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报刊研究的视角拘泥于以传者为中心，忽视了对受者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受者阅读报纸的体验。本文借鉴凯瑞的文化研究取向，提出报刊研究的另一种可能：从报人办报的史实论述转向读者读报的体验，研究的对象从报人转向读者，研究的内容从报业对社会之影响转向文本对读者之影响。
　　【关键词】报人办报；读者读报；报刊史

一、报刊史中读者视角的缺位

　　“七点钟，周六晚上。一个年轻人坐在长长的藤制躺椅上看报纸。他已经看的出神了。突然间一个文章标题映入眼帘：繁荣/贫困的流浪汉/因风雨晒死道旁。这个年轻人被这篇简短的报道所感动。他可以想象那個可怜人倒在路旁濒临死亡时所受的痛苦……有时他感到体内涌起一阵爆裂般的怒气，然而另一刻他的愤怒又指向产生这种贫穷，却让一小部分人致富的社会体制。”[1]
　　安德森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位印尼的年轻人，因为被报道内容所吸引，从而想象到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一员。读者通过读报，沟通了微观的媒介报道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读者读报的过程，也是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因为“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文本之成为文本，只有赖于它与读者之关系。”[2]
　　按照上述逻辑，报刊史书写的主体，应该不单单有作者及所开创的新闻事业史，至少还应该包括读者读报的历史。报人办报，读者读报，本是大众报业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极目所见报刊史的书写，有报史、报人史、新闻事业史，但尚未有见读报史，不仅新闻史学界付之阙如，史学界也是不遑多让。

二、报刊史的书写范式或应探索新的方向

　　报刊史的书写为何只有“报人办报”、“报业发展”的历史，却无“读者读报”的历史？从中国报刊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开篇即知端倪，戈公振在绪论“报学史之定名”中提到：“所谓报学史，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也。”[3]很明显，戈公振心中的报学史是报纸对社会影响的历史，书写的范式也是“报纸/社会”的框架。因而整个《中国报学史》的书写，篇章中出现了“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鼓吹革命之健者、两度帝知之倏现……”
　　作为“续其余脉”的两部最重要的报刊史论著，也未跳脱出窠臼。一是1956年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这份大纲不仅成为“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4]论述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报刊，遵循的“革命叙事”的框架。二是20世纪90年代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由于三卷本的写作过程荟萃了当代绝大部分的报刊史研究者，成为研究报刊史书写绕不过的一部著作。而三卷本对于党报史的书写范式几乎继承了《教学大纲》的革命叙事框架。根据黄旦教授的分析，“这个通史就范式而言，没有自己的前提，也没有独立的范式，他集合了上述两种范式，拼贴而成”。[5]
　　无论是戈公振的“新闻/社会”范式，还是教学大纲所呈现的“革命叙事”范式，抑或是两者的杂糅，报刊史的书写呈现的是一段线性的进化历史。新闻作为历史的产物，是沿着历史的年轮，亦步亦趋，一步一个脚印，这是类似于凯瑞所说的“肯定性”的叙事，经验学派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这样的叙事框架，新闻史书写的主体必然是“报人办报”，精英报人的新闻思想和媒介机构，而不是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报刊与公众的交往，更不是读者读报的集体实践所构筑的新闻文化。
　　面对报刊史书写过程中日益呈现的范式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改变过去“剪刀加浆糊”的编年史[6]、“历史/历史性”隐退的新闻史料史[7]、“述往事而不真，思来者而不深”的平淡无奇的新闻史。[8]研究视角上要“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9]、“加强历史修养、回归新闻本位”[10]、转向“新闻社会史”的范式，“从微观考据向宏观把握、从表象观察向深层透视、从事实描述向意义阐发转变”，[11]真正研究“报刊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报刊”。[12]
　　但言者谆谆，听者寥寥。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虽然在不断走向深入，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日益丰硕，少数民族史、党报史、地方史有了系统梳理，但就范式的革新而言，鲜有突破。用赵汀阳的话来说“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13]当旧有的报刊史书写范式的必然性无法包纳现实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在新的逻辑起点思考报刊史的书写范式或探索新的可能发展的方向。

三、对报刊史书写路径的建议

　　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而存在，更确切的，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4]换句话来说，报刊的传播不仅仅在于信息的传递与扩散，还在于报刊作为一种共同体构筑了读者阅读的文化世界，是报刊的传播使社会成为可能。凯瑞依此认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讯息的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报纸的呈现和介入在建构读者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15]、“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16]在凯瑞心中，新闻是一种文化形态，新闻传播研究是探讨新闻如何被创造、并被读者理解、使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
　　凯瑞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取向，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盛行于西方史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路径有着深刻的关联，他们都是主张研究普罗大众的历史，去“揭示没有历史人的历史”[17]，研究方法上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文化的阐释。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便是一例，他运用象征人类学和吉尔兹“深描”的方法，解析法国人的思考方式。他在序言中写到“本书所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18]
　　报刊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我国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迥异于西方大众报业的发展历程，近代报刊承载着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任务，与普罗大众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党报作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是党报发展一以贯之的传统，不仅办报的过程有大众的参与，“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9]而且也特别重视大众读报的效果，“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20]但固有的党报史的书写范式，无法回答凯瑞眼中作为文化的新闻或者新文化史书写中的——读者如何择报、如何读报，读报的方式、读报的过程以及所延伸出的心灵情感的变迁和时代文化的烙印这些问题。余英时先生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