国家减少或暂停了向南海海域派遣军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南海军事活动的“国际化”色彩。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性的。2021年2月初，美国“麦凯恩”号驱逐舰在穿越台湾海峡后，再次闯入中国西沙群島，执行“自由航行行动”。 同期，两艘法国舰艇也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任务”。这标志着南海问题的军事化与国际化特征将会相互交织，重新升温。
长期以来，“双轨思路”对于稳定南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新冠疫情、外部干涉和缺乏共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东盟国家有关“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在2020年基本处于暂停状态。2021年1月13日，中国—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第二次特别视频会议，各方表示将努力保持落实《宣言》和COC磋商势头，维护南海形势稳定。但是，从目前来看，2018年底提出的、在三年内完成COC磋商的计划将很难如期实现。
中印边境冲突或呈常态化
中印边境冲突的常态化具有其内在“必然性”。虽然2018年4月中印首脑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关系有所好转，但是近两三年来，印度加速推进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能力建设，单方面改变了中印边境地区现状。因此，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从“偶发”开始转向“多发”，双方边防军人对峙的规模和烈度也有所升级。从2020年4月开始，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度从单方面加固工事、非法越界，到阻扰中方边防军正常巡逻，挑衅性侵权活动不断升级，直至6月印方越过实控线发动蓄意攻击，引发中印双方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后，中印双方还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等地点多次发生对峙。
截至2021年1月，中印已经举行了九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谈判对话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同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一线部队克制，稳控西段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局势。2月10日，根据中印第九轮军长级会谈的共识，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地组织脱离接触。但是，双方在边界西段多个区域形成的多点对峙局面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因加勒万河谷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已经急剧恶化了中印两国的国内舆论，双方认知进一步负面化，印度国内更是出现反华运动。
边境冲突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印两国。据悉，在冲突发生期间，美国为印度提供了大量情报信息。而冲突发生后，印度迅速倒向美国“印太战略”阵营，同时加速发展印美、印日和印澳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未来，中印处理与管控边境纠纷的难度仍然很大，中印边境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