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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场意外事故中导致10人死亡的司机，被社会道德贴上了“凶手”的标签。悲剧的意外事故里是否有人去关注那些锁上心灵枷锁的当事人。
1977年6月的玛丽安·格雷风华正茂，年仅22岁的她刚刚决定离开迈阿密大学，准备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大学里攻读临床心理学硕士。那年夏天，格雷正准备搬入位于辛辛那提的一栋老旧的维多利亚式大厦，这是她在当地找到的一家集体宿舍，在那里她能自己做咖喱还有和新朋友在深夜谈论政治和社会。她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虽然家里不是很同意她的这个决定，但是格雷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搬进去了。
花了一天将自己的房间粉刷成为黄色，格雷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颜料，她决定开自己父亲送给她的美洲豹汽车返回学校冲个澡。格雷距离学校只有15分钟的路程，在一条两车道的乡间小路上，她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前进着。也许是夏天的炎热以及自己的疲惫，突然一个苍白的闪光，以及一阵颠簸，格雷明白自己撞车了。
格雷交给警方的声明用整齐的笔记写道：一个金发男孩从左侧突然跑到街上，也就是我的车前，我立刻踩下刹车想要避开他，但还是太迟了。这段叙述看起来写得很慢而且很仔细。“40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记得每一个细节。”格雷说到。下车后的格雷惊恐万分，瘫软在草丛里，男孩的母亲和家人也从房子里跑出来，母亲跪下嚎啕大哭，直到被家人拉回去。
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们没有再呼叫救护车，而是将孩子的尸体放在了巡逻车的后座上，直接开往医院的停尸间。直到小孩从血迹斑斑的路面上带离之后，格雷如同一个犯错后的学生，举起了自己的手，颤颤巍巍地说道，“我是凶手，是我做的，是我。”
格雷按照警察的要求回到自己的公寓等待问话，她静坐在陌生的厨房一个人喝着凉水，双眼呆滞。直到警察结束了现场评估工作，找到格雷，给她递过一条温热的毛巾，她才回过神来。“你还好吗？能开车回家吗？”“不！”格雷说到。在劝解下格雷给自己在纽约的父母拨通了电话，“妈！我犯下大错了。”如同一个孩子一般格雷边哭边和自己的母亲沟通着。
之后格雷的父亲赶来处理后事。他向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把汽车拖走，雇了一个律师，当然还有对孩子家庭的赔偿以及打去慰问电话。但是格雷在事故之后的数周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卧室，“从此她的耳边似乎一直都有一个声音，‘你从别的母亲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你将受到惩罚，永世不得翻身。’她害怕这个事故毁了她的一生。”治疗格雷3年的心理临床专家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格雷似乎都难以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感。不仅仅是开车，她似乎不知道如何对待她的新室友，也怀疑别人是否会用仁慈的态度对待她，因为格雷一直很内疚自己是一个夺走生命的凶手。“我也希望人们能够接受我，但是我没办法说服的人是自己。”之后为了开启新的生活，格雷搬到了加州南部，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虽然她很喜欢自己的课程以及新的朋友，但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你不配拥有幸福，看看你上次高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些声音就像鬼魂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从未和别人提及我的过往和感受。”格雷说。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总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来描述脱离正轨的人类经验，好比如何戒烟戒酒，强奸受害者的自述，残疾儿童父母的作为，抗癌的历程等等那些让人类感觉不快乐事情的调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意外事件的肇事者来说，没有自助书籍，也没有任何研究和治疗方案，甚至是社会的心理治疗师。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CDC）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有近一百零四万七千名意外死亡者，其中四分之一都是由机动车辆事故引发的，其他则是失足坠落，火灾事故，意外中毒，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三万六千起重大交通事故中，人们很难追溯到事故的具体经过，当然还包括有肇事者后续的一些经历。“就目前数据的情况而言，我从没有听过对肇事者的追查。”一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如何正确回应意外事故的肇事者？这个问题无论是警察，医院，还是心理咨询协会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专门治疗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也许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专业人士了。“这些意外事故的肇事者一般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症状：记忆闪回，出现幻觉，做噩梦等。这些都是所谓的‘道德伤害’所引发的。”海军陆战队心理健康专家威廉姆说，“这种现象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被叫做扭曲的不恰当心理回应。如果你是一场意外事故的肇事者，感到内疚和羞愧是正常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会要求你弥补你的过错。”
这些悲惨的经历不仅仅是发生在致命的车祸中，还包括很多枪支走火或者暂时被忽视的婴儿身上。这些苦涩的事故发生之后，在当事人的描述里永远都有一种表达慰藉的情绪。“对无法挽回的事故来说，没有什么人的言语能够安慰那些善良的肇事者。”威廉姆说到。在威廉姆的档案里，那些拥有基本同样情况的病人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都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歉意，似乎在每一句描述之后都会加上一句，对不起。
1998年的玛丽是一名大二学生，她很开心在学校建立了自己的舞队，欣喜的玛丽想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知自己的父母，然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玛丽所开的皮卡和一辆绿色的野马相撞了。“在碰撞之后，我仅有的记忆是有人呼喊求助的声音和震惊，之后自己便失去了意识。”玛丽说。当她恢复意识时，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了。询问情况后，玛丽得知对面车里的女孩正是自己舞队的同学丝提夫尼。 两天后，丝提夫尼因内脏出血被直升机转移到别的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那天下午玛丽和丝提夫尼的父母见面了，他们友善地接待了玛丽，并且讲述了丝提夫尼的故事。之后他们询问玛丽是否知道祈祷文，并且鼓励玛丽和他们一起慢慢地背诵。“我当时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现在回忆起來，他们能够让我一起那么做，我很感激也很幸运能够和她的父母见面。”第二天，丝提夫尼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2年的6月，帕特丽夏是伊利诺斯州的一名42岁的律师助理，傍晚时她开车回家路上发生了一起意外。因为夕阳的照射，帕特丽夏的汽车突然撞上了一道闪光，所幸在安全气囊的保护下帕特丽夏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然而她下车后所看到的场景是一位男子倒在血泊中，旁边是他的摩托车。她跑到男人的身边，用自己的衣物给男子止血，并且拨打了911求助。
此时一位卡车司机路过现场，这位司机走下车将震惊且不安的帕特丽夏从男人身旁拉开，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位卡车司机并没有说什么，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宽恕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当帕特丽夏听到这位卡车司机是在为自己祈祷时，她彻底崩溃了。帕特丽夏的确需要活下去的勇气，日后她常常来到事发地点发呆，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明白，是我撞了他，是我结束了他的生命。”帕特丽夏说。
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都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刻意发生的意外上，将故事情节的可能性做了特定的安排。在没有疏忽大意的情况下，一个男人在谷仓里将自己的情妇误杀了，一个会魔法的少女用自己的房子把巫婆压死了。在每一种情况下，意想不到的死亡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但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受谴责的角色的痛苦得到了最严重的关注。
在露易丝·厄德里奇2016年出版的《拉罗斯》一书中，一个美国人在狩猎驯鹿的过程中，不小心射杀了他朋友的儿子。而在当地有着“一种古老的正义形式”，那就是要求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受伤者的家庭。这看似正义的交易却产生了新的问题——有罪的父亲每日使用毒品度日，而他的妻子则陷入渴望作为母亲的抗争。
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都要认真慎重地在他们的笔下思考造成致命事故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罕见的虚无主义欲望作为故事的支撑。作家兼导演肯尼思·朗格曼的三部电影中有两部都是关于意外事故的，2016年《曼彻斯特的海边》讲述的是一位沮丧的英格兰看门人无意中点燃了自己的房子，杀死了他的三个孩子。2011年的《玛格丽特》中，讲了一位纽约巴士司机因为和一名学生调情而撞死路人的故事。“人们很难相信事情是随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是事实。”他说。
不小心造成的死亡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概念在被引入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后，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带来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1988年，小说家达林·施特劳斯在自己年少时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了他的同学死亡。22年后，他出版了《半生》这本优雅而令人痛苦的回忆录，讲述了一场意外对一个青年的影响。“18岁时我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残酷的地方，生活的随机性是深远的。如果你疏忽大意开着煤气，烧掉了你的公寓，你就会被贴上恶棍的标签。同样的情况下，仅在千钧一发之际关掉了阀门，那么一切都好。两种人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吗？我想没有。”施特劳斯说。
施特劳斯讲述了一个叫做“道德运气”的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1976年由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讲述了人们在道德上对不完全在他们自己控制之内的事件负责的情况。这种概念最早在亚里士多德广泛的讨论事故本质时就被谈及过，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在意图与结果的区别中详细说明这些情况。“一位卡车司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让一个孩子失去了生命，他的过错都是无法被抹去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会将风险强行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就像这位卡车司机一样，被强行扣上了道德的责任。”
回到故事的开始，如今62岁的格雷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理校长了，住在阳光明媚的圣塔莫尼卡的一个公寓里。她已经走出过去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她用不同方式思考自己意外事故的结果。2003年一位男子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导致了10人死亡，人们虽然同情该男子的遭遇，但是依旧有很多人流露出愤怒的情绪，甚至将他称为杀人犯。“对我而言，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觉得有时候道德约束太过残忍了。”格雷说。
事后格雷将自己的故事简短地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给了美国当地的NPR电台，格雷在一小时后就接到了电台编辑的回复，他希望格雷能够在直播中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那场毁灭性的车祸感到震惊和悲伤，我怀着歉意向那些失去亲人和朋友的家庭送去慰问，但是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最同情的是司机。”
电台编辑在节目播出前曾警告过格雷，她可能因此会受到讨厌的邮件骚扰，但这些恶意反馈从未出现。相反，格雷收到了几十个人的电子邮件，他们都是一些事故的肇事者，他们很感激格雷的言语。甚至一个朋友把格雷推荐给自己的妹妹，因为这个女孩也在一场事故中无意夺走了他人的性命，这也是格雷第一次吐露自己的心声和过往。之后格雷经常将这些善良的肇事者聚集起来，相互探讨彼此的过往，以此鼓励大家开始新的生活。
“自我强加的痛苦是永久的，它们没有时效性。”威廉姆说，“但是伟大的中世界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说过，在集体的悲伤中，个人悲伤得以缓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被迫将一场灾难性的事故融入到自己生活中，但类似的仪式和庇护所显然是必要的，一个没有它们的世界看起来是不人道的。”
1977年6月的玛丽安·格雷风华正茂，年仅22岁的她刚刚决定离开迈阿密大学，准备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大学里攻读临床心理学硕士。那年夏天，格雷正准备搬入位于辛辛那提的一栋老旧的维多利亚式大厦，这是她在当地找到的一家集体宿舍，在那里她能自己做咖喱还有和新朋友在深夜谈论政治和社会。她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虽然家里不是很同意她的这个决定，但是格雷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搬进去了。
花了一天将自己的房间粉刷成为黄色，格雷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颜料，她决定开自己父亲送给她的美洲豹汽车返回学校冲个澡。格雷距离学校只有15分钟的路程，在一条两车道的乡间小路上，她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前进着。也许是夏天的炎热以及自己的疲惫，突然一个苍白的闪光，以及一阵颠簸，格雷明白自己撞车了。
格雷交给警方的声明用整齐的笔记写道：一个金发男孩从左侧突然跑到街上，也就是我的车前，我立刻踩下刹车想要避开他，但还是太迟了。这段叙述看起来写得很慢而且很仔细。“40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记得每一个细节。”格雷说到。下车后的格雷惊恐万分，瘫软在草丛里，男孩的母亲和家人也从房子里跑出来，母亲跪下嚎啕大哭，直到被家人拉回去。
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们没有再呼叫救护车，而是将孩子的尸体放在了巡逻车的后座上，直接开往医院的停尸间。直到小孩从血迹斑斑的路面上带离之后，格雷如同一个犯错后的学生，举起了自己的手，颤颤巍巍地说道，“我是凶手，是我做的，是我。”
格雷按照警察的要求回到自己的公寓等待问话，她静坐在陌生的厨房一个人喝着凉水，双眼呆滞。直到警察结束了现场评估工作，找到格雷，给她递过一条温热的毛巾，她才回过神来。“你还好吗？能开车回家吗？”“不！”格雷说到。在劝解下格雷给自己在纽约的父母拨通了电话，“妈！我犯下大错了。”如同一个孩子一般格雷边哭边和自己的母亲沟通着。
之后格雷的父亲赶来处理后事。他向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把汽车拖走，雇了一个律师，当然还有对孩子家庭的赔偿以及打去慰问电话。但是格雷在事故之后的数周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卧室，“从此她的耳边似乎一直都有一个声音，‘你从别的母亲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你将受到惩罚，永世不得翻身。’她害怕这个事故毁了她的一生。”治疗格雷3年的心理临床专家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格雷似乎都难以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感。不仅仅是开车，她似乎不知道如何对待她的新室友，也怀疑别人是否会用仁慈的态度对待她，因为格雷一直很内疚自己是一个夺走生命的凶手。“我也希望人们能够接受我，但是我没办法说服的人是自己。”之后为了开启新的生活，格雷搬到了加州南部，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虽然她很喜欢自己的课程以及新的朋友，但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你不配拥有幸福，看看你上次高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些声音就像鬼魂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从未和别人提及我的过往和感受。”格雷说。
無法弥补的意外事故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总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来描述脱离正轨的人类经验，好比如何戒烟戒酒，强奸受害者的自述，残疾儿童父母的作为，抗癌的历程等等那些让人类感觉不快乐事情的调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意外事件的肇事者来说，没有自助书籍，也没有任何研究和治疗方案，甚至是社会的心理治疗师。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CDC）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有近一百零四万七千名意外死亡者，其中四分之一都是由机动车辆事故引发的，其他则是失足坠落，火灾事故，意外中毒，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三万六千起重大交通事故中，人们很难追溯到事故的具体经过，当然还包括有肇事者后续的一些经历。“就目前数据的情况而言，我从没有听过对肇事者的追查。”一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如何正确回应意外事故的肇事者？这个问题无论是警察，医院，还是心理咨询协会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专门治疗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也许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专业人士了。“这些意外事故的肇事者一般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症状：记忆闪回，出现幻觉，做噩梦等。这些都是所谓的‘道德伤害’所引发的。”海军陆战队心理健康专家威廉姆说，“这种现象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被叫做扭曲的不恰当心理回应。如果你是一场意外事故的肇事者，感到内疚和羞愧是正常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会要求你弥补你的过错。”
这些悲惨的经历不仅仅是发生在致命的车祸中，还包括很多枪支走火或者暂时被忽视的婴儿身上。这些苦涩的事故发生之后，在当事人的描述里永远都有一种表达慰藉的情绪。“对无法挽回的事故来说，没有什么人的言语能够安慰那些善良的肇事者。”威廉姆说到。在威廉姆的档案里，那些拥有基本同样情况的病人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都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歉意，似乎在每一句描述之后都会加上一句，对不起。
1998年的玛丽是一名大二学生，她很开心在学校建立了自己的舞队，欣喜的玛丽想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知自己的父母，然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玛丽所开的皮卡和一辆绿色的野马相撞了。“在碰撞之后，我仅有的记忆是有人呼喊求助的声音和震惊，之后自己便失去了意识。”玛丽说。当她恢复意识时，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了。询问情况后，玛丽得知对面车里的女孩正是自己舞队的同学丝提夫尼。 两天后，丝提夫尼因内脏出血被直升机转移到别的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那天下午玛丽和丝提夫尼的父母见面了，他们友善地接待了玛丽，并且讲述了丝提夫尼的故事。之后他们询问玛丽是否知道祈祷文，并且鼓励玛丽和他们一起慢慢地背诵。“我当时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现在回忆起來，他们能够让我一起那么做，我很感激也很幸运能够和她的父母见面。”第二天，丝提夫尼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2年的6月，帕特丽夏是伊利诺斯州的一名42岁的律师助理，傍晚时她开车回家路上发生了一起意外。因为夕阳的照射，帕特丽夏的汽车突然撞上了一道闪光，所幸在安全气囊的保护下帕特丽夏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然而她下车后所看到的场景是一位男子倒在血泊中，旁边是他的摩托车。她跑到男人的身边，用自己的衣物给男子止血，并且拨打了911求助。
此时一位卡车司机路过现场，这位司机走下车将震惊且不安的帕特丽夏从男人身旁拉开，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位卡车司机并没有说什么，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宽恕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当帕特丽夏听到这位卡车司机是在为自己祈祷时，她彻底崩溃了。帕特丽夏的确需要活下去的勇气，日后她常常来到事发地点发呆，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明白，是我撞了他，是我结束了他的生命。”帕特丽夏说。
在道德上我们该如何看待肇事者
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都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刻意发生的意外上，将故事情节的可能性做了特定的安排。在没有疏忽大意的情况下，一个男人在谷仓里将自己的情妇误杀了，一个会魔法的少女用自己的房子把巫婆压死了。在每一种情况下，意想不到的死亡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但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受谴责的角色的痛苦得到了最严重的关注。
在露易丝·厄德里奇2016年出版的《拉罗斯》一书中，一个美国人在狩猎驯鹿的过程中，不小心射杀了他朋友的儿子。而在当地有着“一种古老的正义形式”，那就是要求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受伤者的家庭。这看似正义的交易却产生了新的问题——有罪的父亲每日使用毒品度日，而他的妻子则陷入渴望作为母亲的抗争。
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都要认真慎重地在他们的笔下思考造成致命事故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罕见的虚无主义欲望作为故事的支撑。作家兼导演肯尼思·朗格曼的三部电影中有两部都是关于意外事故的，2016年《曼彻斯特的海边》讲述的是一位沮丧的英格兰看门人无意中点燃了自己的房子，杀死了他的三个孩子。2011年的《玛格丽特》中，讲了一位纽约巴士司机因为和一名学生调情而撞死路人的故事。“人们很难相信事情是随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是事实。”他说。
不小心造成的死亡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概念在被引入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后，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带来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1988年，小说家达林·施特劳斯在自己年少时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了他的同学死亡。22年后，他出版了《半生》这本优雅而令人痛苦的回忆录，讲述了一场意外对一个青年的影响。“18岁时我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残酷的地方，生活的随机性是深远的。如果你疏忽大意开着煤气，烧掉了你的公寓，你就会被贴上恶棍的标签。同样的情况下，仅在千钧一发之际关掉了阀门，那么一切都好。两种人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吗？我想没有。”施特劳斯说。
施特劳斯讲述了一个叫做“道德运气”的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1976年由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讲述了人们在道德上对不完全在他们自己控制之内的事件负责的情况。这种概念最早在亚里士多德广泛的讨论事故本质时就被谈及过，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在意图与结果的区别中详细说明这些情况。“一位卡车司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让一个孩子失去了生命，他的过错都是无法被抹去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会将风险强行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就像这位卡车司机一样，被强行扣上了道德的责任。”
你还有美好的明天
回到故事的开始，如今62岁的格雷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理校长了，住在阳光明媚的圣塔莫尼卡的一个公寓里。她已经走出过去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她用不同方式思考自己意外事故的结果。2003年一位男子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导致了10人死亡，人们虽然同情该男子的遭遇，但是依旧有很多人流露出愤怒的情绪，甚至将他称为杀人犯。“对我而言，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觉得有时候道德约束太过残忍了。”格雷说。
事后格雷将自己的故事简短地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给了美国当地的NPR电台，格雷在一小时后就接到了电台编辑的回复，他希望格雷能够在直播中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那场毁灭性的车祸感到震惊和悲伤，我怀着歉意向那些失去亲人和朋友的家庭送去慰问，但是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最同情的是司机。”
电台编辑在节目播出前曾警告过格雷，她可能因此会受到讨厌的邮件骚扰，但这些恶意反馈从未出现。相反，格雷收到了几十个人的电子邮件，他们都是一些事故的肇事者，他们很感激格雷的言语。甚至一个朋友把格雷推荐给自己的妹妹，因为这个女孩也在一场事故中无意夺走了他人的性命，这也是格雷第一次吐露自己的心声和过往。之后格雷经常将这些善良的肇事者聚集起来，相互探讨彼此的过往，以此鼓励大家开始新的生活。
“自我强加的痛苦是永久的，它们没有时效性。”威廉姆说，“但是伟大的中世界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说过，在集体的悲伤中，个人悲伤得以缓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被迫将一场灾难性的事故融入到自己生活中，但类似的仪式和庇护所显然是必要的，一个没有它们的世界看起来是不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