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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掌故学盛极一时。只是因为用通俗眼光来看，治掌故学的专家中，多为旧式学人，于是学界多以别样眼光看待，甚且摒之于现代学术之外。实际上，这些人中不乏我们眼中的新式学人。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治学的格局气象决非简单的新旧一语所能概括，其治学范围之广阔与方法之精微，更非传统旧学所能涵盖。作为一门学术，掌故学取舍必慎，征引必实,实有其不可取代之地位与价值。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掌故学自晚清兴起，至民国蔚然大盛，而细究其学术源流，观其近代以来兴盛之迹，实有其不可泯灭之价值。
1944年，瞿兑之应约为好友徐一士《一士类稿》一书作序，结果下笔不能尽，洋洋万余言，成了近代谈掌故学学术的第一篇大文字。文章辨析了掌故学的学术源流，对其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以多年从事掌故学的经历对个中甘苦作了阐发。序文高度评价了好友的学术志业，认为一士先生的成就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自此而后，掌故学将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在今后继续发展。作为学人的一种判断与期待，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值得继承并努力发扬光大的学问。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有关掌故学的理论探讨依然罕见。在现代学术的视野里，掌故学似乎也随着那段历史而淡出了专家学者研究的视野。从瞿氏这篇序言和其一些著述中，我们约略可窥见掌故学全豹之一斑。
瞿兑之（1894～1973年），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名宣颖，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为晚清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人称“善化相国”。瞿兑之早年受过极好的旧学教育，先后曾师事过多位旧学名家，为近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王运的入室弟子。同时，他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处受过现代教育，于新学亦有极好素养。民国期间，他曾先后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又曾以教授身份执教于南开、燕京等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
瞿氏学问广博，诗书画俱佳，文史造诣精深，在方志、职官、风俗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尤精掌故之学，以谙熟京华掌故驰名学界。晚年潜心于文史典籍的笺校注释，创获颇丰。学问多途，交游广泛。周劭先生认为在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学术界自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够得上“大师”称号的，陈寅恪和瞿兑之两位可谓当之无愧，并有一时瑜亮之评。瞿氏一生著作等身，据统计，有各类著述近50种。其中学界较为熟悉的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左传选译》、《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
民国时期，负盛名且颇见重于士林的掌故学家中，一般均认为以徐一士、黄秋岳和瞿兑之三人最具功力。他们均博闻强记、胸罗极富，擅长研究分析，而又自具特色。当时学者认为，徐一士史胜于文，黄秋岳文胜于史，而瞿氏介乎两者之间。比较有趣的是，三人的治学范围也呈现出这种现象。徐精于典章制度与朝野人士之变迁，黄擅道清末民初学人交游与风俗学术之演变，而瞿则于典章制度与风俗变迁兼治，尤精于京华掌故。三人治学相近，亦颇为相熟，而际遇则迥然有别。抗战前夕，黄氏以叛国罪被处死，身后遗著《花随人圣庵摭忆》，由瞿氏代为刊行。该书颇为陈寅恪推重，认为援引广博、论断精确，为谈清代掌故著作中的上品。瞿氏之掌故学，较之徐、黄，有所区别。除了著述颇丰、分类较细之外，作为史学家，他善于将掌故学的成果运用于专题史如区域史、风俗制度史的研究之中。作为诗人，他的《燕都览古诗话》又能创造性地以诗配文的生动形式来谈掌故。此外，徐、黄均以文言写作，瞿氏则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后者显然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瞿氏《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一书颇见重于孟森先生，并为其作序。孟氏认为此书取径独创，别择有识，贯穿古今之源流，颇能纠以往史家详于朝而略于野、达于政而忽于俗之弊。则瞿氏亦颇受当时新史学界推重可知。
瞿氏自幼即喜读随笔之书，嗜之若性命。博览群书之后，认为前人纂述之业，皆由“襞积而成，如獭祭鱼，如蚕吐丝，既得精英，遂弃糟粕”。以此，于晚明清初颇为推服顾亭林，于近人则对俞理初尊礼有加，又深惬俞樾、陈澧治学方法。他主张学出专家，不专一辙，最有益之学，莫如“讨人物事迹之坠逸，溯风俗制度之变迁，辨明近代易于传讹之事，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方法与格局气象，而这也可看作是他后来治掌故学的由来与学术传承。
关于掌故学的学术渊源，瞿氏认为它导源于古代正史与杂事的分途和笔记之体的兴起，而直接动因则为救济旧式治史体裁的不足。他认为，正史与杂史之分途，由《三国志》启其端，而博采群书、引杂史入正史则由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肇始。裴注“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而范晔甚至直接将这些来自于当时众多历史记载的旧闻遗逸写进了正史之中，由此导致史家著作的凌杂琐屑。旧式的史料处理方式不足以应对，新的史学体裁与治史方法必然产生。
在瞿氏看来，正史与杂史之分由《三国志》启其端，而真正分途则从宋朝始。这是从著述之旨来讲的。他认为著史贵能明人物之性情爱好，使其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又贵能从一件事情的发生前后叙述一代兴亡大事，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使读者自然领会于心。在宋代以前，唐人修晋以后的历史还能不失著述之旨，虽然唐人很喜欢采录故事，往往琐屑至于笑谈，但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考见一时的社会风俗时代心理。因此，虽然《三国志》裴注已开启了一种新的治史方法，但其真正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则是在宋朝。宋以后，私家碑传文字盛行，正史多抄录这些谀墓之文，千篇一律，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这导致宋以后的史是必须连同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一起来读的。因为，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几乎全找不着的。甚至社会政治制度的实际状况，也必须靠着另外的书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旧式治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无遗，掌故学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掌故学的特别之处，在其打破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与通典体的藩篱，将四者通而为一，克服了上述四种体裁严格注重体例组织，详于此而略于彼的弊端。因此，掌故学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新的史裁而出现的。
而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掌故学得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私家著述特别是报章杂志的兴盛，为掌故学提供了资源。瞿氏指出，治近代掌故学之资源，笔记一类书占大部分。治掌故必从清代始，正因晚清以来私家著述与报章杂志的兴起。由于清末文字之禁骤然失效，从前闷着不敢说的一切历史上疑案，渐都成为好事者之谈资，于是谈逸闻的纷然而起。数十年来，私家刊行的专著，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的，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人人感觉兴趣，遂成一时风尚。徐一士即坦承自己后来走上治掌故学的路子，即得力于少年时代居家受学，父亲于正经书之外不废闲书。他说当时有“闲书”与“正经书”之分，所谓“闲书”即指笔记小说一类私家著述，则近代掌故学得力于笔记小说十分明显。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晚清以来政局变迁，经世之学的兴起。晚清以来，学风丕变，自民间讲学大儒、学者名流，以至朝廷兴学取士，多及掌故之学。这既因缘于世变，亦有学术递嬗转移之力，交互作用，得学者提倡而大盛。钱穆先生指出，晚清嘉道之际，汉学家如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治学已经显出穷途将变的气象。龚自珍、曾国藩、陈澧、朱一新等继之而起，“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一时学风乃丕变。而当时即有人认为“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于是，作为史学之旁支，掌故之学遂成为一门经世学问，蔚然兴起。
关于近代掌故学的创始，朱杰勤先生《龚定研究》一书认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考其实，此论确卓有见地。龚自珍本人即以掌故罗胸自矜，其《己亥杂诗》即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匮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
另一位对掌故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是俞正燮，其治学范围极广，“搜讨之勤，识议之博，上下古今，纵横驰骋，分镳并趋，悉讲求于根柢之学”。程恩泽认为俞氏治学“其善，于始也，能入其妙；其终也，能出丛籍”，“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则其学术气象可知。徐一士将其书定名为《一士类稿》，即仿俞理初之意。
而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掌故学除了作为一门经世之学承继传统学术而兴起之外，在新学与现代学术中还有其自身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掌故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一新在晚清提倡治经不如治史，以治史代治经之论。认为治史以掌故治学尤要，“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今人罗志田认为，所谓掌故之学略相当于今日之近现代史。从近代以来学者讲学、学堂课程设置来看，则罗氏此说，实为有据之论。掌故学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实导源于乾嘉之际对清代考据学的反动和史学的提升。
钱穆先生认为乾嘉专经而不能通之以史，所以致于丛脞而无用，章实斋、魏默深皆已微窥其意，至朱次琦始明白昌言之。近代岭南大儒朱次琦讲学乡里，创礼山草堂，以“四行五学”为校训。所谓四行，指“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而五学则指“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掌故学与史学并列，为五学之一。这基于朱氏汉宋调和的主张，认为治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以此，他驳斥了义理、考据、辞章的分法，主张考据是工具，乃治学中所有事。因此，他将考据排除于其五学之外，提出了新的五学分法，并疏通论列：“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非犹乎文人无足观者矣。”他继承章学诚对史学的主张，并予以进一步发挥。他分史与掌故为二，史明事变，掌故以通制度。主张史之于经，犹医案也，故治史必通经。治经与治史不可偏废，而掌故学则正是兼通经史之学。“掌故者，古今之成法也。本经史之用以参成法，则用法而得法外意矣。”仅文无足观，仅掌故为胥吏，仅性理为陆王心学，仅经为乾嘉考据，仅史是亦吏矣。
如果说朱次琦是在旧学中寻求突破，探源析流，为掌故学争得了一席之地，成为“旧学之殿”，那么以下诸人则是在新学中为掌故学正名。作为著名的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主张改革八股时文的取士制度，建议文科废除八股诗文，分十科考试。所谓“十科”，有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辞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这一分类，中西学兼容并包，掌故之学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遂有了新的学术价值与内涵，成为新学的一部分。随着近代社会的推移，这一特点日益明显。1897年，维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时务学堂学约》中，梁氏将学堂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种，一为溥通学，一为专门学。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后者则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掌故学被作为专门之学，成为新学教授的重要内容。1902年，张之洞上奏朝廷《钦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将高等学堂科目分为八类，体现出中西合一的特征，而国朝掌故之学附于中外史学门内。同年，张百熙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掌故学与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归入文学科，掌故学被作为学术门类正式确立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掌故学甚至一度被作为图书分类的标准，应用于图书目录学中。1895年，维新派发起组建了强学会，并设立了一所学会图书馆。此后新建学会多相仿效，并定有阅览章程。苏州的苏学会即设有专门图书馆，其藏书分六个门类：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农商学、格致学。则掌故学在近代学术中的位置，十分明了。
现代掌故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史料的多元化，平等地看待一切史料，甚至以处理正统史料之外的史料见长，其考证事实的方法颇值推重。现代掌故学者认为凡为史者，贵从官史外得逸闻以证当时实状，在琐屑的地方显出社会制度。在掌故学者看来，“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没有不可用的材料”。因此即使是片纸只字，在他们看来都是很可宝贵的，在某种适当的地方，必有用处。他们的成果不但可补正史之不足，甚至可以与之颉颃。柯昌泗先生即认为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清史稿》是官方史，而《凌霄一士随笔》集清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也是学习清代历史的必修读物。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古典、今典论，与掌故学即不无关系。
因此，掌故学决不能以旧学一语笼统概括。造成今日掌故学晦而不明的原因，一则缘于民国以来西学崇拜而造成的新旧对立观念，一则缘于该学科在现代学术格局中处境尴尬，找不到合适的学术定位。作为史学旁支，在史学本身尚且在探寻自己出路的时代背景下，自身被作为史学的一种应有之义而化于无形。近代虽不乏掌故大家，但他们或生前名噪一时，身后便很快声光黯淡；或生前已见摒于学界，终未逃脱式微的命运。他们的成果我们或随手拈来，或根本不认为其是史料。他们的方法我们似乎更想当然地认为是史学的应有之义，是一项基本功夫。于是掌故学的衰落，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学术有高下之别。治掌故学仅凭实物是不行的，仅凭书本知识也是不够的。它对治学者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材料与方法兼擅，天分与学力同具，有老吏断狱的能力，其难度不能不使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无形中也限制了这门学术的发展。此外，这种文章，稍有不慎，就沦为信口雌黄、但博听者一时好奇的野狐禅，不仅无益，且为害不浅，其低下者多为人诟病，又使许多有识者对掌故学避而不谈，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大概也是掌故学终不免于黯淡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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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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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瞿兑之应约为好友徐一士《一士类稿》一书作序，结果下笔不能尽，洋洋万余言，成了近代谈掌故学学术的第一篇大文字。文章辨析了掌故学的学术源流，对其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以多年从事掌故学的经历对个中甘苦作了阐发。序文高度评价了好友的学术志业，认为一士先生的成就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自此而后，掌故学将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在今后继续发展。作为学人的一种判断与期待，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值得继承并努力发扬光大的学问。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有关掌故学的理论探讨依然罕见。在现代学术的视野里，掌故学似乎也随着那段历史而淡出了专家学者研究的视野。从瞿氏这篇序言和其一些著述中，我们约略可窥见掌故学全豹之一斑。
瞿兑之（1894～1973年），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名宣颖，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为晚清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人称“善化相国”。瞿兑之早年受过极好的旧学教育，先后曾师事过多位旧学名家，为近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王运的入室弟子。同时，他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处受过现代教育，于新学亦有极好素养。民国期间，他曾先后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又曾以教授身份执教于南开、燕京等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
瞿氏学问广博，诗书画俱佳，文史造诣精深，在方志、职官、风俗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尤精掌故之学，以谙熟京华掌故驰名学界。晚年潜心于文史典籍的笺校注释，创获颇丰。学问多途，交游广泛。周劭先生认为在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学术界自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够得上“大师”称号的，陈寅恪和瞿兑之两位可谓当之无愧，并有一时瑜亮之评。瞿氏一生著作等身，据统计，有各类著述近50种。其中学界较为熟悉的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左传选译》、《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
民国时期，负盛名且颇见重于士林的掌故学家中，一般均认为以徐一士、黄秋岳和瞿兑之三人最具功力。他们均博闻强记、胸罗极富，擅长研究分析，而又自具特色。当时学者认为，徐一士史胜于文，黄秋岳文胜于史，而瞿氏介乎两者之间。比较有趣的是，三人的治学范围也呈现出这种现象。徐精于典章制度与朝野人士之变迁，黄擅道清末民初学人交游与风俗学术之演变，而瞿则于典章制度与风俗变迁兼治，尤精于京华掌故。三人治学相近，亦颇为相熟，而际遇则迥然有别。抗战前夕，黄氏以叛国罪被处死，身后遗著《花随人圣庵摭忆》，由瞿氏代为刊行。该书颇为陈寅恪推重，认为援引广博、论断精确，为谈清代掌故著作中的上品。瞿氏之掌故学，较之徐、黄，有所区别。除了著述颇丰、分类较细之外，作为史学家，他善于将掌故学的成果运用于专题史如区域史、风俗制度史的研究之中。作为诗人，他的《燕都览古诗话》又能创造性地以诗配文的生动形式来谈掌故。此外，徐、黄均以文言写作，瞿氏则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后者显然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瞿氏《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一书颇见重于孟森先生，并为其作序。孟氏认为此书取径独创，别择有识，贯穿古今之源流，颇能纠以往史家详于朝而略于野、达于政而忽于俗之弊。则瞿氏亦颇受当时新史学界推重可知。
瞿氏自幼即喜读随笔之书，嗜之若性命。博览群书之后，认为前人纂述之业，皆由“襞积而成，如獭祭鱼，如蚕吐丝，既得精英，遂弃糟粕”。以此，于晚明清初颇为推服顾亭林，于近人则对俞理初尊礼有加，又深惬俞樾、陈澧治学方法。他主张学出专家，不专一辙，最有益之学，莫如“讨人物事迹之坠逸，溯风俗制度之变迁，辨明近代易于传讹之事，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方法与格局气象，而这也可看作是他后来治掌故学的由来与学术传承。
关于掌故学的学术渊源，瞿氏认为它导源于古代正史与杂事的分途和笔记之体的兴起，而直接动因则为救济旧式治史体裁的不足。他认为，正史与杂史之分途，由《三国志》启其端，而博采群书、引杂史入正史则由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肇始。裴注“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而范晔甚至直接将这些来自于当时众多历史记载的旧闻遗逸写进了正史之中，由此导致史家著作的凌杂琐屑。旧式的史料处理方式不足以应对，新的史学体裁与治史方法必然产生。
在瞿氏看来，正史与杂史之分由《三国志》启其端，而真正分途则从宋朝始。这是从著述之旨来讲的。他认为著史贵能明人物之性情爱好，使其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又贵能从一件事情的发生前后叙述一代兴亡大事，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使读者自然领会于心。在宋代以前，唐人修晋以后的历史还能不失著述之旨，虽然唐人很喜欢采录故事，往往琐屑至于笑谈，但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考见一时的社会风俗时代心理。因此，虽然《三国志》裴注已开启了一种新的治史方法，但其真正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则是在宋朝。宋以后，私家碑传文字盛行，正史多抄录这些谀墓之文，千篇一律，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这导致宋以后的史是必须连同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一起来读的。因为，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几乎全找不着的。甚至社会政治制度的实际状况，也必须靠着另外的书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旧式治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无遗，掌故学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掌故学的特别之处，在其打破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与通典体的藩篱，将四者通而为一，克服了上述四种体裁严格注重体例组织，详于此而略于彼的弊端。因此，掌故学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新的史裁而出现的。
而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掌故学得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私家著述特别是报章杂志的兴盛，为掌故学提供了资源。瞿氏指出，治近代掌故学之资源，笔记一类书占大部分。治掌故必从清代始，正因晚清以来私家著述与报章杂志的兴起。由于清末文字之禁骤然失效，从前闷着不敢说的一切历史上疑案，渐都成为好事者之谈资，于是谈逸闻的纷然而起。数十年来，私家刊行的专著，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的，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人人感觉兴趣，遂成一时风尚。徐一士即坦承自己后来走上治掌故学的路子，即得力于少年时代居家受学，父亲于正经书之外不废闲书。他说当时有“闲书”与“正经书”之分，所谓“闲书”即指笔记小说一类私家著述，则近代掌故学得力于笔记小说十分明显。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晚清以来政局变迁，经世之学的兴起。晚清以来，学风丕变，自民间讲学大儒、学者名流，以至朝廷兴学取士，多及掌故之学。这既因缘于世变，亦有学术递嬗转移之力，交互作用，得学者提倡而大盛。钱穆先生指出，晚清嘉道之际，汉学家如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治学已经显出穷途将变的气象。龚自珍、曾国藩、陈澧、朱一新等继之而起，“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一时学风乃丕变。而当时即有人认为“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于是，作为史学之旁支，掌故之学遂成为一门经世学问，蔚然兴起。
关于近代掌故学的创始，朱杰勤先生《龚定研究》一书认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考其实，此论确卓有见地。龚自珍本人即以掌故罗胸自矜，其《己亥杂诗》即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匮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
另一位对掌故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是俞正燮，其治学范围极广，“搜讨之勤，识议之博，上下古今，纵横驰骋，分镳并趋，悉讲求于根柢之学”。程恩泽认为俞氏治学“其善，于始也，能入其妙；其终也，能出丛籍”，“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则其学术气象可知。徐一士将其书定名为《一士类稿》，即仿俞理初之意。
而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掌故学除了作为一门经世之学承继传统学术而兴起之外，在新学与现代学术中还有其自身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掌故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一新在晚清提倡治经不如治史，以治史代治经之论。认为治史以掌故治学尤要，“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今人罗志田认为，所谓掌故之学略相当于今日之近现代史。从近代以来学者讲学、学堂课程设置来看，则罗氏此说，实为有据之论。掌故学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实导源于乾嘉之际对清代考据学的反动和史学的提升。
钱穆先生认为乾嘉专经而不能通之以史，所以致于丛脞而无用，章实斋、魏默深皆已微窥其意，至朱次琦始明白昌言之。近代岭南大儒朱次琦讲学乡里，创礼山草堂，以“四行五学”为校训。所谓四行，指“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而五学则指“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掌故学与史学并列，为五学之一。这基于朱氏汉宋调和的主张，认为治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以此，他驳斥了义理、考据、辞章的分法，主张考据是工具，乃治学中所有事。因此，他将考据排除于其五学之外，提出了新的五学分法，并疏通论列：“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非犹乎文人无足观者矣。”他继承章学诚对史学的主张，并予以进一步发挥。他分史与掌故为二，史明事变，掌故以通制度。主张史之于经，犹医案也，故治史必通经。治经与治史不可偏废，而掌故学则正是兼通经史之学。“掌故者，古今之成法也。本经史之用以参成法，则用法而得法外意矣。”仅文无足观，仅掌故为胥吏，仅性理为陆王心学，仅经为乾嘉考据，仅史是亦吏矣。
如果说朱次琦是在旧学中寻求突破，探源析流，为掌故学争得了一席之地，成为“旧学之殿”，那么以下诸人则是在新学中为掌故学正名。作为著名的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主张改革八股时文的取士制度，建议文科废除八股诗文，分十科考试。所谓“十科”，有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辞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这一分类，中西学兼容并包，掌故之学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遂有了新的学术价值与内涵，成为新学的一部分。随着近代社会的推移，这一特点日益明显。1897年，维新派在湖南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时务学堂学约》中，梁氏将学堂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种，一为溥通学，一为专门学。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后者则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掌故学被作为专门之学，成为新学教授的重要内容。1902年，张之洞上奏朝廷《钦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将高等学堂科目分为八类，体现出中西合一的特征，而国朝掌故之学附于中外史学门内。同年，张百熙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掌故学与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归入文学科，掌故学被作为学术门类正式确立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掌故学甚至一度被作为图书分类的标准，应用于图书目录学中。1895年，维新派发起组建了强学会，并设立了一所学会图书馆。此后新建学会多相仿效，并定有阅览章程。苏州的苏学会即设有专门图书馆，其藏书分六个门类：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农商学、格致学。则掌故学在近代学术中的位置，十分明了。
现代掌故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史料的多元化，平等地看待一切史料，甚至以处理正统史料之外的史料见长，其考证事实的方法颇值推重。现代掌故学者认为凡为史者，贵从官史外得逸闻以证当时实状，在琐屑的地方显出社会制度。在掌故学者看来，“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没有不可用的材料”。因此即使是片纸只字，在他们看来都是很可宝贵的，在某种适当的地方，必有用处。他们的成果不但可补正史之不足，甚至可以与之颉颃。柯昌泗先生即认为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清史稿》是官方史，而《凌霄一士随笔》集清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也是学习清代历史的必修读物。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古典、今典论，与掌故学即不无关系。
因此，掌故学决不能以旧学一语笼统概括。造成今日掌故学晦而不明的原因，一则缘于民国以来西学崇拜而造成的新旧对立观念，一则缘于该学科在现代学术格局中处境尴尬，找不到合适的学术定位。作为史学旁支，在史学本身尚且在探寻自己出路的时代背景下，自身被作为史学的一种应有之义而化于无形。近代虽不乏掌故大家，但他们或生前名噪一时，身后便很快声光黯淡；或生前已见摒于学界，终未逃脱式微的命运。他们的成果我们或随手拈来，或根本不认为其是史料。他们的方法我们似乎更想当然地认为是史学的应有之义，是一项基本功夫。于是掌故学的衰落，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学术有高下之别。治掌故学仅凭实物是不行的，仅凭书本知识也是不够的。它对治学者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材料与方法兼擅，天分与学力同具，有老吏断狱的能力，其难度不能不使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无形中也限制了这门学术的发展。此外，这种文章，稍有不慎，就沦为信口雌黄、但博听者一时好奇的野狐禅，不仅无益，且为害不浅，其低下者多为人诟病，又使许多有识者对掌故学避而不谈，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大概也是掌故学终不免于黯淡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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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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