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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龙和麒麟是真的存在过的。』周裕隆很认真地说。《山海经》他很久以前就看过，当时就觉得，那些神奇生物应该都是某种原始的生物形态，只是由于远古时代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给它们赋予了神性，将它们演绎成了不可思议的神兽。关于这些神兽的历史记载大多是文字描述，也有部分插图流传下来，周裕隆想，要是把它们做成照片应该会很有趣。
帝江《山海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为什么说『不做摄影师，就做考古学家』？
人的兴趣很多都来自小时候的经历。我祖母出身于旧时的官宦家庭，上过西式学校，20世纪60年代，她烧掉了家藏的古旧典籍，后来就变得比较沉默，把精力都放在教育我们这一代上，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旧时的文化宝藏，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所以我对古旧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兴趣。
创作《山海经神兽》，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更相信传说中那些动物的存在。
最近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最近在做关于西王母的拍摄。经考证，西王母与中亚的女神有关，与古波斯、古印度、古羌人的女神也都有关系。关于她，最重要的记载也出现在《山海经》里。为此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打算用5张照片来『再现』这个传奇女神，现在刚完成两张。
天马行空的创作，來自脚踏实地的信仰
为了拍摄、制作《山海经》神兽们的照片，四年间，周裕隆走过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台湾，以及菲律宾、德国、美国等国家。
“要还原神兽的气质，场景一定要原始。”周裕隆的取景地往往都是无人区，比如冰川、高原、河流、戈壁等保持着原始气息的地貌。“我相信镜头能记录下一些人眼看不到的细节，特别是其中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现场气氛，就像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摆拍无论如何也演绎不出那样逼真的烟火味。”
周裕隆认为，有公路的地方就会有脚印、车轮印、电线杆等人类的痕迹，自然的“神性”会被削弱。比如西藏著名的羊卓雍措，风景非常美丽，但经过旅游开发，就像明信片一样，有一种“夹生”的气息，而远离人类影响的自然风貌会让人心生敬畏，“每次去到那样的地方，呼吸着纯净的空气，吹着风，就像给心灵洗了个澡，一身清爽。脚踏实地就是一种信仰，不用非得去宗教圣地。”可惜，如今这样的原始之地越来越少，遇到一个，周裕隆就会默默在心里私藏起来。
周裕隆拍摄了很多动物的素材，包括活体动物，也包括动物标本。和拍照相比，更耗费精力的是研究历史文本，除了各种版本的《山海经》，他还读了《楚辞》《淮南子》《古本竹书纪年》，以及郝懿行、顾颉刚、丁山、杨宽、袁珂等学者的著述，从中了解上古各种神兽的“职能”，比如司舞的、掌管日月的、掌管金木水火的……有的神兽代表祥瑞，还有的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兵乱、洪水。
周裕隆目前创作了35张神兽的照片，每一张的诞生过程都堪称一场头脑风暴。很多神兽，在上古传说中是一种模样，经过后人的各种注解，到宋代又出了各类绘本，有一个推演、变化的过程。周裕隆就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倒推、揣摩，更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一个个神兽“还原”出来。比如神鸟帝江，《山海经》中记载：“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就是说，这种神鸟的样子像一个布口袋，红得像一团火，有六只脚、四只翅膀，没有五官，却懂得歌舞。周裕隆刚开始有点怀疑，善歌舞的神鸟怎么会是像口袋一样的胖子？后来一琢磨，当年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也是个大胖子，300多斤，在唐玄宗面前跳胡旋舞时，“其疾如风”，那么，为什么司舞的神鸟就不能是个胖子呢？
研究历史文本之外，周裕隆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考古”，即考察《山海经》中的“地质学和植物学”，再现神兽们的生活环境。比如三青鸟，传说是女神西王母的使者，共三只，又称“三鸟”，通身青紫色，红嘴，有三足。西王母是中国西方的神灵，所以周裕隆将三青鸟的拍摄背景设置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而不是一般鸟类惯常栖息的森林。“他也确实在西北的很多地方见过类似乌鸦的红嘴鸟。周裕隆还发现，三青鸟的形象曾在古代四川的汉画砖上出现过，西周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类似的玉器，原始的母系氏族酋长墓葬里也有三青鸟的元素，这些似乎与三江源腹地古羌人由西往东的演进有关系。
蛊雕《山海经·南山经》记：“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上无草木，多金石。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创作过程中，越是深入挖掘，背后显现的东西就越庞大，“随便一只神兽身上的信息量就足以让我眼花缭乱。”周裕隆读过的参考书上到处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笔记，同时也对考古学产生了更多崇敬之心。
猼訑《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神话讲述的不是愚昧，是另一种文明
周裕隆喜欢读历史典籍，特别是其中关于神的传说及其考证，比如他最近在读“中亚考古之父”马尔夏克的著作《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解读了唐代中亚关于神的传说。正史和神话有时难以分割，尤其是上古三代史以前的蒙昧时期，神话里其实蕴含了当时人们的科学意识和文明进程。“我觉得远古人类未必是愚昧、混沌的，他们拥有对大自然的敏锐感知，这未必不是一种高度文明，现代人却大多已经丧失了。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生命和死亡的认识和现代人不同，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远远不如他们。”
有一次，周裕隆在西藏腹地考察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去到当地一个藏医小诊所，接待他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她取出一种看上去十分原始的草药，用老旧的水壶搅合了一下，给周裕隆糊上。周裕隆发现，当时诊所里的几个病人用的都是同一种草药，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草药还真好使，他糊了5天就能下地走路了。
现代科技，有时候是一边发明油门，一边发明制动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在技术发达的同时，人们也丧失了很多对大自然的认知，丢掉了一些原始、本真的东西。与其说《山海经神兽》是周裕隆用影像创造的一个梦，不如说他是借此呼唤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力、对生命起源与消逝的好奇心。
为什么说『不做摄影师，就做考古学家』？
人的兴趣很多都来自小时候的经历。我祖母出身于旧时的官宦家庭，上过西式学校，20世纪60年代，她烧掉了家藏的古旧典籍，后来就变得比较沉默，把精力都放在教育我们这一代上，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旧时的文化宝藏，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所以我对古旧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兴趣。
创作《山海经神兽》，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更相信传说中那些动物的存在。
最近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最近在做关于西王母的拍摄。经考证，西王母与中亚的女神有关，与古波斯、古印度、古羌人的女神也都有关系。关于她，最重要的记载也出现在《山海经》里。为此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打算用5张照片来『再现』这个传奇女神，现在刚完成两张。
天马行空的创作，來自脚踏实地的信仰
为了拍摄、制作《山海经》神兽们的照片，四年间，周裕隆走过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台湾，以及菲律宾、德国、美国等国家。
“要还原神兽的气质，场景一定要原始。”周裕隆的取景地往往都是无人区，比如冰川、高原、河流、戈壁等保持着原始气息的地貌。“我相信镜头能记录下一些人眼看不到的细节，特别是其中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现场气氛，就像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摆拍无论如何也演绎不出那样逼真的烟火味。”
周裕隆认为，有公路的地方就会有脚印、车轮印、电线杆等人类的痕迹，自然的“神性”会被削弱。比如西藏著名的羊卓雍措，风景非常美丽，但经过旅游开发，就像明信片一样，有一种“夹生”的气息，而远离人类影响的自然风貌会让人心生敬畏，“每次去到那样的地方，呼吸着纯净的空气，吹着风，就像给心灵洗了个澡，一身清爽。脚踏实地就是一种信仰，不用非得去宗教圣地。”可惜，如今这样的原始之地越来越少，遇到一个，周裕隆就会默默在心里私藏起来。
周裕隆拍摄了很多动物的素材，包括活体动物，也包括动物标本。和拍照相比，更耗费精力的是研究历史文本，除了各种版本的《山海经》，他还读了《楚辞》《淮南子》《古本竹书纪年》，以及郝懿行、顾颉刚、丁山、杨宽、袁珂等学者的著述，从中了解上古各种神兽的“职能”，比如司舞的、掌管日月的、掌管金木水火的……有的神兽代表祥瑞，还有的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兵乱、洪水。
周裕隆目前创作了35张神兽的照片，每一张的诞生过程都堪称一场头脑风暴。很多神兽，在上古传说中是一种模样，经过后人的各种注解，到宋代又出了各类绘本，有一个推演、变化的过程。周裕隆就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倒推、揣摩，更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一个个神兽“还原”出来。比如神鸟帝江，《山海经》中记载：“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就是说，这种神鸟的样子像一个布口袋，红得像一团火，有六只脚、四只翅膀，没有五官，却懂得歌舞。周裕隆刚开始有点怀疑，善歌舞的神鸟怎么会是像口袋一样的胖子？后来一琢磨，当年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也是个大胖子，300多斤，在唐玄宗面前跳胡旋舞时，“其疾如风”，那么，为什么司舞的神鸟就不能是个胖子呢？
研究历史文本之外，周裕隆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考古”，即考察《山海经》中的“地质学和植物学”，再现神兽们的生活环境。比如三青鸟，传说是女神西王母的使者，共三只，又称“三鸟”，通身青紫色，红嘴，有三足。西王母是中国西方的神灵，所以周裕隆将三青鸟的拍摄背景设置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而不是一般鸟类惯常栖息的森林。“他也确实在西北的很多地方见过类似乌鸦的红嘴鸟。周裕隆还发现，三青鸟的形象曾在古代四川的汉画砖上出现过，西周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类似的玉器，原始的母系氏族酋长墓葬里也有三青鸟的元素，这些似乎与三江源腹地古羌人由西往东的演进有关系。
创作过程中，越是深入挖掘，背后显现的东西就越庞大，“随便一只神兽身上的信息量就足以让我眼花缭乱。”周裕隆读过的参考书上到处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笔记，同时也对考古学产生了更多崇敬之心。
神话讲述的不是愚昧，是另一种文明
周裕隆喜欢读历史典籍，特别是其中关于神的传说及其考证，比如他最近在读“中亚考古之父”马尔夏克的著作《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解读了唐代中亚关于神的传说。正史和神话有时难以分割，尤其是上古三代史以前的蒙昧时期，神话里其实蕴含了当时人们的科学意识和文明进程。“我觉得远古人类未必是愚昧、混沌的，他们拥有对大自然的敏锐感知，这未必不是一种高度文明，现代人却大多已经丧失了。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生命和死亡的认识和现代人不同，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远远不如他们。”
有一次，周裕隆在西藏腹地考察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去到当地一个藏医小诊所，接待他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她取出一种看上去十分原始的草药，用老旧的水壶搅合了一下，给周裕隆糊上。周裕隆发现，当时诊所里的几个病人用的都是同一种草药，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草药还真好使，他糊了5天就能下地走路了。
现代科技，有时候是一边发明油门，一边发明制动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在技术发达的同时，人们也丧失了很多对大自然的认知，丢掉了一些原始、本真的东西。与其说《山海经神兽》是周裕隆用影像创造的一个梦，不如说他是借此呼唤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力、对生命起源与消逝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