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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际分工已经成为农村最基本的家计模式，与社会稳定存在辩证的关系，既可以通过提供长久动力和缓冲空间给社会稳定带来正效应，又会衍生出农村空心化、家庭割裂和教育意愿低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正确对待资本下乡，发展农村“中农”群体，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满足产业升级需要和普及农民工专项社保体系，鼓励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是克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负效应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社会效应;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5-0044-05
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指的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该模式中家庭年轻一代进城务工经商，年老一代留守农村务农[1]。代际分工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农村最基本的家计模式，约有80%以上的农村家庭选择了该模式。那么，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效应呢？本文尝试利用社会稳定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模式，以期能够准确把握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效应。
一、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稳定正效应
不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角度上讲，农民都是我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通过代际分工的形式来提高收入以改善弱势的状态，不仅对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举足轻重，而且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为社会稳定提供持续的内在推动力上。这种推动力可以从微观上改善贫困状况和宏观上推动经济发展两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是改善农民贫困状况的重要途径。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农村及农民经济地位日趋边缘化。弱质性的农业不能再给农民带来较高收益，户均10亩的耕地使得农业收入仅能够维持温饱甚至而不得，加之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各种税费也给农民带了较大的负担，造成农民群体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贫困是动乱的根源，贫困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思想并在其支配下演化成具体行动，农民的普遍贫困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威胁。而正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言，收入的增加可以很好地改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当前现象级的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尤其是进城务工经商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在此分工模式中，家庭老年一代追求务农收入，部分条件允许者还可以通过打散工或者庭院养殖等方式获得额外收入，大体上一年可以收入1万到2万元，这部分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家庭日常支出甚至略有盈余，并且老年人在守望相助的农村生活有价值、有乐事、有安全感;家庭青壮年一代追求务工经商收入，按照当前农民工平均月收入3000元计算[2]，夫妻双方一年至少可以收入6万元，除掉日常开支可以全部作为家庭积累，大概可以积攒4万元。4万元的净收入足以保障农村家庭在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上。因此，代际分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民过上一个有积累、有保障、有希望的稳定日子。“有恒产者有恒心”，通过代际分工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和家庭稳定必然会在根本上消减农民的消极思想，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工作来改善生活的积极思想，进而改善整个农村社会的风气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稳定。
其次，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可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农业机械化大规模推广和人口增长，农村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同时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推拉效应的支配下农民大量进城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和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竞争优势，从而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避免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也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提供强大的物质条件，在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能够增强政府抵抗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并且有助于增加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有效地抑制犯罪[3]。这些作用均可直接或间接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可以在社会稳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能够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的因素有很多，大量的失业人口是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对失业人口的产生在两个层面进行着。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自身状态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身体不再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或者年龄超出用工标准等，而遭到行业淘汰成为失业人口，这样的失业在每个领域每个时间段都在发生，失业人口有限且可控，是常规状态下的劳动力代际更替。除此之外，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农民工失业，失业人数之多、领域之广、规模之大都已超出了预期和可控范围，是非常规状态下的失业。在农民工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不论是由劳动力代际更替还是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人口都是庞大的，通常来看，庞大的失业人口必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强烈的冲击和严重的破坏，然而社会秩序彻底失范的情况未曾在我国发生。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当前农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
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进城农民不会奢望能够永久的在城市生活下去并成为城市的一员，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进城只是追求一种较高收入以改善家庭贫困局面，家庭的生活重心仍然保留在农村，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去。这样，不仅农民工在思想和物质上依然扎根于农村而且代际分工模式也保证了农民工城乡流动的畅通。因此，当出现农民工大量失业的情况时，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可以很好地引导失业农民工返乡，同时把“社会动荡”的风险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前期的代际分工模式给家庭带来了必要积累，并且农村低下的消费水平使其生活有保障，加之乡土生活的安逸可以共同把动荡风险消除。当经济形势好转后，在乡农民又可以进城赚取较高收入，增加社会稳定的动力。由此可见，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通过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民工城乡流动机制可以在社会稳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 二、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稳定负效应
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家计模式，与其说是农民面对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主动适应不如理解为一种被动接受，因此，这种模式也必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负效应，比如农村空心化，家庭结构割裂和教育意识淡薄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首先是代际分工造成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到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迟滞、弱化与退化，表现为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基本格局[4]。城市化进程会给农村带来衰落与边缘化，但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大大地加快了农村衰落的速度与程度，致使这种衰落与社会发展失衡，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威胁。一方面，由农村空心化所衍生出的农村社会治安薄弱、基层组织涣散、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都会加剧农村社会环境的恶化，威胁农村社会自身稳定。另一方面，新中国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几次较大的社会动荡都没有给社会秩序带来根本性的破坏，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坚实的农村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当前农村空心化状况势必会大大地减弱社会稳定的作用。
其次，代际分工造成农村家庭结构割裂问题。进城农民工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度过的，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与家人短暂团聚，直接造成农民家庭结构在代际上的割裂，家庭功能严重退化甚至消失，引发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空巢老人在经济上、生活上、情感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不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情感慰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导致其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相当低下，甚至能够引发老年人自杀的恶性社会事件。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直接照顾和监管，没有一个良好的初始社会化环境，容易出现学习成绩下滑、性格孤僻甚至畸形、自身安全存在较大隐患的问题，会对其成长成才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社会稳定而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大量细胞不完整的时候，社会有机体也会深受影响，由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产生的家庭结构割裂问题必然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农村家庭代际分工还会造成教育意愿不高问题。一方面，外出务工能够较为容易、快速地获得较高收入，而教育却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过程，短期收益对比会降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意愿;另一方面，由农村空心化而来的撤点并校或者随迁进城入学问题都增加了上学的难度，也会降低其教育意愿。农民工群体教育意愿不高会产生代际分工内卷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产业升级的速度和质量。产业不升级只能停留在依靠低成本去竞争的层面，不仅只能居于产业链的底端赚取极少的收益，而且还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产业发展甚至国民经济受制于人。这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由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所造成的教育意愿不高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效应。除了阻碍产业升级之外，教育意愿不高对社会稳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措施和重要机制，社会阶层流动有利于缓解社会差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5]。反之，教育意愿不高则会阻塞农民工群体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减弱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致使社会各阶层在逐渐固化的同时利益分配格局也随之固化。由长期的利益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衡和贫富差距过大，会加深社会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与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团结与稳定。
三、克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负效应的发展路径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与社会稳定具有辩证的关系，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既可以为社会稳定提供长久动力和缓冲空间，又会衍生出农村空心化、家庭割裂和教育意愿低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消除或改善代际分工的负面效应来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十分有必要。
1.正确对待资本下乡，发展农村“中农”群体
资本下乡开展农业集约化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就目前三农现状而言，不宜被大规模的鼓励支持[6]。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大规模的连片土地，为了满足土地的要求，下乡资本会以高于农村“自流转”一倍价格（一般为800-1000元左右）的租金来鼓励农民把土体流转给他们，再加上必要的劳动力支出，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成本会很高。因此，资本下乡一般会经营一些有较高收益的特色农业，比如蔬菜、药材种植等，但这种收益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来特色农业的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二来大规模种植会严重打压价格。一旦出现收支不抵的情况，不仅农民土地的租金很难保障，而且资本撤走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农民来收拾，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
除此之外，资本下乡也会挤压农村“中农”群体的生存空间。在资本大举下乡集约土地之前，有部分家庭选择全部家庭成员在家务农的家计模式，他们把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租金为300-400元），形成一个30-50亩的土地规模，再加上庭院养殖或是在农闲期间打散工，这样家庭的收入基本不会比代际分工家庭收入少很多，也能够保障一个基本的小康生活。这个“中农”群体生活和生计都在农村，是最关心本村事务的群体，也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城市资本下乡集约土地，他们不能再以较低的价格流转土地，而自家不足十亩的耕地根本不能再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在下乡资本的挤压下只能被迫选择代际分工模式，农村空心化更加严重。
当然，资本下乡开展集约化经营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村容村貌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因此，应该正确对待资本下乡的问题，尤其是把对其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向发展农村“中农”倾斜，使每个农村能够留守适当的“中农”群体，既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更是为外出农民工保留一个最基本的退路和思想上的根。
2.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即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和高耗能的粗放增长模式，向以技术进步和资本聚集为特点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模式转变[7]。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人力资本结构错位的矛盾，即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需要，这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弥补。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可以从如下三点着手。第一，政府层面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技能培训对于产业升级的重大意义，各级政府不论是农民工净流出地还是净流入地都要加大培训项目的财政投入。当前广东省的一些做法值得推广，首先是针对本省户籍农民工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面向产业需求培训农民工技能并施以终身财政补贴。其次是针对流入的外省户籍农民工开展培训，如早在2007年佛山就启动了外来民工的培训工程，政府补助经费（500元/人）由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培训，满足当地企业用工需求。作为农民工净流入大省和产业升级的先头兵，不论是对当地还是外来农民工补贴技能培训，广东省都是受益的一方。第二，用工单位层面针对“用工荒”的问题，可尝试“先就业再培训”的模式并争取政府适当的补贴，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尴尬，还可以使技能培训更贴近工作要求，提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三，农民工层面，要积极引导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技能培训的重要性，通过广泛宣传技能培训的好处尤其是技能培训后收入提升来调动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3.普及农民工专项社保体系，鼓励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经济社会的“稳定器”，是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基础[8]。相对于一般农民而言，农民工的弱势性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显著。农民工虽然可以获得一个相对高的收入，但却从事着高强度甚至危险的工作，并且在城市里就医困难，“小病拖、大病扛”是其真实写照。因此，为农民工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显得十分有必要。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具成效并形成了“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和“农保模式”四种基本模式[9]。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下，很难将农民工保障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去，因此，成立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项综合性保险（综合保险模式），包括养老，医疗和工伤三个基本险种，不失为一种大规模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方式。
农民工群体也是一个异质群体，横向上看部分群体工作较稳定，如制造业的产业工人，部分群体流动性较大，如建筑工人，部分群体受雇于用工单位，部分群体自主创业;从纵向上看，农民工的收入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提倡缴费方式多样化，缴费基数多档化的农民工专项保险模式，并且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可以由中央层面来统筹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部分农民工群体工作和收入稳定，还有部分群体因拥有较高技能而收入较高，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可以适当鼓励这两部分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给与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全部待遇，尤其是对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子女入学予以照顾和倾斜，可以有效地保障家庭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分析[N].学习时报，2015-
07-20（第3版）.
[2]国家统计局.农民工月均收入突破3000元[EB/OL].http：//
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1/20/c_128646039.
htm.
[3]杜旭宇.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分析[J].湖南社会
科学，2008（03）：93-96.
[4]陈家喜，刘王裔.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形态与治理路径[J].
中州学刊，2012（05）：103-106.
[5]杨传昌，侯立元.教育与当今中国社会阶层流动[J].教育学
术月刊，2009（02）：11-13.
[6]贺雪峰.为什么要维持小农生产结构[J].贵州社会科学，
2009（09）：4-9.
[7]邱春高.“民工荒”和“用工荒”形成原因探析——以闽
东南地区为例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2008（03）：5-8.
[8]张太宇.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沈阳：辽宁大
学，2014.
[9]李伟.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
2013（06）：37-45.
（责任编辑：陈爱军）
关键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社会效应;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5-0044-05
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指的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该模式中家庭年轻一代进城务工经商，年老一代留守农村务农[1]。代际分工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农村最基本的家计模式，约有80%以上的农村家庭选择了该模式。那么，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效应呢？本文尝试利用社会稳定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模式，以期能够准确把握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效应。
一、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稳定正效应
不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角度上讲，农民都是我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通过代际分工的形式来提高收入以改善弱势的状态，不仅对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举足轻重，而且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为社会稳定提供持续的内在推动力上。这种推动力可以从微观上改善贫困状况和宏观上推动经济发展两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是改善农民贫困状况的重要途径。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农村及农民经济地位日趋边缘化。弱质性的农业不能再给农民带来较高收益，户均10亩的耕地使得农业收入仅能够维持温饱甚至而不得，加之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各种税费也给农民带了较大的负担，造成农民群体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贫困是动乱的根源，贫困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思想并在其支配下演化成具体行动，农民的普遍贫困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威胁。而正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言，收入的增加可以很好地改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当前现象级的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尤其是进城务工经商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在此分工模式中，家庭老年一代追求务农收入，部分条件允许者还可以通过打散工或者庭院养殖等方式获得额外收入，大体上一年可以收入1万到2万元，这部分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家庭日常支出甚至略有盈余，并且老年人在守望相助的农村生活有价值、有乐事、有安全感;家庭青壮年一代追求务工经商收入，按照当前农民工平均月收入3000元计算[2]，夫妻双方一年至少可以收入6万元，除掉日常开支可以全部作为家庭积累，大概可以积攒4万元。4万元的净收入足以保障农村家庭在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上。因此，代际分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民过上一个有积累、有保障、有希望的稳定日子。“有恒产者有恒心”，通过代际分工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和家庭稳定必然会在根本上消减农民的消极思想，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工作来改善生活的积极思想，进而改善整个农村社会的风气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稳定。
其次，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可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农业机械化大规模推广和人口增长，农村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同时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推拉效应的支配下农民大量进城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和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竞争优势，从而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避免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也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提供强大的物质条件，在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的同时也能够增强政府抵抗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并且有助于增加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有效地抑制犯罪[3]。这些作用均可直接或间接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可以在社会稳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能够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的因素有很多，大量的失业人口是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对失业人口的产生在两个层面进行着。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自身状态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身体不再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或者年龄超出用工标准等，而遭到行业淘汰成为失业人口，这样的失业在每个领域每个时间段都在发生，失业人口有限且可控，是常规状态下的劳动力代际更替。除此之外，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农民工失业，失业人数之多、领域之广、规模之大都已超出了预期和可控范围，是非常规状态下的失业。在农民工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不论是由劳动力代际更替还是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人口都是庞大的，通常来看，庞大的失业人口必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强烈的冲击和严重的破坏，然而社会秩序彻底失范的情况未曾在我国发生。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当前农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
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下进城农民不会奢望能够永久的在城市生活下去并成为城市的一员，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进城只是追求一种较高收入以改善家庭贫困局面，家庭的生活重心仍然保留在农村，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去。这样，不仅农民工在思想和物质上依然扎根于农村而且代际分工模式也保证了农民工城乡流动的畅通。因此，当出现农民工大量失业的情况时，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可以很好地引导失业农民工返乡，同时把“社会动荡”的风险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前期的代际分工模式给家庭带来了必要积累，并且农村低下的消费水平使其生活有保障，加之乡土生活的安逸可以共同把动荡风险消除。当经济形势好转后，在乡农民又可以进城赚取较高收入，增加社会稳定的动力。由此可见，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通过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民工城乡流动机制可以在社会稳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 二、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稳定负效应
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家计模式，与其说是农民面对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主动适应不如理解为一种被动接受，因此，这种模式也必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负效应，比如农村空心化，家庭结构割裂和教育意识淡薄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首先是代际分工造成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到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迟滞、弱化与退化，表现为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基本格局[4]。城市化进程会给农村带来衰落与边缘化，但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大大地加快了农村衰落的速度与程度，致使这种衰落与社会发展失衡，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威胁。一方面，由农村空心化所衍生出的农村社会治安薄弱、基层组织涣散、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都会加剧农村社会环境的恶化，威胁农村社会自身稳定。另一方面，新中国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几次较大的社会动荡都没有给社会秩序带来根本性的破坏，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坚实的农村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当前农村空心化状况势必会大大地减弱社会稳定的作用。
其次，代际分工造成农村家庭结构割裂问题。进城农民工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度过的，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与家人短暂团聚，直接造成农民家庭结构在代际上的割裂，家庭功能严重退化甚至消失，引发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空巢老人在经济上、生活上、情感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不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情感慰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导致其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相当低下，甚至能够引发老年人自杀的恶性社会事件。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直接照顾和监管，没有一个良好的初始社会化环境，容易出现学习成绩下滑、性格孤僻甚至畸形、自身安全存在较大隐患的问题，会对其成长成才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社会稳定而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大量细胞不完整的时候，社会有机体也会深受影响，由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产生的家庭结构割裂问题必然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农村家庭代际分工还会造成教育意愿不高问题。一方面，外出务工能够较为容易、快速地获得较高收入，而教育却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过程，短期收益对比会降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意愿;另一方面，由农村空心化而来的撤点并校或者随迁进城入学问题都增加了上学的难度，也会降低其教育意愿。农民工群体教育意愿不高会产生代际分工内卷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产业升级的速度和质量。产业不升级只能停留在依靠低成本去竞争的层面，不仅只能居于产业链的底端赚取极少的收益，而且还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产业发展甚至国民经济受制于人。这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由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所造成的教育意愿不高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效应。除了阻碍产业升级之外，教育意愿不高对社会稳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措施和重要机制，社会阶层流动有利于缓解社会差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5]。反之，教育意愿不高则会阻塞农民工群体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减弱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致使社会各阶层在逐渐固化的同时利益分配格局也随之固化。由长期的利益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衡和贫富差距过大，会加深社会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与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团结与稳定。
三、克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负效应的发展路径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与社会稳定具有辩证的关系，农村家庭代际分工既可以为社会稳定提供长久动力和缓冲空间，又会衍生出农村空心化、家庭割裂和教育意愿低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消除或改善代际分工的负面效应来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十分有必要。
1.正确对待资本下乡，发展农村“中农”群体
资本下乡开展农业集约化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就目前三农现状而言，不宜被大规模的鼓励支持[6]。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大规模的连片土地，为了满足土地的要求，下乡资本会以高于农村“自流转”一倍价格（一般为800-1000元左右）的租金来鼓励农民把土体流转给他们，再加上必要的劳动力支出，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成本会很高。因此，资本下乡一般会经营一些有较高收益的特色农业，比如蔬菜、药材种植等，但这种收益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来特色农业的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二来大规模种植会严重打压价格。一旦出现收支不抵的情况，不仅农民土地的租金很难保障，而且资本撤走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农民来收拾，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
除此之外，资本下乡也会挤压农村“中农”群体的生存空间。在资本大举下乡集约土地之前，有部分家庭选择全部家庭成员在家务农的家计模式，他们把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租金为300-400元），形成一个30-50亩的土地规模，再加上庭院养殖或是在农闲期间打散工，这样家庭的收入基本不会比代际分工家庭收入少很多，也能够保障一个基本的小康生活。这个“中农”群体生活和生计都在农村，是最关心本村事务的群体，也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城市资本下乡集约土地，他们不能再以较低的价格流转土地，而自家不足十亩的耕地根本不能再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在下乡资本的挤压下只能被迫选择代际分工模式，农村空心化更加严重。
当然，资本下乡开展集约化经营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村容村貌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因此，应该正确对待资本下乡的问题，尤其是把对其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向发展农村“中农”倾斜，使每个农村能够留守适当的“中农”群体，既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更是为外出农民工保留一个最基本的退路和思想上的根。
2.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即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和高耗能的粗放增长模式，向以技术进步和资本聚集为特点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模式转变[7]。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人力资本结构错位的矛盾，即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需要，这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弥补。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可以从如下三点着手。第一，政府层面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技能培训对于产业升级的重大意义，各级政府不论是农民工净流出地还是净流入地都要加大培训项目的财政投入。当前广东省的一些做法值得推广，首先是针对本省户籍农民工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面向产业需求培训农民工技能并施以终身财政补贴。其次是针对流入的外省户籍农民工开展培训，如早在2007年佛山就启动了外来民工的培训工程，政府补助经费（500元/人）由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培训，满足当地企业用工需求。作为农民工净流入大省和产业升级的先头兵，不论是对当地还是外来农民工补贴技能培训，广东省都是受益的一方。第二，用工单位层面针对“用工荒”的问题，可尝试“先就业再培训”的模式并争取政府适当的补贴，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尴尬，还可以使技能培训更贴近工作要求，提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三，农民工层面，要积极引导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技能培训的重要性，通过广泛宣传技能培训的好处尤其是技能培训后收入提升来调动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3.普及农民工专项社保体系，鼓励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经济社会的“稳定器”，是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基础[8]。相对于一般农民而言，农民工的弱势性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显著。农民工虽然可以获得一个相对高的收入，但却从事着高强度甚至危险的工作，并且在城市里就医困难，“小病拖、大病扛”是其真实写照。因此，为农民工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显得十分有必要。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具成效并形成了“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和“农保模式”四种基本模式[9]。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下，很难将农民工保障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去，因此，成立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项综合性保险（综合保险模式），包括养老，医疗和工伤三个基本险种，不失为一种大规模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方式。
农民工群体也是一个异质群体，横向上看部分群体工作较稳定，如制造业的产业工人，部分群体流动性较大，如建筑工人，部分群体受雇于用工单位，部分群体自主创业;从纵向上看，农民工的收入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提倡缴费方式多样化，缴费基数多档化的农民工专项保险模式，并且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可以由中央层面来统筹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部分农民工群体工作和收入稳定，还有部分群体因拥有较高技能而收入较高，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可以适当鼓励这两部分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给与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全部待遇，尤其是对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子女入学予以照顾和倾斜，可以有效地保障家庭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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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