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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的“红色股份”，使村级组织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这个难题用市场的方法找到了突破口。
今天，不少农村成为“空壳村”，村集体不但没钱，还欠债，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湖南吉首近年来积极探索“红色股份”。所谓红色股份，就是在吉首市层面成立一家农业开发总公司，各村创办全资子公司，作为发展村公益事业的实体，采取资金、土地入股或其他入股形式参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子公司每年分取红利，收益归村集体所有，用于基层公益事业和弥补村级经费不足。村集体有了钱，很多事情就可以干了，村子不像以前那样一盘散沙。
来龙去脉
吉首市是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的核心区。全市139个村、33个社区，2012年时全市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和社区138个，占81%。村级集体经济的匮乏，使村级党组织无力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无力兴办公益事业，无力救助困难群众。
2012年，时任吉首市委书记秦国文常到农村调研，深切体会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拿吉首来说，地处武陵山腹地，经济发展滞后，农村贫困偏远，村集体一贫如洗。村集体没有经济实力，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就难如人意，动员群众的号召力就不足。下去的次数越多，秦国文对村级基层工作的这些薄弱环节越有体会。
“村集体经济溃败的原因是什么？是集体经济经营的体制和机制不对。村级组织、村干部不宜、也无法直接经营好集体资产，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得用市场的办法，才有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秦国文作出了这一基本判断。
与村集体经济的凋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却在各个村发展得红红火火。2012年时，全市拥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8个。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思考，吉首市决策者逐渐认识到，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兴起，农民、村级基层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三方，有很强的互助发展需要，但实际工作层面却没找到联系三方的强有力纽带。能不能用市场机制建立三方的利益关系？
众所周知，合作社最大的难题是融资，与工业企业不同，它无法提供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不愿意借贷给它。另外，国家有政策支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也都寄希望从国家政策中获得支持。
“只要村委会参与我们的组织工作，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经费”，在一次意向性调研中，隘口茶叶合作社负责人率先响应。由此，“红色股份”的构想逐步形成共识，尝试由村级组织组建红色公司，整合资产、资源、资金入股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此获得集体经济收益。
2012年初，吉首在4个村启动试点，整合“红色股份”资本金102万元，注入4个村的4家合作社。当年第一次分红，4个村分别获得了1.2万到4万元间的红利。收益虽然不多，但意义不一般，4个试点村一举摘掉了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因为“红色股份”，试点村的基层组织服务农村发展的积极性高了，专业合作组织实力增强了，农民的收益也提高了。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三方真正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运作之道
那么，红色股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首批“红色股份”102万元，隘口村有40万元，入股两个项目：一是茶叶加工项目，隘口茶叶专业合作社出资100万元，占股83.33%，“红色股份”20万元占股16.67%；二是600亩流转土地茶叶基地开发项目，合作社出资200万元占股91%，“红色股份”20万元，占股9%。依托隘口茶叶专业合作社自有资金和“红色股份”投入的资金，解决了茶叶加工和茶叶基地开发的问题，隘口村茶叶合作社社员从7户增加到470户，总资产达到1200万元，村集体分红17.6万元。合作社不仅有了自己的加工厂，茶叶也注册了商标。
“红色股份”注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输血”的同时，更增强了“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红色股份”，使村级组织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这个难题用市场的方法找到了突破口。在“红色股份”模式的推动下，短短3年多时间，农村合作社数量比2012年增长了4倍，目前已发展到181家，结构也从单一的椪柑合作社发展到多个领域，形成柑橘、茶叶、花卉苗木、特种养殖、药材、蔬菜6大主导产业。从“红色股份”实践取得的效果看，“红色股份”还有利于解决基层组织“无钱办事”的尴尬、“有计难施”的无奈和“名实难副”的困惑。
截至2016年3月，吉首市累计投入资金320万元，扶持发展了吉阳花木合作社、隘口茶叶合作社等“红色股份”合作社34家，促成63个村与所在村合作社达成了“红色股份”意向合作，“红色股份”为村党组织带来比较稳固的“财源”，有效增强了其兴办公益事业、开展组织活动的能力，对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红利与启示
“红色股份”寻求的是解决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手段。“红色股份”找准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主体。它改变过去村级组织直接经营集体资产的做法，转而发挥其整合资源的组织优势，以优质资源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村经济主体中，支持其发展壮大，同时又获得集体经济收益。“红色股份”确立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关系。它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注入股本金，并按现代企业管理办法，选派人员进入监事会履行监理职能，遵循“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积累共有”原则，合理确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红色股份”降低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风险。它实现了集体资产专业化、市场化经营，并采取每年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风险基金等做法，提高了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
“红色股份”搭建的是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无钱办事”的尴尬。它使村级组织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可用“红利”兴办村级公益事业、开展组织活动、弥补经费不足。“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有计难施”的无奈。村级党组织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掌握了大量信息和资源，“红色股份”为其搭建起新时期参与农村、农业发展的平台，更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引领作用。“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名不副实的困惑。由于家庭日益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边缘化趋势明显。“红色股份”让村基层组织重新回到农业工作中心，对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红色股份”创新的是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红色股份”促进了生产规模化。它的注入，不仅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输血”，还增强了其“造血”功能，使农民加入、组建合作组织的积极性更高，合作组织发展的动力更强劲。“红色股份”促成了利益一体化。它有效地把村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体链接起来，农业产业发展需要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农民参与、农民参与需要村级组织工作、村级组织工作需要运行经费这4个问题的系统解决，真正形成了一个既相互促进又互不干扰的利益共同体。“红色股份”促进了服务社会化。它促使村级组织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在优化环境、组织劳务等方面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服务，也促使上级党委政府积极从政策、资金、调动社会力量等各方面，支持和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今天，不少农村成为“空壳村”，村集体不但没钱，还欠债，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湖南吉首近年来积极探索“红色股份”。所谓红色股份，就是在吉首市层面成立一家农业开发总公司，各村创办全资子公司，作为发展村公益事业的实体，采取资金、土地入股或其他入股形式参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子公司每年分取红利，收益归村集体所有，用于基层公益事业和弥补村级经费不足。村集体有了钱，很多事情就可以干了，村子不像以前那样一盘散沙。
来龙去脉
吉首市是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的核心区。全市139个村、33个社区，2012年时全市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和社区138个，占81%。村级集体经济的匮乏，使村级党组织无力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无力兴办公益事业，无力救助困难群众。
2012年，时任吉首市委书记秦国文常到农村调研，深切体会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拿吉首来说，地处武陵山腹地，经济发展滞后，农村贫困偏远，村集体一贫如洗。村集体没有经济实力，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就难如人意，动员群众的号召力就不足。下去的次数越多，秦国文对村级基层工作的这些薄弱环节越有体会。
“村集体经济溃败的原因是什么？是集体经济经营的体制和机制不对。村级组织、村干部不宜、也无法直接经营好集体资产，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得用市场的办法，才有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秦国文作出了这一基本判断。
与村集体经济的凋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却在各个村发展得红红火火。2012年时，全市拥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8个。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思考，吉首市决策者逐渐认识到，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兴起，农民、村级基层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三方，有很强的互助发展需要，但实际工作层面却没找到联系三方的强有力纽带。能不能用市场机制建立三方的利益关系？
众所周知，合作社最大的难题是融资，与工业企业不同，它无法提供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不愿意借贷给它。另外，国家有政策支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也都寄希望从国家政策中获得支持。
“只要村委会参与我们的组织工作，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经费”，在一次意向性调研中，隘口茶叶合作社负责人率先响应。由此，“红色股份”的构想逐步形成共识，尝试由村级组织组建红色公司，整合资产、资源、资金入股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此获得集体经济收益。
2012年初，吉首在4个村启动试点，整合“红色股份”资本金102万元，注入4个村的4家合作社。当年第一次分红，4个村分别获得了1.2万到4万元间的红利。收益虽然不多，但意义不一般，4个试点村一举摘掉了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因为“红色股份”，试点村的基层组织服务农村发展的积极性高了，专业合作组织实力增强了，农民的收益也提高了。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三方真正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运作之道
那么，红色股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首批“红色股份”102万元，隘口村有40万元，入股两个项目：一是茶叶加工项目，隘口茶叶专业合作社出资100万元，占股83.33%，“红色股份”20万元占股16.67%；二是600亩流转土地茶叶基地开发项目，合作社出资200万元占股91%，“红色股份”20万元，占股9%。依托隘口茶叶专业合作社自有资金和“红色股份”投入的资金，解决了茶叶加工和茶叶基地开发的问题，隘口村茶叶合作社社员从7户增加到470户，总资产达到1200万元，村集体分红17.6万元。合作社不仅有了自己的加工厂，茶叶也注册了商标。
“红色股份”注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输血”的同时，更增强了“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红色股份”，使村级组织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这个难题用市场的方法找到了突破口。在“红色股份”模式的推动下，短短3年多时间，农村合作社数量比2012年增长了4倍，目前已发展到181家，结构也从单一的椪柑合作社发展到多个领域，形成柑橘、茶叶、花卉苗木、特种养殖、药材、蔬菜6大主导产业。从“红色股份”实践取得的效果看，“红色股份”还有利于解决基层组织“无钱办事”的尴尬、“有计难施”的无奈和“名实难副”的困惑。
截至2016年3月，吉首市累计投入资金320万元，扶持发展了吉阳花木合作社、隘口茶叶合作社等“红色股份”合作社34家，促成63个村与所在村合作社达成了“红色股份”意向合作，“红色股份”为村党组织带来比较稳固的“财源”，有效增强了其兴办公益事业、开展组织活动的能力，对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红利与启示
“红色股份”寻求的是解决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手段。“红色股份”找准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主体。它改变过去村级组织直接经营集体资产的做法，转而发挥其整合资源的组织优势，以优质资源投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村经济主体中，支持其发展壮大，同时又获得集体经济收益。“红色股份”确立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关系。它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注入股本金，并按现代企业管理办法，选派人员进入监事会履行监理职能，遵循“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积累共有”原则，合理确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红色股份”降低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风险。它实现了集体资产专业化、市场化经营，并采取每年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风险基金等做法，提高了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
“红色股份”搭建的是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无钱办事”的尴尬。它使村级组织有了比较稳固的“财源”，可用“红利”兴办村级公益事业、开展组织活动、弥补经费不足。“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有计难施”的无奈。村级党组织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掌握了大量信息和资源，“红色股份”为其搭建起新时期参与农村、农业发展的平台，更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引领作用。“红色股份”解决了基层组织名不副实的困惑。由于家庭日益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边缘化趋势明显。“红色股份”让村基层组织重新回到农业工作中心，对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红色股份”创新的是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红色股份”促进了生产规模化。它的注入，不仅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输血”，还增强了其“造血”功能，使农民加入、组建合作组织的积极性更高，合作组织发展的动力更强劲。“红色股份”促成了利益一体化。它有效地把村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体链接起来，农业产业发展需要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农民参与、农民参与需要村级组织工作、村级组织工作需要运行经费这4个问题的系统解决，真正形成了一个既相互促进又互不干扰的利益共同体。“红色股份”促进了服务社会化。它促使村级组织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在优化环境、组织劳务等方面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服务，也促使上级党委政府积极从政策、资金、调动社会力量等各方面，支持和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