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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瑞，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随着浙江卫视成功购买《The voice》的版权后，《中国好声音》在中国落地开花，并且受到了广泛的热议和好评，《The voice》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与众不同的游戏规则吸引眼球；其次极具电视化的表现效果为受众提供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视秀；最后首次采用制播分离，不仅打开了多重合作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收视率的持续上升。《The voice》中的每位选手都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这个舞台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通道，但“梦想”绝不可作为节目唯一的噱头和无限的放大，否则“梦想”将成为欲望的糖衣，引领中国电视走出同质化，创造新模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The voice》；《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梦想
中图分类号：I2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85-03
随着2010年9月17日，《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播出第一期节目，观众人数就已达到170万，占播出台20到49岁目标观众50%左右。随后，每期观众人数一直浮动在300万上下，截止2012年《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已播出了三季，一直占据收视率榜首。《The voice》在荷兰唱响后，立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搅动了电视娱乐节目市场的一池春水。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共26个国家正在和即将推出各自版本的“好声音”，而美国版的《The voice ofUSA》更是打破了位居榜首的《美国偶像》并创下了新的收视神话，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卫视同样看准了《The voice》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惜花费8000万元的高额制作和节目推广费，以此获得《The voice》的版权。那么为什么《The voice》可以在全球这么多国家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它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就此问题展开研究。
一、“简单”而又“不简单”的游戏规则
熟悉真人秀节目的受众了解，2000年由荷兰制作的室内生活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可谓是真人秀节目的始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相继被18个国家广泛移植。一个好的真人秀节目，要想其生命周期更长，那绝对离不开清晰明确、直达核心的游戏规则。《The voice》的唯一标准就是好声音，每位导师背对选手，并不知晓选手的样貌、体态、衣着和背景，决定他们转椅的唯一條件就是好声音。详细说明赛制可以只用四个层级就说清楚其游戏规则，首先是导师“盲选”阶段；其次四位导师将自己旗下的学员两两分组进行PK，胜出者进入终极PK；再次每位导师的四强选手进行选拔；最后进行终极PK，决出这一季的冠军选手。
就中国版的《The voice》而言，“好声音”是《中国好声音》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节目从第一场开始就在微博上被快速转发和传播。受众可以明显的看出，《The voice》似乎没有海选的过程，这也正是它与其他选秀节目不同之处。那么哪儿来这么多好声音？就《中国好声音》来说，其实“好声音”有个强大的梦工厂。在“盲选”的前期，《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宣传总监陆伟介绍，他们在全国各地找了2000多个声音，有网上找来的，有当地电视人、导演、音乐人给介绍的，也有听说这人唱得很好专门去学校、酒吧录的，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也是盲听，是担心会因为形象影响判断。再从中挑出最后上台参加“盲选”的160多个声音，整个周期大约是是4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The voice》要逆天而行，只听声音，不看形象，坚持“真声音、真音乐”的品格定位，但是当“盲选”过后，导师最终选出的学员一定兼具好声音和好的舞台表现力。在刘欢团队中，最终在众多女孩中获胜的依然是那个综合表现力最好的吉克隽逸。四川彝族女孩、黝黑的皮肤、鲜艳色彩的衣服、灿烂的招牌式微笑，种种可识别的元素满足了电视节目最本质的需求。
因此，一场极简单的外化节目，却有着一系列的明确的目标。表象简单的规则下，有着不简单的运作过程。所以，《The voice》并不简单。
二、一场极具“电视化”的表演真人秀——“魔鬼藏在细节里”
毋庸置疑，《The voice》生产出了“正能量”，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和热爱，并用这个力量来触及心灵。那么这股“正能量”是如何被电视化放大的呢？
（一）尊重选手、真诚相待、细心指导的四位导师
《The voice of Holland》中有位与众不同的导师，那就是Van Velzen。他的身材比正常人都要矮小，身高大约只有1.5米左右，极富音乐天赋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缺陷而放弃梦想，如今他已是荷兰有名的歌手、钢琴家、作曲家，并且在荷兰歌坛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位评委正是为《The voice》传递了“正能量”，传递了支持和鼓励的能量。上海文广综艺部创意总监田明就综艺娱乐节目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类节目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娱乐中要表达中国人的生命自强和文化自信，这样的追求才能传递出真善美的东西，才能传递正能量。”
《The voice》将真人秀节目中的“coach” ，被翻译成教练、导师。从这一细微的代称中就可以体现出此节目的平民化，评委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大腕明星，他们瞬间变成了学员们的良师益友。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这四位评委中，刘欢和那英属于卡带时代出名的歌手，这个时代的歌手需要靠真本事吃饭，杨坤和庾澄庆赶上了一个条件更好的唱片时代，他们被唱片公司选中，还是靠真本事吃饭，但是会有一个团队来辅佐歌手，让他们成功[1]。刘欢和那英代表经典和实力，杨坤作为北漂创作型歌手的代表，庾澄庆可谓是多元化流行音乐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他们从不会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面对学员，也不会用刺激毒辣的语言打击选手，而是用他们多年的演唱经验来真诚的帮助选手，指导他们实现梦想。 导师们“真性情”的流露 表现出他们对选手真切的关心和希冀。面对自卑的蒙面女歌手董贞，刘欢当场脱下帽子，掷地有声的鼓励，“我刘欢长成这样，在中国流行歌坛也已经唱了30年，对于真正的好歌手，外貌如何并不重要！”那英也为了尝试与“赤脚女孩”黄鹤一起享受赤脚的快感，她毫不犹豫的脱下高跟鞋，与黄鹤一起演唱了《征服》，正是豪爽、真誠的性格，使得那英给观众留下了亲切和率真的真性情。在吉克隽逸唱完《I Feel Good》时，全场的四位导师都为她站起来鼓掌，并且反复说出“太好听了”这样鼓舞人心的话。笔者认为，杨坤的一席话直指选手的内心，他对吉克隽逸说：“我为什么最后转身呢，是因为我想让你在唱歌的时候亲眼看到我为你转身，这个行为是对选手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二）选手在规则体系下实现电视化的放大
导师转身的瞬间是《The voice》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导师的这一举动不仅牵动着选手的心、选手亲友团的心、而且也牵动着无数受众的心。因此可以说导师是最有权利的人，权利属于转身者。
台前的人而非幕后的人、评判者而非操控着、导师而非导演掌握了《The voice》的核心权利，这就是为什么《The voice》令人激动[2]。那么导师转椅前后情绪化的表现以及内心挣扎的体现都是可以进行电视化的放大。当每位导师听到喜欢的声音时，既要确定、又怕错失时表现出的纠结的神情也正是观众喜欢看到的。这种电视化的放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可视化的放大。《The voice》归根到底属于一场电视秀，从审美的角度看，“秀得漂亮”是电视人所追求的效果。《中国好声音》4进1的比赛中，权振东所诠释的《亲爱的小孩》给导师和受众留下了很多感动。在舞台的左下角坐着一只大熊，权振东在歌曲演绎结束的时候，坐在了大熊的旁边，突然大熊搂住了权振东，还轻轻的抚摸着他。这个举动让现场所有人震惊了，原本以为是一只不会动的玩偶，没有想到它却瞬间变成了一个有感情的人，似乎让一个孤独的小孩找到了温暖的怀抱，整场表演瞬间被温暖和感动笼罩着。毋庸置疑，这种视觉化的加工给权振东的那场演出加分不少。
2.叙事化的放大。《中国好声音》擂台赛中，刘悦和刘振宁共同演绎了暗香。PK的结果是刘悦获胜。刘悦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但是他的职业是在后台帮表演者策划演出，聚光灯的照射的舞台效果是她设计的，但从来没有照到过她。刘悦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杨坤老师，我曾为你递过话筒，但是您可能已经忘记了。”杨坤紧接着对刘悦说，“好吧，今天我也为你递一次话筒。”于是递话筒的过程被重新演绎了一遍。杨坤弯着腰，将话筒递到了刘悦的手中，刘悦信心满满的走向舞台。与其他选手擂台赛的时间相比，这场PK整整多用了3分钟的时间，这最后的3分钟，也正是节目叙事化放大的重点。
（三）“Family Room”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就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除了演播室，华少的另一个主场是一个只有40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非录影期间不能随便进入。屋里一个白色长沙发，一个大电视，一个定点机位，一个手扛机位，三个定点光，一个反光板，一个音频调控台，地上6盏蓝色彩灯，学名就叫Family Room[3]。在后台的Family Room里，上演着一幕幕感人情感故事。关喆的亲友团也演了一场心惊肉跳的小插曲。陪关喆一起来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和年过八旬的外公外婆。当杨坤转过来后，花甲之年的父亲开始跳起来，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转过来跟外公说：“你带药了吗？”他大手一摆说没事，这时外公拿出一个塑料袋，掏出一颗药丸子，吃完后，大吼一声“耶！”继续嗨。华少对下场后的关喆采访时，爸爸老是插话，妈妈拍了一下爸爸的胳膊说：“你别说了，让儿子说。”爸爸指着机器，“拍着呢，全国收视率可高了，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关喆说：“没事，他俩就这样。”一家人乐呵呵闹哄哄的离开了Family Room。
与其他选秀节目不同的是，Family Room发生的事情会与演出同时发生，观众一遍看着精彩的表演，一边感受着选手背后强大的情感支持。华少曾在采访说，他更喜欢导演不叫停不喊卡的Family Room。在这间现场最小的屋子里，却承载着这个节目最多的感情。这部分的录制过程全程无脚本无技术导演，真实记录学员下台后第一时间发生的一切。如果可以，Family Room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3]。
一个好的节目需要细节的展现，《The voice》做到了。不论从导师的选择和还是现场故事化、情绪化的放大，都是节目成功的秘诀。《The voice》正是真性情感动着无数受众。使得受众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节目所带来的真实、温暖的情感。真声音、真情感虽被电视化的放大，但是却不失其真诚的分量，“魔鬼”藏在细节里，这里的“魔鬼”正是一份真诚的情绪。
三、多重空间的合作为节目延续生命周期
节节飙升的广告费和收视率无不证明，《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从最初的每15秒15万，到每15秒36万，以及现在的每15秒50万，仍然保持同时段全国收视冠军，《中国好声音》俨然成了其他综艺类节目最大的竞争对手。
（一）《中国好声音》首次采用制播分离
一句话简单的说，《中国好声音》播出方是浙江卫视，制作方不是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则是曾给东方卫视打造《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的原班人马金磊团队。这支包括制作、推广的队伍因为种种原因在由东方卫视“转会”到同属上海文广旗下和星空传媒共同控股的星空华文传媒后，便接洽了《The Voice》的荷兰版权方并由他们来制作完成中国版。灿星制作隶属于星空华文传媒，是一个专业娱乐节目制作公司，曾引进《英国达人秀》的版权制作了《中国达人秀》，同时也制作了《中国梦想秀》、《麦霸英雄汇》等节目。《中国好声音》就是灿星制作权利打造的选秀节目。
（二）《中国好声音》首次采用投资分成 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是最早被大家认可的，但是目前趋于疲惫的模式，团队激励，创新冲动如何持续，若不从商业和市场运作上突破，很难在体制内有所施展。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合作推出的节目。但不同以往的是，灿星制作在合作中占据了主动——这档节目由灿星制作主導了购买版权、投资和运作过程，而浙江卫视则更像是一个播出渠道。更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中国好声音》 与以往“一口买断”制作费的制播分离方式不同，星空华文与浙江卫视采用了“投资分成”的新商业模式。根据双方签署的带有对赌性质的协议，收视率越高，星空华文获得的收益越多；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由星空华文承担。
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实施广告分成。即就是，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协议，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不封顶，巨大的利润空间无疑倒逼着灿星制作做出最好的产品，不惜成本与投入。《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曾说，“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而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这便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四、电视“梦想”进行时
《The voice》的“盲选”阶段，每位学员都会被导师询问：“梦想是什么？”当下，“梦想”正在受到各个电视台的热烈追捧，本文笔者认为，电视人在创作过程中应该保持一些冷静的思考。
《中国好声音》既是单纯的，又是复合的。她用单纯的好声音净化荧屏和心灵，而好声音背后矗立着的灵魂，却紧连着“梦通道”，通向人生之梦，命运之梦。央视支持人白岩松对这档节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好声音》正在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是通过抱怨，不是通过暴力，妄图使自己命运发生多大的改变，而是希望在公平规则之下，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而改变，我觉得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一种梦想通道。”
“好声音”与“梦通道”似乎被紧密的联系起来。浙江卫视于2008年树帜“中国蓝”，从此浙江卫视开始进入一个品牌集群，升级提速的时代，大批引领潮流的电视新概念开始涌现。从开始于2008年以《我爱记歌词》为代表的K歌潮，2010年《爱情连连看》为代表的相亲潮，2011年开始的以“梦想”为关键词的公益化趋势，再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音乐选秀潮。一年一个全新的强势品牌推进，让承载着梦想口号的——“中国蓝”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中国好声音》的确为一群怀揣音乐梦想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梦通道”，在这里没有等级的桎梏，没有思想的枷锁，甚至磨平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他们只为展现才华和个性，追求目标和梦想。
“梦想”的元素之所以不断的受到电视台的追捧，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在《超级女声》诞生的几年前，电视的主角就开始从明星转向了普通的大众。电视视角下移的趋势，再加上限令的压力，平凡人的“光荣”与“梦想”自然而然的成为各大电视争相贴上的标签。《梦想中国》刚落下帷幕，《梦想合唱团》、《梦想成真》鸣锣开演，《中国达人秀》蓄势待发，《中国梦想秀》就已先声夺人[4]。
“梦想”元素其实早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出现过，曾经的《开心辞典》、《幸运52》就将国外原版中直接的现金奖励换成了实现家庭梦想的形式。事实上，“梦想”元素的渗入是实现电视服务诉求的一种形式，运用得当则对中国电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下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将“梦想”赋予了更多崇高的意味，正因为这种被赋予的“崇高”，也因为中国电视乐于表达那些崇高意味的梦想，因此，电视中所呈现出来的“梦想”很有可能沦为包裹欲望的糖衣。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拥有梦想，梦想也有理由崇高，但是如果崇高的梦想被用来包裹欲望，或者被架空得远离现实和不再真诚，那必然也会与大众渐行渐远。
2012，音乐很累，椅子很忙，电视中各种各样以“声音”为卖点的选秀节目同时在开花，各式各样的评委椅子同时在转动。中国电视在短期内似乎很难走出同质化的怪圈，《The voice》的成功，一定会带动大批的追随者，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就了当今电视浮躁，无创意、同质化，甚至低俗化的倾向。同质化的结果之一就是附加其上的内容变得更加廉价，选手资源，内容重复、贫乏以及观众审美疲劳，这都归咎于电视提供的选择和资源太少。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The voice》的成功除了精良的制作、创新的策划和全新的创意以外，也与其成功的市场运营密不可分。但愿中国电视借此契机，让中国音乐界以新的模式、新的标准培养人才，从此摒弃电视节目虚假浮夸，萎靡不振的现状。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唱片业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其实重要的是音乐，不是形象！”
参考文献：
王小峰.说的比唱的好听[EB/OL].2012-09-03.http：//www. lifeweek.com.cn/2012/0903/38421.shtml
张悦，许晓，韩莹，杨婕.转身时刻——大碗有大权[J].人物，2012（8）.
杨婕.华少讲后台[J].人物，2012（8）.
罗姣姣.电视“梦想”能走多远？[J].中国广播影视，2012（6）.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随着浙江卫视成功购买《The voice》的版权后，《中国好声音》在中国落地开花，并且受到了广泛的热议和好评，《The voice》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与众不同的游戏规则吸引眼球；其次极具电视化的表现效果为受众提供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视秀；最后首次采用制播分离，不仅打开了多重合作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收视率的持续上升。《The voice》中的每位选手都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这个舞台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通道，但“梦想”绝不可作为节目唯一的噱头和无限的放大，否则“梦想”将成为欲望的糖衣，引领中国电视走出同质化，创造新模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The voice》；《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梦想
中图分类号：I2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85-03
随着2010年9月17日，《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播出第一期节目，观众人数就已达到170万，占播出台20到49岁目标观众50%左右。随后，每期观众人数一直浮动在300万上下，截止2012年《The voice of Holland》在荷兰已播出了三季，一直占据收视率榜首。《The voice》在荷兰唱响后，立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搅动了电视娱乐节目市场的一池春水。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共26个国家正在和即将推出各自版本的“好声音”，而美国版的《The voice ofUSA》更是打破了位居榜首的《美国偶像》并创下了新的收视神话，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浙江卫视同样看准了《The voice》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惜花费8000万元的高额制作和节目推广费，以此获得《The voice》的版权。那么为什么《The voice》可以在全球这么多国家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它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就此问题展开研究。
一、“简单”而又“不简单”的游戏规则
熟悉真人秀节目的受众了解，2000年由荷兰制作的室内生活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可谓是真人秀节目的始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相继被18个国家广泛移植。一个好的真人秀节目，要想其生命周期更长，那绝对离不开清晰明确、直达核心的游戏规则。《The voice》的唯一标准就是好声音，每位导师背对选手，并不知晓选手的样貌、体态、衣着和背景，决定他们转椅的唯一條件就是好声音。详细说明赛制可以只用四个层级就说清楚其游戏规则，首先是导师“盲选”阶段；其次四位导师将自己旗下的学员两两分组进行PK，胜出者进入终极PK；再次每位导师的四强选手进行选拔；最后进行终极PK，决出这一季的冠军选手。
就中国版的《The voice》而言，“好声音”是《中国好声音》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节目从第一场开始就在微博上被快速转发和传播。受众可以明显的看出，《The voice》似乎没有海选的过程，这也正是它与其他选秀节目不同之处。那么哪儿来这么多好声音？就《中国好声音》来说，其实“好声音”有个强大的梦工厂。在“盲选”的前期，《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宣传总监陆伟介绍，他们在全国各地找了2000多个声音，有网上找来的，有当地电视人、导演、音乐人给介绍的，也有听说这人唱得很好专门去学校、酒吧录的，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也是盲听，是担心会因为形象影响判断。再从中挑出最后上台参加“盲选”的160多个声音，整个周期大约是是4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The voice》要逆天而行，只听声音，不看形象，坚持“真声音、真音乐”的品格定位，但是当“盲选”过后，导师最终选出的学员一定兼具好声音和好的舞台表现力。在刘欢团队中，最终在众多女孩中获胜的依然是那个综合表现力最好的吉克隽逸。四川彝族女孩、黝黑的皮肤、鲜艳色彩的衣服、灿烂的招牌式微笑，种种可识别的元素满足了电视节目最本质的需求。
因此，一场极简单的外化节目，却有着一系列的明确的目标。表象简单的规则下，有着不简单的运作过程。所以，《The voice》并不简单。
二、一场极具“电视化”的表演真人秀——“魔鬼藏在细节里”
毋庸置疑，《The voice》生产出了“正能量”，传递着对人的尊重和热爱，并用这个力量来触及心灵。那么这股“正能量”是如何被电视化放大的呢？
（一）尊重选手、真诚相待、细心指导的四位导师
《The voice of Holland》中有位与众不同的导师，那就是Van Velzen。他的身材比正常人都要矮小，身高大约只有1.5米左右，极富音乐天赋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缺陷而放弃梦想，如今他已是荷兰有名的歌手、钢琴家、作曲家，并且在荷兰歌坛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位评委正是为《The voice》传递了“正能量”，传递了支持和鼓励的能量。上海文广综艺部创意总监田明就综艺娱乐节目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类节目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娱乐中要表达中国人的生命自强和文化自信，这样的追求才能传递出真善美的东西，才能传递正能量。”
《The voice》将真人秀节目中的“coach” ，被翻译成教练、导师。从这一细微的代称中就可以体现出此节目的平民化，评委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大腕明星，他们瞬间变成了学员们的良师益友。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这四位评委中，刘欢和那英属于卡带时代出名的歌手，这个时代的歌手需要靠真本事吃饭，杨坤和庾澄庆赶上了一个条件更好的唱片时代，他们被唱片公司选中，还是靠真本事吃饭，但是会有一个团队来辅佐歌手，让他们成功[1]。刘欢和那英代表经典和实力，杨坤作为北漂创作型歌手的代表，庾澄庆可谓是多元化流行音乐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他们从不会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面对学员，也不会用刺激毒辣的语言打击选手，而是用他们多年的演唱经验来真诚的帮助选手，指导他们实现梦想。 导师们“真性情”的流露 表现出他们对选手真切的关心和希冀。面对自卑的蒙面女歌手董贞，刘欢当场脱下帽子，掷地有声的鼓励，“我刘欢长成这样，在中国流行歌坛也已经唱了30年，对于真正的好歌手，外貌如何并不重要！”那英也为了尝试与“赤脚女孩”黄鹤一起享受赤脚的快感，她毫不犹豫的脱下高跟鞋，与黄鹤一起演唱了《征服》，正是豪爽、真誠的性格，使得那英给观众留下了亲切和率真的真性情。在吉克隽逸唱完《I Feel Good》时，全场的四位导师都为她站起来鼓掌，并且反复说出“太好听了”这样鼓舞人心的话。笔者认为，杨坤的一席话直指选手的内心，他对吉克隽逸说：“我为什么最后转身呢，是因为我想让你在唱歌的时候亲眼看到我为你转身，这个行为是对选手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二）选手在规则体系下实现电视化的放大
导师转身的瞬间是《The voice》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导师的这一举动不仅牵动着选手的心、选手亲友团的心、而且也牵动着无数受众的心。因此可以说导师是最有权利的人，权利属于转身者。
台前的人而非幕后的人、评判者而非操控着、导师而非导演掌握了《The voice》的核心权利，这就是为什么《The voice》令人激动[2]。那么导师转椅前后情绪化的表现以及内心挣扎的体现都是可以进行电视化的放大。当每位导师听到喜欢的声音时，既要确定、又怕错失时表现出的纠结的神情也正是观众喜欢看到的。这种电视化的放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可视化的放大。《The voice》归根到底属于一场电视秀，从审美的角度看，“秀得漂亮”是电视人所追求的效果。《中国好声音》4进1的比赛中，权振东所诠释的《亲爱的小孩》给导师和受众留下了很多感动。在舞台的左下角坐着一只大熊，权振东在歌曲演绎结束的时候，坐在了大熊的旁边，突然大熊搂住了权振东，还轻轻的抚摸着他。这个举动让现场所有人震惊了，原本以为是一只不会动的玩偶，没有想到它却瞬间变成了一个有感情的人，似乎让一个孤独的小孩找到了温暖的怀抱，整场表演瞬间被温暖和感动笼罩着。毋庸置疑，这种视觉化的加工给权振东的那场演出加分不少。
2.叙事化的放大。《中国好声音》擂台赛中，刘悦和刘振宁共同演绎了暗香。PK的结果是刘悦获胜。刘悦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但是他的职业是在后台帮表演者策划演出，聚光灯的照射的舞台效果是她设计的，但从来没有照到过她。刘悦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杨坤老师，我曾为你递过话筒，但是您可能已经忘记了。”杨坤紧接着对刘悦说，“好吧，今天我也为你递一次话筒。”于是递话筒的过程被重新演绎了一遍。杨坤弯着腰，将话筒递到了刘悦的手中，刘悦信心满满的走向舞台。与其他选手擂台赛的时间相比，这场PK整整多用了3分钟的时间，这最后的3分钟，也正是节目叙事化放大的重点。
（三）“Family Room”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就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除了演播室，华少的另一个主场是一个只有40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非录影期间不能随便进入。屋里一个白色长沙发，一个大电视，一个定点机位，一个手扛机位，三个定点光，一个反光板，一个音频调控台，地上6盏蓝色彩灯，学名就叫Family Room[3]。在后台的Family Room里，上演着一幕幕感人情感故事。关喆的亲友团也演了一场心惊肉跳的小插曲。陪关喆一起来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和年过八旬的外公外婆。当杨坤转过来后，花甲之年的父亲开始跳起来，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转过来跟外公说：“你带药了吗？”他大手一摆说没事，这时外公拿出一个塑料袋，掏出一颗药丸子，吃完后，大吼一声“耶！”继续嗨。华少对下场后的关喆采访时，爸爸老是插话，妈妈拍了一下爸爸的胳膊说：“你别说了，让儿子说。”爸爸指着机器，“拍着呢，全国收视率可高了，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关喆说：“没事，他俩就这样。”一家人乐呵呵闹哄哄的离开了Family Room。
与其他选秀节目不同的是，Family Room发生的事情会与演出同时发生，观众一遍看着精彩的表演，一边感受着选手背后强大的情感支持。华少曾在采访说，他更喜欢导演不叫停不喊卡的Family Room。在这间现场最小的屋子里，却承载着这个节目最多的感情。这部分的录制过程全程无脚本无技术导演，真实记录学员下台后第一时间发生的一切。如果可以，Family Room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3]。
一个好的节目需要细节的展现，《The voice》做到了。不论从导师的选择和还是现场故事化、情绪化的放大，都是节目成功的秘诀。《The voice》正是真性情感动着无数受众。使得受众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节目所带来的真实、温暖的情感。真声音、真情感虽被电视化的放大，但是却不失其真诚的分量，“魔鬼”藏在细节里，这里的“魔鬼”正是一份真诚的情绪。
三、多重空间的合作为节目延续生命周期
节节飙升的广告费和收视率无不证明，《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从最初的每15秒15万，到每15秒36万，以及现在的每15秒50万，仍然保持同时段全国收视冠军，《中国好声音》俨然成了其他综艺类节目最大的竞争对手。
（一）《中国好声音》首次采用制播分离
一句话简单的说，《中国好声音》播出方是浙江卫视，制作方不是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则是曾给东方卫视打造《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的原班人马金磊团队。这支包括制作、推广的队伍因为种种原因在由东方卫视“转会”到同属上海文广旗下和星空传媒共同控股的星空华文传媒后，便接洽了《The Voice》的荷兰版权方并由他们来制作完成中国版。灿星制作隶属于星空华文传媒，是一个专业娱乐节目制作公司，曾引进《英国达人秀》的版权制作了《中国达人秀》，同时也制作了《中国梦想秀》、《麦霸英雄汇》等节目。《中国好声音》就是灿星制作权利打造的选秀节目。
（二）《中国好声音》首次采用投资分成 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是最早被大家认可的，但是目前趋于疲惫的模式，团队激励，创新冲动如何持续，若不从商业和市场运作上突破，很难在体制内有所施展。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合作推出的节目。但不同以往的是，灿星制作在合作中占据了主动——这档节目由灿星制作主導了购买版权、投资和运作过程，而浙江卫视则更像是一个播出渠道。更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中国好声音》 与以往“一口买断”制作费的制播分离方式不同，星空华文与浙江卫视采用了“投资分成”的新商业模式。根据双方签署的带有对赌性质的协议，收视率越高，星空华文获得的收益越多；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由星空华文承担。
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实施广告分成。即就是，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协议，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不封顶，巨大的利润空间无疑倒逼着灿星制作做出最好的产品，不惜成本与投入。《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曾说，“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而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这便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四、电视“梦想”进行时
《The voice》的“盲选”阶段，每位学员都会被导师询问：“梦想是什么？”当下，“梦想”正在受到各个电视台的热烈追捧，本文笔者认为，电视人在创作过程中应该保持一些冷静的思考。
《中国好声音》既是单纯的，又是复合的。她用单纯的好声音净化荧屏和心灵，而好声音背后矗立着的灵魂，却紧连着“梦通道”，通向人生之梦，命运之梦。央视支持人白岩松对这档节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好声音》正在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是通过抱怨，不是通过暴力，妄图使自己命运发生多大的改变，而是希望在公平规则之下，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而改变，我觉得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一种梦想通道。”
“好声音”与“梦通道”似乎被紧密的联系起来。浙江卫视于2008年树帜“中国蓝”，从此浙江卫视开始进入一个品牌集群，升级提速的时代，大批引领潮流的电视新概念开始涌现。从开始于2008年以《我爱记歌词》为代表的K歌潮，2010年《爱情连连看》为代表的相亲潮，2011年开始的以“梦想”为关键词的公益化趋势，再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音乐选秀潮。一年一个全新的强势品牌推进，让承载着梦想口号的——“中国蓝”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中国好声音》的确为一群怀揣音乐梦想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梦通道”，在这里没有等级的桎梏，没有思想的枷锁，甚至磨平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他们只为展现才华和个性，追求目标和梦想。
“梦想”的元素之所以不断的受到电视台的追捧，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在《超级女声》诞生的几年前，电视的主角就开始从明星转向了普通的大众。电视视角下移的趋势，再加上限令的压力，平凡人的“光荣”与“梦想”自然而然的成为各大电视争相贴上的标签。《梦想中国》刚落下帷幕，《梦想合唱团》、《梦想成真》鸣锣开演，《中国达人秀》蓄势待发，《中国梦想秀》就已先声夺人[4]。
“梦想”元素其实早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出现过，曾经的《开心辞典》、《幸运52》就将国外原版中直接的现金奖励换成了实现家庭梦想的形式。事实上，“梦想”元素的渗入是实现电视服务诉求的一种形式，运用得当则对中国电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下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将“梦想”赋予了更多崇高的意味，正因为这种被赋予的“崇高”，也因为中国电视乐于表达那些崇高意味的梦想，因此，电视中所呈现出来的“梦想”很有可能沦为包裹欲望的糖衣。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拥有梦想，梦想也有理由崇高，但是如果崇高的梦想被用来包裹欲望，或者被架空得远离现实和不再真诚，那必然也会与大众渐行渐远。
2012，音乐很累，椅子很忙，电视中各种各样以“声音”为卖点的选秀节目同时在开花，各式各样的评委椅子同时在转动。中国电视在短期内似乎很难走出同质化的怪圈，《The voice》的成功，一定会带动大批的追随者，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就了当今电视浮躁，无创意、同质化，甚至低俗化的倾向。同质化的结果之一就是附加其上的内容变得更加廉价，选手资源，内容重复、贫乏以及观众审美疲劳，这都归咎于电视提供的选择和资源太少。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The voice》的成功除了精良的制作、创新的策划和全新的创意以外，也与其成功的市场运营密不可分。但愿中国电视借此契机，让中国音乐界以新的模式、新的标准培养人才，从此摒弃电视节目虚假浮夸，萎靡不振的现状。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唱片业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其实重要的是音乐，不是形象！”
参考文献：
王小峰.说的比唱的好听[EB/OL].2012-09-03.http：//www. lifeweek.com.cn/2012/0903/38421.shtml
张悦，许晓，韩莹，杨婕.转身时刻——大碗有大权[J].人物，2012（8）.
杨婕.华少讲后台[J].人物，2012（8）.
罗姣姣.电视“梦想”能走多远？[J].中国广播影视，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