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盂鼎是西周青铜器，属于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大盂鼎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但当时该鼎还没有确定的名称，甚至其真伪也不能判定。道光三十年（1850年），任汉中府教授的凤翔府岐山县凤鸣镇乡绅宋兑成回家省亲，听说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要出售大盂鼎。宋兑成与董天有再三讨价还价，最后用一马车银元买来了大盂鼎。
几天后，京当乡又有户人家要出售小盂鼎。原来，就在大盂鼎出土后不久，这户人家在挖出大盂鼎的那面土崖上又挖出一件宝贝，直径比大盂鼎还粗，上有铭文400字。由于前者体小字大，后者体大字小，后来人们便将前者称为“大盂鼎”，将后者称为“小盂鼎”。宋兑成买走了大盂鼎后，这户人家悄悄找到宋家，问宋兑成要不要小盂鼎。宋兑成当下拍板，又买下了小盂鼎。
当时的岐山县令叫周庚盛，听说宋家接连得了两件宝贝，垂涎三尺。他来到宋兑成家中，一番寒暄后，对管家说，他想借大盂鼎看几天，拓几张拓片后便归还。管家怕得罪了县令，再说县令只说要借几天，这个面子不给有些说不过去，就让长工将鼎送到了县衙。
几天后，管家左等右等，不见县令的影子。他有些急了，便去县衙找周县令。谁知周县令竞说大盂鼎被巡抚借走了，管家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其实，周县令早就把大盂鼎卖给了省城的古董商，换回了几千两白银。
说来也巧，这件宝贝又被宋兑成的儿子给遇上了。就在宋家得到这两件宝贝那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高中进士，做了翰林。皇帝觉得宋金玺这个名字有点俗，便给他赐名宋金鉴。宋金鉴在供职之余好到琉璃厂转悠，琉璃厂的宝贝有不少是从陕西贩来的。一天，他在德宝斋驻足时，突然发现地上的宝鼎状似大盂鼎，赶紧打量起了鼎腹的铭文，一看跟自家的大鼎如出一辙。再一问店主，鼎是刚刚从西安运来的。幸亏发现得早，店主正在待价而沽。宋金鉴磨了半天，开价3000两银子买回了大盂鼎，翌日将鼎装上马车，又运回了岐山。
同治二年（1863年），宋金鉴去世，宋家衰落。宋家出了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宋允寿，他先是用家中的粮食偷着换大烟，后来干脆把大盂鼎也卖掉换了大烟。待宋家人发现大盂鼎不翼而飞时，四处寻找，已为时晚矣。宋家的子孙中还出了个官迷宋世男，一心想做官，竟偷着将小盂鼎送给了陕西巡抚，终于当上了东阿知县。小盂鼎至今仍不见踪影，只留下了铭文拓片。
收买大盂鼎的，正是宋金鉴的好友袁保恒。袁保恒与宋金鉴是同科进士，都是翰林编修，还曾为宋金鉴撰写过墓志铭，和宋家关系不错。当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宋允寿找到他卖鼎也是很自然的。
大盂鼎被袁保恒以700两白银购得后，又转到了左宗棠手里。此间过程不得其详，有人说是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到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了上司以表忠心，而此后袁保恒也一路飞黄腾达。
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虽知是宝物，但军务缠身，对其并未多加关注。如果不是因为左宗棠的恩人潘祖荫被革职，大盂鼎或许会一直由左宗棠收藏。
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潘祖荫随御驾谒东陵，坐失部印，被褫职留任。不久，他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时，因有偏袒之嫌，又被降二级调用。左宗棠为安慰落难之中的潘祖荫，报答潘氏之前对自己的搭救之恩，欲将大盂鼎送给潘氏。
他给潘祖荫写信表达了送鼎之意，没想到潘祖荫却回信谢绝了。原来，潘祖荫之前就得到了大盂鼎的拓片，他怀疑此鼎为赝品，故而对接受这份礼物犹豫不决。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顯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伯寅为潘祖荫的字。
潘祖荫到底是金石学家，多次研究拓片后，他又觉得大盂鼎不像赝品。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写信给左宗棠，“亟欲得盂鼎”。左宗棠得信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由于宝鼎的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潘祖荫还专门为它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
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纹饰简约朴实。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双耳、鼓腹、圆底、三足。口沿下有饕餮纹饰，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19行，共291字。大盂鼎的铭文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的拓片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
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病故，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潘祖荫一直无后，他所有的遗产都由他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等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于潘家大堂之上，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
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宝一样，大盂鼎也被不少人觊觎。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端方几次三番找到潘祖年，或日重金购买，或日借去观赏几日，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看，均为潘祖年所拒。
潘祖年拒绝端方看鼎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当时的鉴藏界与潘祖荫齐名的陈介祺家藏的“海内三宝”之一毛公鼎，就在陈介祺死后被端方夺走了。陈介祺将自己的其他收藏都印成目录公之于世，唯独将毛公鼎深锁密藏。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介祺病故后，端方查访到了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其三日内交鼎，最终将鼎强行买走。
20世纪20年代，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专程找到潘家，欲以数百两黄金外加一幢西洋楼换此宝鼎，被潘祖年的孙媳潘达于拒绝。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在苏州新建了一幢大楼。有大员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个展览会，邀潘家携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幸亏潘氏识破了其拙劣伎俩，婉言拒绝。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苏州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为了防范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掠夺，潘达于等经反复商议，决定将大盂鼎等宝物埋藏于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地下。
在两个夜晚，潘达于、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及潘博山的弟弟，还有两个在潘家做木匠的长工，借着月光悄悄将全部宝物深埋于地下，然后平整泥土，在上面铺好方砖，将室内的外观恢复成了原样。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经手的5个人。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前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但日军反复搜查甚至挖地三尺均毫无所获，最后只得作罢。
解放战争期间，大盂鼎、大克鼎仍深藏于潘氏老宅的地下，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觊觎。
1951年7月6日，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为表彰潘达于，华东文化部于当年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给潘达于颁发了文化部的褒奖状。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史e家”，大浪淘沙荐）
几天后，京当乡又有户人家要出售小盂鼎。原来，就在大盂鼎出土后不久，这户人家在挖出大盂鼎的那面土崖上又挖出一件宝贝，直径比大盂鼎还粗，上有铭文400字。由于前者体小字大，后者体大字小，后来人们便将前者称为“大盂鼎”，将后者称为“小盂鼎”。宋兑成买走了大盂鼎后，这户人家悄悄找到宋家，问宋兑成要不要小盂鼎。宋兑成当下拍板，又买下了小盂鼎。
当时的岐山县令叫周庚盛，听说宋家接连得了两件宝贝，垂涎三尺。他来到宋兑成家中，一番寒暄后，对管家说，他想借大盂鼎看几天，拓几张拓片后便归还。管家怕得罪了县令，再说县令只说要借几天，这个面子不给有些说不过去，就让长工将鼎送到了县衙。
几天后，管家左等右等，不见县令的影子。他有些急了，便去县衙找周县令。谁知周县令竞说大盂鼎被巡抚借走了，管家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其实，周县令早就把大盂鼎卖给了省城的古董商，换回了几千两白银。
说来也巧，这件宝贝又被宋兑成的儿子给遇上了。就在宋家得到这两件宝贝那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高中进士，做了翰林。皇帝觉得宋金玺这个名字有点俗，便给他赐名宋金鉴。宋金鉴在供职之余好到琉璃厂转悠，琉璃厂的宝贝有不少是从陕西贩来的。一天，他在德宝斋驻足时，突然发现地上的宝鼎状似大盂鼎，赶紧打量起了鼎腹的铭文，一看跟自家的大鼎如出一辙。再一问店主，鼎是刚刚从西安运来的。幸亏发现得早，店主正在待价而沽。宋金鉴磨了半天，开价3000两银子买回了大盂鼎，翌日将鼎装上马车，又运回了岐山。
同治二年（1863年），宋金鉴去世，宋家衰落。宋家出了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宋允寿，他先是用家中的粮食偷着换大烟，后来干脆把大盂鼎也卖掉换了大烟。待宋家人发现大盂鼎不翼而飞时，四处寻找，已为时晚矣。宋家的子孙中还出了个官迷宋世男，一心想做官，竟偷着将小盂鼎送给了陕西巡抚，终于当上了东阿知县。小盂鼎至今仍不见踪影，只留下了铭文拓片。
收买大盂鼎的，正是宋金鉴的好友袁保恒。袁保恒与宋金鉴是同科进士，都是翰林编修，还曾为宋金鉴撰写过墓志铭，和宋家关系不错。当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宋允寿找到他卖鼎也是很自然的。
大盂鼎被袁保恒以700两白银购得后，又转到了左宗棠手里。此间过程不得其详，有人说是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到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了上司以表忠心，而此后袁保恒也一路飞黄腾达。
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虽知是宝物，但军务缠身，对其并未多加关注。如果不是因为左宗棠的恩人潘祖荫被革职，大盂鼎或许会一直由左宗棠收藏。
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潘祖荫随御驾谒东陵，坐失部印，被褫职留任。不久，他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时，因有偏袒之嫌，又被降二级调用。左宗棠为安慰落难之中的潘祖荫，报答潘氏之前对自己的搭救之恩，欲将大盂鼎送给潘氏。
他给潘祖荫写信表达了送鼎之意，没想到潘祖荫却回信谢绝了。原来，潘祖荫之前就得到了大盂鼎的拓片，他怀疑此鼎为赝品，故而对接受这份礼物犹豫不决。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顯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伯寅为潘祖荫的字。
潘祖荫到底是金石学家，多次研究拓片后，他又觉得大盂鼎不像赝品。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写信给左宗棠，“亟欲得盂鼎”。左宗棠得信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由于宝鼎的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潘祖荫还专门为它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
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纹饰简约朴实。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双耳、鼓腹、圆底、三足。口沿下有饕餮纹饰，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19行，共291字。大盂鼎的铭文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的拓片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
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病故，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潘祖荫一直无后，他所有的遗产都由他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等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于潘家大堂之上，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
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宝一样，大盂鼎也被不少人觊觎。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端方几次三番找到潘祖年，或日重金购买，或日借去观赏几日，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看，均为潘祖年所拒。
潘祖年拒绝端方看鼎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当时的鉴藏界与潘祖荫齐名的陈介祺家藏的“海内三宝”之一毛公鼎，就在陈介祺死后被端方夺走了。陈介祺将自己的其他收藏都印成目录公之于世，唯独将毛公鼎深锁密藏。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介祺病故后，端方查访到了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其三日内交鼎，最终将鼎强行买走。
20世纪20年代，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专程找到潘家，欲以数百两黄金外加一幢西洋楼换此宝鼎，被潘祖年的孙媳潘达于拒绝。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在苏州新建了一幢大楼。有大员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个展览会，邀潘家携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幸亏潘氏识破了其拙劣伎俩，婉言拒绝。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苏州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为了防范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掠夺，潘达于等经反复商议，决定将大盂鼎等宝物埋藏于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地下。
在两个夜晚，潘达于、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及潘博山的弟弟，还有两个在潘家做木匠的长工，借着月光悄悄将全部宝物深埋于地下，然后平整泥土，在上面铺好方砖，将室内的外观恢复成了原样。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经手的5个人。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前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但日军反复搜查甚至挖地三尺均毫无所获，最后只得作罢。
解放战争期间，大盂鼎、大克鼎仍深藏于潘氏老宅的地下，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觊觎。
1951年7月6日，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为表彰潘达于，华东文化部于当年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给潘达于颁发了文化部的褒奖状。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史e家”，大浪淘沙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