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0日，第一届“民主南非大会”正式召开。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在于：将纷争不已的各政治派别聚集到同一屋檐下，通过协商寻求妥协。这是因为，自1990年2月2日南非取缔种族隔离制度后，暴力行为剧增——1989年，南非纳塔尔省以外仅129人死于政治暴力，而1990年竟达1888人。对此，各派互相指责，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
　　让总统德克勒克恼火的是，每次就此向曼德拉施压，要他管束手下时，曼德拉都反过来指责警方迫害黑人，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对德克勒克一手推动的取缔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已构成严重威胁。
　　大会召开前，德克勒克私下通知曼德拉，自己不得不在大会上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得到回应的是：可以理解。
　　为了让批评变得更“积极”，德克勒克反复修改发言稿，直至大会前一天才完工。在大会上，德克勒克的演讲赢得“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曼德拉要求再度发言。
　　令德克勒克愕然的是，曼德拉发表了长篇“人身攻击”，将德克勒克称为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无力维持道德标准，并说他毫无诚意。
　　听着“一波又一波地堆砌着的侮辱之词”，德克勒克怒不可遏，第一反应是“走向话筒，用最强有力的言语反击”。
　　平心而论，曼德拉的指责确有过火之处，如果不是基于强烈的道德感，作为享受特权的白人，德克勒克为何主动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从小到大，德克勒克被来自荷兰的先祖在南非创业神话反复洗脑，这些神话曾是他的精神支柱，然而，德克勒克却背叛了先祖们的价值观。
　　为实现道德理想，德克勒克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党内外一片批评之声，还有人打算暗杀他。像所有强烈道德感的人一样，德克勒克也有虚荣、好面子的致命短板，曼德拉的指责让他几近癫狂。
　　幸亏，曼德拉的讲话足够长，德克勒克渐渐恢复了冷静，他意识到：如果以牙还牙，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毁于一旦，南非又将落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中。
　　为什么德克勒克能忍住怒火？因为他生在一个政治家庭中，姑父曾任南非总理，父亲则当过多年内阁部长，从小与“大人物”们往来交道，使德克勒克明白：拥有权力的人只是看上去无所不能，但事实上，他们经常左右不了局面。
　　曼德拉指责政府继续暗杀黑人领袖，德克勒克这才发现，军方一直有个秘密组织，作为总统，德克勒克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德克勒克也发现，“非国大”的“乌拉”组织仍采用暴力、暗杀和秘密审判等方式来排除异己，而该组织的所作所为，曼德拉亦不了解，总觉得有自己亲信把持，“乌拉”不会太出格。
　　政治家往往有这样的幻觉：以为自己控制了局面，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而过分自信会让对手觉得，你的失控是一种谋略，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必须下狠手来提醒你一下，结果导致矛盾升级，将双方均拖入其中。在政治场中，并非总是“狗摇尾巴”，在很多情况下，是“尾巴摇狗”，一桩小事件，很可能造成大悲剧。
　　德克勒克明白，曼德拉的抨击，一方面源于他对总统职位有过高的想象，以为总统必然能左右着全局，警察作恶，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谋划，是大阴谋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曼德拉的政治资源来自舆论，因发表妥协言论，很多黑人民众曾其视为背叛者，甚至将衬衫上曼德拉的头像剪去，这使曼德拉不得不秀强硬。
　　总有人要退一步，而能率先后退的，方为真强者，因为为了道德理想，他宁可忍辱负重。德克勒克强忍住怒火，他走上主席台，只做了极其简短的回应，并成功“克制住了向曼德拉发起人身攻击的冲动”。
　　历史由无数瞬间构成，而其中每一瞬间都有可能改写结局，德克勒克当然可以任性而为，但他的智慧、修养与经验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位伟大的妥协者，而正是这份难得的妥协精神，确保了南非最终走出数百年种族隔离的噩梦。
　　好在，出身贵族的曼德拉也没有将德克勒克的退让理解为软弱，第二天早上，他特意走过大厅，和德克勒克握手—他们不是朋友，但他们可以共同创造明天。
　　1994年，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起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南非奇迹背后，刻下了两个人的名字，这昭示后人：一个民族欲挣脱历史的负累，必以妥协为始，如果她仍走在过去的鞭子上，仍不能超脱于苦难，则恰好说明，她的文明还没滋养出足够伟大的妥协者，她应以此为努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