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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爱意象，这些意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生命意象，一种是非生命意象。非生命意象组合为生命意象的环境。生命意象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植物意象，一种是动物意象。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可進一步理解沈从文的小说，亦可借之一探性爱文学的书写道路。
关键词：沈从文：性爱；生命意象；非生命意象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人的基本欲望，人类所从事的文艺活动，其实是性的转移和升华。[1]沈从文的很多小说都以情欲为基本主题。这种书写方式直接影响了其小说的表现方式。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会发现其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爱意象，这些意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生命意象，一种是非生命意象。非生命意象组合为生命意象的环境。生命意象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植物意象，一种是动物意象。借助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可进一步理解沈从文的小说。亦可借着一探性爱文学和情欲书写的道路。
一、非生命意象：“湘西”的“山水”和“云雨”
沈从文的小说的“山水”意象弥散着情欲，遮隐并庇佑着人的欲望。“山”永远是青翠的，其幽静、安谧之特征曾为无数人所向往，乃至于沈从文本人在其人生的谷底，也曾数次为自我所欺，并甘愿受此自欺，将家乡美化，来为其“希腊小庙”打住地基。但是，若是从文本来看，则其山更多的是故事的发生地。一切幽静的场所，都徘徊着一些孤寂的灵魂，这些灵魂寻着“性”的气息，在其空域中生存，各自演绎其独特的故事。《萧萧》[2]里的主人公，是在山上和“花狗”做的“糊涂事”，“三三”是在山上的隐蔽处，发现了那个可爱的“白衣白褂的男子”。一切巧合的事情，总离不开山。山是爱情的庇护所。谁到了这里，都可以一吐心事，将自己的秘密和山靠在一起。
和山相对的是“水”。“水”是沈从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沈从文小说中的“水”的韵律，并对其加以发掘。但是，其实，这里的水，可能更多的是象征着一种情欲的流淌。沈从小说中水边的人都是多情的。《边城》中的翠翠的爱情流在水里，《柏子》中的柏子，也是从水上来的人。一切水的东西，都是柔情的。乃至于烦恼的人，要看到水，才能明白自己的心事。水，在沈从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世界里，或许是纯净的。但是，在沈从文用小说所探索的抽象的“人”的文学地域中，是不纯净的。这并不说它污浊，而是说它有一种需要人探究的厚度在里面。
沈从文小说中的“云雨”变化和男女情事的发生、发展过程可直接贴合在一起。《柏子》中的男主人公在和其从事妓女行业的情人约会做爱的时候，天先是“毛毛细雨”，后来雨势转达，最后雨声息落，柏子躺在情人的床上一番满足。这种叙事，完全是男女身体结合的节奏。这种节奏，无法用直接的笔法描述出来，也因为人类自我道德的限制，无法让人写出来，故适于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可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一个迄今为止，尚不敢太过探究，或者说在探究的时候，总是顾虑重重的领域。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求，其又要求人对其有一种相当的认识。诚如沈从文在一些写一些身处都市，欲望丛生，却因为“文明”和“道德”的束缚，而无法行乐，宛被“阉寺”的人一样，现代人，可借助“云雨”的变化交合，探究一种自我能接受的表现和认识方法。
二、生命意象：“湘西”的植物意象与动物意象
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意象，大致可分为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其中植物意象，主要暗喻女性生殖器，动物意象则多半是男性的性欲特征。
（一）植物意象：“湘西”的花与草
沈从文所营造的“湘西世界”的花花草草是苗蛮少年的也和之地。受其民俗影响，沈从文在记忆与传说中所提取的故事材料多半含有此意。按照“湘西”风俗，男女在外野合，以草为床，以花为盖。草，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单单是一种无生命的标志，相反它成为一种欲望的对象。当这种欲望，多半指涉女性生殖器。为了进一步揭开其隐在性，在此可以《边城》中的翠翠摘虎耳草为例进行说明。在《边城》中，翠翠在二佬为其唱情歌的夜里，在梦里的悬崖上，摘了好大的一朵虎耳草。值得注意的是，翠翠摘虎耳草是在自己的梦里。而梦的关键点则是欲望的表现。[3]这一点，要结合翠翠的爱情和其发育有关。翠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年纪。而这个年纪，也同样是其性发育的初始时期。十四岁的翠翠，正是性成熟的时候。在成熟发育伊始，爱情也迎面向她撞来。可是，跟着爷爷长大的翠翠，无法认识到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她只能按照既定的人类道德的要求，将这种由发育而来的新的欲望深藏在自己心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在二佬为其唱歌的夜里，乘着二佬的歌，去那个象征着危险的悬崖上，摘下那把虎耳草。
花是沈从文笔下的另一个女性欲望的意象。沈从文在小说中的女性时常被沈从文比喻为花。他在《红百合》、《绿百合》中，都将女性比喻为百合，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主人公对“百合”的亲近。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花”的隐喻描写最佳出体现在《萧萧》中。萧萧是一个童养媳，在婆婆家长大。萧萧最大的任务是看着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小丈夫”。随着年龄的长大，萧萧逐渐被婆婆家的帮工花狗看上，并慢慢受其引诱，最终产子。当花狗将萧萧的小丈夫骗走，和萧萧野合后，文章中写到萧萧的小丈夫哭着回来，而原因是其手指被蜜蜂蜇了。如果，将这种意象联合在一起，就会发现，萧萧和男子的初次交合和萧萧的小丈夫因为采野花儿被蜜蜂蜇的出血的手，这二者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前者，其实就是后者。后者，只是在隐秘的象征前者。
（二）动物意象：“湘西”的虎豹与猪牛
沈从文的一些小说以湘西苗族传说为题材。在这些小说中的男子和女子，都大胆的追求他们的爱情。爱情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是炽热的。好像是火山的岩浆，一旦上涌，即不可遏制。一旦相爱，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同时交付与对象。而要突出这一点，则不得不去书写女性的肉体。沈从文在这些小说中，写女性的肉体，一般用“豹子”来形容。如“豹子”一样的女性，身形矫健，却热情如火，一旦看到中意的情郎，就有扑过去的能力。这种对女子的书写，有时候，也被用到男子身上。但是，更多的，男子是作为“虎”的形象出现。这一点，从其给二儿子取名为“虎雏”这一点上，似也能看出。除了这些，沈从文在另一些小说中，也将哟组合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冲动或者性欲冲动的人，比作“马”和“猪”。二者都有着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欲望，在见到心仪的对象时，有一种征服的能力。但是，由于这些动物形象都是家畜，被豢养，所以，这些意象多半用在其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比拟对象而存在。
综上所述，沈从文通过组合大量的性爱意象构制成了“湘西”的自然环境，通过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使其内在的故事魅力跃然纸上。沈从文的书写方式，为人类以性爱为对象的自我欣赏，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指引，才得以解决。但是，实际上，弗洛伊德作为一位理论家，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沈从文作品的钥匙。当我们用这把钥匙打开沈从文作品的大锁，发现了其内在的东西之后，我们同时也能窥看到自我的内心。这些内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我们掩饰了起来，由于种种道德禁令的压制，而不敢申言。实际上，这些都是人性本有的东西，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以，理性的对待，科学的探究，比用道德的法令将其圈禁，对人类的自我来说，将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著.作家与白日梦[M].孙庆民，乔元松译.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长春出版社，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第424-436页.
[2]沈从文著.沈从文全集·小说卷2版（修订本）[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注：本文所用沈从文小说参考文本均为此版本）
[3]（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2[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93-100.
关键词：沈从文：性爱；生命意象；非生命意象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人的基本欲望，人类所从事的文艺活动，其实是性的转移和升华。[1]沈从文的很多小说都以情欲为基本主题。这种书写方式直接影响了其小说的表现方式。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会发现其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爱意象，这些意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生命意象，一种是非生命意象。非生命意象组合为生命意象的环境。生命意象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植物意象，一种是动物意象。借助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可进一步理解沈从文的小说。亦可借着一探性爱文学和情欲书写的道路。
一、非生命意象：“湘西”的“山水”和“云雨”
沈从文的小说的“山水”意象弥散着情欲，遮隐并庇佑着人的欲望。“山”永远是青翠的，其幽静、安谧之特征曾为无数人所向往，乃至于沈从文本人在其人生的谷底，也曾数次为自我所欺，并甘愿受此自欺，将家乡美化，来为其“希腊小庙”打住地基。但是，若是从文本来看，则其山更多的是故事的发生地。一切幽静的场所，都徘徊着一些孤寂的灵魂，这些灵魂寻着“性”的气息，在其空域中生存，各自演绎其独特的故事。《萧萧》[2]里的主人公，是在山上和“花狗”做的“糊涂事”，“三三”是在山上的隐蔽处，发现了那个可爱的“白衣白褂的男子”。一切巧合的事情，总离不开山。山是爱情的庇护所。谁到了这里，都可以一吐心事，将自己的秘密和山靠在一起。
和山相对的是“水”。“水”是沈从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沈从文小说中的“水”的韵律，并对其加以发掘。但是，其实，这里的水，可能更多的是象征着一种情欲的流淌。沈从小说中水边的人都是多情的。《边城》中的翠翠的爱情流在水里，《柏子》中的柏子，也是从水上来的人。一切水的东西，都是柔情的。乃至于烦恼的人，要看到水，才能明白自己的心事。水，在沈从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世界里，或许是纯净的。但是，在沈从文用小说所探索的抽象的“人”的文学地域中，是不纯净的。这并不说它污浊，而是说它有一种需要人探究的厚度在里面。
沈从文小说中的“云雨”变化和男女情事的发生、发展过程可直接贴合在一起。《柏子》中的男主人公在和其从事妓女行业的情人约会做爱的时候，天先是“毛毛细雨”，后来雨势转达，最后雨声息落，柏子躺在情人的床上一番满足。这种叙事，完全是男女身体结合的节奏。这种节奏，无法用直接的笔法描述出来，也因为人类自我道德的限制，无法让人写出来，故适于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可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一个迄今为止，尚不敢太过探究，或者说在探究的时候，总是顾虑重重的领域。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求，其又要求人对其有一种相当的认识。诚如沈从文在一些写一些身处都市，欲望丛生，却因为“文明”和“道德”的束缚，而无法行乐，宛被“阉寺”的人一样，现代人，可借助“云雨”的变化交合，探究一种自我能接受的表现和认识方法。
二、生命意象：“湘西”的植物意象与动物意象
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意象，大致可分为植物意象和动物意象。其中植物意象，主要暗喻女性生殖器，动物意象则多半是男性的性欲特征。
（一）植物意象：“湘西”的花与草
沈从文所营造的“湘西世界”的花花草草是苗蛮少年的也和之地。受其民俗影响，沈从文在记忆与传说中所提取的故事材料多半含有此意。按照“湘西”风俗，男女在外野合，以草为床，以花为盖。草，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单单是一种无生命的标志，相反它成为一种欲望的对象。当这种欲望，多半指涉女性生殖器。为了进一步揭开其隐在性，在此可以《边城》中的翠翠摘虎耳草为例进行说明。在《边城》中，翠翠在二佬为其唱情歌的夜里，在梦里的悬崖上，摘了好大的一朵虎耳草。值得注意的是，翠翠摘虎耳草是在自己的梦里。而梦的关键点则是欲望的表现。[3]这一点，要结合翠翠的爱情和其发育有关。翠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年纪。而这个年纪，也同样是其性发育的初始时期。十四岁的翠翠，正是性成熟的时候。在成熟发育伊始，爱情也迎面向她撞来。可是，跟着爷爷长大的翠翠，无法认识到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她只能按照既定的人类道德的要求，将这种由发育而来的新的欲望深藏在自己心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在二佬为其唱歌的夜里，乘着二佬的歌，去那个象征着危险的悬崖上，摘下那把虎耳草。
花是沈从文笔下的另一个女性欲望的意象。沈从文在小说中的女性时常被沈从文比喻为花。他在《红百合》、《绿百合》中，都将女性比喻为百合，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主人公对“百合”的亲近。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花”的隐喻描写最佳出体现在《萧萧》中。萧萧是一个童养媳，在婆婆家长大。萧萧最大的任务是看着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小丈夫”。随着年龄的长大，萧萧逐渐被婆婆家的帮工花狗看上，并慢慢受其引诱，最终产子。当花狗将萧萧的小丈夫骗走，和萧萧野合后，文章中写到萧萧的小丈夫哭着回来，而原因是其手指被蜜蜂蜇了。如果，将这种意象联合在一起，就会发现，萧萧和男子的初次交合和萧萧的小丈夫因为采野花儿被蜜蜂蜇的出血的手，这二者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前者，其实就是后者。后者，只是在隐秘的象征前者。
（二）动物意象：“湘西”的虎豹与猪牛
沈从文的一些小说以湘西苗族传说为题材。在这些小说中的男子和女子，都大胆的追求他们的爱情。爱情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是炽热的。好像是火山的岩浆，一旦上涌，即不可遏制。一旦相爱，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同时交付与对象。而要突出这一点，则不得不去书写女性的肉体。沈从文在这些小说中，写女性的肉体，一般用“豹子”来形容。如“豹子”一样的女性，身形矫健，却热情如火，一旦看到中意的情郎，就有扑过去的能力。这种对女子的书写，有时候，也被用到男子身上。但是，更多的，男子是作为“虎”的形象出现。这一点，从其给二儿子取名为“虎雏”这一点上，似也能看出。除了这些，沈从文在另一些小说中，也将哟组合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冲动或者性欲冲动的人，比作“马”和“猪”。二者都有着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欲望，在见到心仪的对象时，有一种征服的能力。但是，由于这些动物形象都是家畜，被豢养，所以，这些意象多半用在其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比拟对象而存在。
综上所述，沈从文通过组合大量的性爱意象构制成了“湘西”的自然环境，通过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使其内在的故事魅力跃然纸上。沈从文的书写方式，为人类以性爱为对象的自我欣赏，探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指引，才得以解决。但是，实际上，弗洛伊德作为一位理论家，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沈从文作品的钥匙。当我们用这把钥匙打开沈从文作品的大锁，发现了其内在的东西之后，我们同时也能窥看到自我的内心。这些内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我们掩饰了起来，由于种种道德禁令的压制，而不敢申言。实际上，这些都是人性本有的东西，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以，理性的对待，科学的探究，比用道德的法令将其圈禁，对人类的自我来说，将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著.作家与白日梦[M].孙庆民，乔元松译.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长春出版社，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第424-436页.
[2]沈从文著.沈从文全集·小说卷2版（修订本）[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注：本文所用沈从文小说参考文本均为此版本）
[3]（奥）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2[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9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