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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认知上的偏差会产生争端，也会影响争端的解决，这在“湖广铁路债券案”的争端处理中可以得到验证。中国的对美认知引发了两国的冲突，中国认知的改变最终使争端得以解决。正确认识自我，加强相互理解，消除错误认知是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对美认知，湖广铁路债券案，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48-06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很少有人谈起相互认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没有办法得知其他国家的真实意图，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做好最坏的打算。①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产生错误知觉，这种认知模式是能够被发现的，其中的原因也是可以进行解释的。②中国和美国由于自然条件、历史经历、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相互之间容易形成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如何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对中美之间冲突的解决又有何影响？对此，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造诣颇深的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认为，在政策制定中的错误知觉理论，并不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冲突。③
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认知的偏差会产生争端，也会影响争端的解决。鉴于此，消除错误认知是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文从中国对美国的认知这一角度入手，通过解剖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案例——湖广铁路债券案，来考察中国的对美认知对解决两国争端的影响。从1979年到1987年，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发生与解决历经八年，贯穿在中美建交初期。从国际结构层次上来看，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将美国视为战略盟友和经济伙伴，来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本文将考察角度放在国内层次上，考察一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由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年冬天，当双方都沉浸在建交的喜悦中时，中美关系的春天却遇到了从美国东南部墨西哥湾的亚拉巴马州吹来的寒风。1979年11月，持有湖广铁路债券的美国公民杰克逊（Russel Jackson）等九人在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Alabama）控告中国政府不偿付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要求中国偿还债券本利共计一亿多美元。这就是著名的“湖广铁路债券案”。
“湖广铁路债券”是与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密切相关的。湖广铁路指的是分布在湖南、湖北境内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因这两条铁路均在湖广总督的辖区内，故统称“湖广铁路”。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争夺铁路借款权，作为拓展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的重要手段。①为了便于用兵，清政府决定借款修筑这两条铁路。清政府一开始并没打算向美国借款，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1909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塔夫脱直接致电醇亲王载沣，要求中国充分保障美国资本的“平等参与”。他冠冕堂皇地说“我本人非常重视利用美国资本发展中国，以促进中国的福祉，在不干涉中国政治独立、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增加中国的物质繁荣”。②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还指示美国驻华代办弗莱彻（Henry Fletcher）用强烈的措辞警告清政府：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参与，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尊严和道德规范，也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的对美友好政策；如果美国政府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中国应该单独向美国借款。③在抗议的同时，美国还组织了自己的银行团，以“机会均等”为借口挤了进来。④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不顾国人反对，于1911年5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引发了各地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而武昌起义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正告四国银行团，要求立即停止湖广铁路借款。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清政府所欠债款，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偿还，保存在美国人手中尚未偿清的债券，仅占湖广铁路债券总额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全面继承”的问题，对于像湖广铁路借款这样的恶性债务，新中国当然也不会继承。1951年，该债券本金到期，在市场上也早已成为废纸一张。但在美国，却有人用微不足道的低价收购这种债券，想借此谋取暴利。
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受理了杰克逊等人提起的诉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并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发出了传票，要求他收到传票后二十天内出庭答辩，否则将做“缺席判决”。⑤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在退回传票的同时，“中国政府曾多次照会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申明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不受任何外国法院审判”。⑥但是，1982年9月1日，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原告4130多万美元，并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履行判决，法院将依照原告的请求强制执行，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克莱蒙（U.W. Clemon）的判决理由是：湖广铁路借款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用出售该债券的资金修建了南北铁路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即湖广铁路，把北京与港口城市广州连接了起来。在该铁路建成之前，货物的运输要么是通过路况极差的陆路，要么是通过海路以及东西走向的长江黄河多次周转。湖广铁路是建立快速和高效的南北交通体系的实质性的举措。该铁路至今仍在运行，是中国铁路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克莱蒙还指出了该行为是“商业行为”，无法给予中国政府豁免权。“很明显，在美国出售、发行和授权发行（该债券）属于外国在美国的‘商业行为’……因此，考虑到该诉讼的基础是债券，被告并不能享有给予外国政府的豁免权”。② 该判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伤害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此时，中美关系问题成堆：中美两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刚刚经历一场斗争；“胡娜事件”引起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中美两国在纺织品问题上经过四轮艰苦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打算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施单方面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承诺给予中国的20亿贷款也一直没有兑现。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出现也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二、中国的认知与争端的形成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知是建立在中国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的。在中国看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欧美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在此期间，美国虽然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努力让中国人感受到自己与侵略成性的欧洲列强不同，但最终，中国人民仍然将美国和欧洲等国一起，称为欧美列强。在中国的自我认知深处，有着一种潜在的“受害者情结”，这种情结影响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到了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处理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时，这种情结的影响尤为明显。
湖广铁路债券案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这种“受害者情结”。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湖广铁路债券案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现实版本”， 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竟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国家进行缺席判决，这对于非常注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在中国看来，这是“将美国国内法强加于中国，损害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③这种情结会使得中国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一事件中变得非常敏感，让该案件迅速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
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来批评美国政府的行径，来论证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很多都援引了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凌辱的事实作为论据。例如：
新中国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诞生的……过去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旧政府已经为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所代替……承认和偿还这类债务，就意味着否定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绝不能同意的。④
再如，刘大群也撰文指出：
所谓湖广铁路借款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的产物……湖广铁路借款从根本上违背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历来为中国人民所痛恨。该借款赖以为据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中侵犯中国主权的严重性不亚于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承认不承认湖广铁路债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是否能保卫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对湖广铁路债券的严正立场符合10亿中国人民的根本意愿，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已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与支持。⑤
案件发生后，美国华裔学者撰文指出：
法院忽视了中华帝国、各列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观……这将会让中国人进一步想起‘西方的欺凌’，想起长期以来，西方法律工作者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错误和简单化的描述。⑥
中国的政府部门也援引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对美国方面提出批评。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会见舒尔茨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就在湖广铁路债券案上的立场，并递交了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其中指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是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人民，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产物。对于这类旧外债，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有充分的法理根据。①
2月5日，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曾斩钉截铁地告诉舒尔茨：
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②
中国对美国三权分立原则中的司法独立性的认知也促进了争端的形成。
“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美国的司法权是独立的，整个美国共分为94个司法区，在此基础上，美国建立了94个地区法院，每一个州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例如，在亚拉巴马州，就有三个地区法院：北部地区法院、中部地区法院和南部地区法院，而对中国政府进行缺席审判的就是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除地区法院外，美国还按司法区设立了十一个地区巡回法院。③例如，设在亚特兰大的第十一巡回法院，管辖的范围就包括佛罗里达、佐治亚和亚拉巴马三个州。凡是涉及外国政府的案件，应由地区法院、地区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地区法院是初审法院，地区巡回法院是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一般说来，地区法院和地区巡回法院所涉及的都是辖区内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关系。但是，它们的判决一旦触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就可能会引起外交争端，伤害到美国的对外关系。亚拉巴马北部地区法院的判决，虽然符合美国的司法程序，可是，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直接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处理湖广铁路债券案的过程中，虽然做出判决的是亚拉巴马州的地区法院，属于美国司法系统“惹的祸”，但是，中国政府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83年2月舒尔茨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吴学谦“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遵照国际法原则行事，采取积极步骤，制止事态发展，妥善处理此案”，吴学谦外长还指责“美国国务院一直采取推卸责任的态度，致使事态发展到目前的地步”。④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也指出： 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⑤
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的对象也是美国的联邦行政部门。《人民日报》在2月15日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政府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醒美方，希望美国政府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以免使这一案件给中美关系特别是两国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损害。然而，美国政府却一味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体，无法干涉司法判决为由，表示无能为力。美方的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那是美国自己的事情……美国政府对外代表美国，中国政府只能同美国政府打交道。⑥
《人民日报》还引用朝鲜官方媒体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说明中国的做法“是极其正当和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而“美国政府竟以国家不能干预司法审判为由进行诡辩”。⑦
三、中国的重新认知与争端的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了湖广铁路债券案在中国造成影响，美国国务院一直鼓励中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针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指出：在湖广铁路债券的诉讼中，中国政府没有出庭陈述自己的见解，美国法律承认，“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主权豁免权的概念……（但）根据国际法，外国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美国公民可以对商业性质的行为提出诉讼”。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国务院“对这起诉讼的是非曲直没有表态”，“从未直接卷入此案件”，希望“中国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解决这一问题”。①
美国主流媒体也非常关注此案，也鼓励中国用司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②例如，3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权分立，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中国说》的文章，该文总结了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并指出，“如果中国人出庭，他们可能已经赢了这个官司”，并呼吁中国“走进法院”，通过司法解决问题。③
美国方面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增加中国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消除中国在此方面的误解。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时，建议中国增加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和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他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这方面的协助，还将派一个宣讲团去北京，向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解释美国的司法制度。④
各方的努力取得了实效，中国最终还是通过司法渠道获得解决的。1983年夏，中国最终聘请华盛顿州的泰鲁（Eugene Theroux）为律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泰鲁的观点是，湖广铁路债券发行的时间是1911年，30年代中期已经停付，本息早在1951年就到期了。泰特公函⑤发表于1952年，而《外国主权豁免法》⑥是在1976年通过的。这说明在湖广铁路债券到期时，美国仍然还在实行绝对的主权豁免。1984年初，在泰鲁的要求下，克莱蒙法官推翻原来的判决，重新听讼。此时，美国司法部填写了一份“法庭之友”的简要意见，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国务院和司法部也都派律师出庭。10月26日，克莱蒙法官拒绝受理湖广铁路债券诉讼案，因为债券的发行和到期都是在《外国国家豁免法》通过之前进行的，而该法不能回溯适用，因此，自己没有权力裁决此案。⑦中国政府对克莱蒙法官的此次判决表示欢迎，认为“此次判决有利于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隐患”。⑧
杰克逊等人对此结果不服，将此案上诉到位于亚特兰大的第十一地区巡回法院。巡回法院于1986年7月25日做出判决，维持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1984年的判决，承认中国政府享有绝对主权，撤销该项诉讼。8月，原告又继续将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于1987年3月9日作出最终裁定，驳回复审要求，维持了第十一巡回法院的判决，历时八年之久的“湖广铁路债券案”最终结束。
纵观“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认知”在中美争端的形成和解决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认知引发了争端，而认知的改变则直接促成了争端的和平解决，“相互认知”是考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湖广铁路债券案已经成为历史，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仍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今的中美关系。不管“受害者情结”是否已经过时，但在奥运会前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奥运圣火传递和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仍然会让中国人想起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在中国人的抗议中，我们仍然在援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对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现在要比以前理解得更加深刻，但也并非没有盲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也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认知，美国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也并非全都理解。中美关系中还存在着其他许多错误的认知。错误认知得不到妥善消除，可能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可能会像一根绳子，结成死结，消除错误认知是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王勇，男，山东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对美认知，湖广铁路债券案，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48-06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很少有人谈起相互认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没有办法得知其他国家的真实意图，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做好最坏的打算。①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产生错误知觉，这种认知模式是能够被发现的，其中的原因也是可以进行解释的。②中国和美国由于自然条件、历史经历、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相互之间容易形成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如何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对中美之间冲突的解决又有何影响？对此，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造诣颇深的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认为，在政策制定中的错误知觉理论，并不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冲突。③
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认知的偏差会产生争端，也会影响争端的解决。鉴于此，消除错误认知是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文从中国对美国的认知这一角度入手，通过解剖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案例——湖广铁路债券案，来考察中国的对美认知对解决两国争端的影响。从1979年到1987年，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发生与解决历经八年，贯穿在中美建交初期。从国际结构层次上来看，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将美国视为战略盟友和经济伙伴，来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本文将考察角度放在国内层次上，考察一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由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年冬天，当双方都沉浸在建交的喜悦中时，中美关系的春天却遇到了从美国东南部墨西哥湾的亚拉巴马州吹来的寒风。1979年11月，持有湖广铁路债券的美国公民杰克逊（Russel Jackson）等九人在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Alabama）控告中国政府不偿付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要求中国偿还债券本利共计一亿多美元。这就是著名的“湖广铁路债券案”。
“湖广铁路债券”是与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密切相关的。湖广铁路指的是分布在湖南、湖北境内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因这两条铁路均在湖广总督的辖区内，故统称“湖广铁路”。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争夺铁路借款权，作为拓展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的重要手段。①为了便于用兵，清政府决定借款修筑这两条铁路。清政府一开始并没打算向美国借款，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1909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塔夫脱直接致电醇亲王载沣，要求中国充分保障美国资本的“平等参与”。他冠冕堂皇地说“我本人非常重视利用美国资本发展中国，以促进中国的福祉，在不干涉中国政治独立、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增加中国的物质繁荣”。②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还指示美国驻华代办弗莱彻（Henry Fletcher）用强烈的措辞警告清政府：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参与，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尊严和道德规范，也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的对美友好政策；如果美国政府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中国应该单独向美国借款。③在抗议的同时，美国还组织了自己的银行团，以“机会均等”为借口挤了进来。④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不顾国人反对，于1911年5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引发了各地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而武昌起义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正告四国银行团，要求立即停止湖广铁路借款。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清政府所欠债款，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偿还，保存在美国人手中尚未偿清的债券，仅占湖广铁路债券总额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全面继承”的问题，对于像湖广铁路借款这样的恶性债务，新中国当然也不会继承。1951年，该债券本金到期，在市场上也早已成为废纸一张。但在美国，却有人用微不足道的低价收购这种债券，想借此谋取暴利。
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受理了杰克逊等人提起的诉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并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发出了传票，要求他收到传票后二十天内出庭答辩，否则将做“缺席判决”。⑤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在退回传票的同时，“中国政府曾多次照会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申明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不受任何外国法院审判”。⑥但是，1982年9月1日，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原告4130多万美元，并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履行判决，法院将依照原告的请求强制执行，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克莱蒙（U.W. Clemon）的判决理由是：湖广铁路借款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用出售该债券的资金修建了南北铁路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即湖广铁路，把北京与港口城市广州连接了起来。在该铁路建成之前，货物的运输要么是通过路况极差的陆路，要么是通过海路以及东西走向的长江黄河多次周转。湖广铁路是建立快速和高效的南北交通体系的实质性的举措。该铁路至今仍在运行，是中国铁路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克莱蒙还指出了该行为是“商业行为”，无法给予中国政府豁免权。“很明显，在美国出售、发行和授权发行（该债券）属于外国在美国的‘商业行为’……因此，考虑到该诉讼的基础是债券，被告并不能享有给予外国政府的豁免权”。② 该判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伤害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此时，中美关系问题成堆：中美两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刚刚经历一场斗争；“胡娜事件”引起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中美两国在纺织品问题上经过四轮艰苦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打算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施单方面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承诺给予中国的20亿贷款也一直没有兑现。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出现也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二、中国的认知与争端的形成
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知是建立在中国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的。在中国看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欧美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在此期间，美国虽然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努力让中国人感受到自己与侵略成性的欧洲列强不同，但最终，中国人民仍然将美国和欧洲等国一起，称为欧美列强。在中国的自我认知深处，有着一种潜在的“受害者情结”，这种情结影响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到了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处理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时，这种情结的影响尤为明显。
湖广铁路债券案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这种“受害者情结”。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湖广铁路债券案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现实版本”， 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竟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国家进行缺席判决，这对于非常注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在中国看来，这是“将美国国内法强加于中国，损害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③这种情结会使得中国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一事件中变得非常敏感，让该案件迅速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
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来批评美国政府的行径，来论证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很多都援引了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凌辱的事实作为论据。例如：
新中国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诞生的……过去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旧政府已经为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所代替……承认和偿还这类债务，就意味着否定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绝不能同意的。④
再如，刘大群也撰文指出：
所谓湖广铁路借款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的产物……湖广铁路借款从根本上违背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历来为中国人民所痛恨。该借款赖以为据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中侵犯中国主权的严重性不亚于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承认不承认湖广铁路债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是否能保卫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对湖广铁路债券的严正立场符合10亿中国人民的根本意愿，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已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与支持。⑤
案件发生后，美国华裔学者撰文指出：
法院忽视了中华帝国、各列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观……这将会让中国人进一步想起‘西方的欺凌’，想起长期以来，西方法律工作者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错误和简单化的描述。⑥
中国的政府部门也援引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对美国方面提出批评。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会见舒尔茨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就在湖广铁路债券案上的立场，并递交了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其中指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是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人民，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产物。对于这类旧外债，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有充分的法理根据。①
2月5日，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曾斩钉截铁地告诉舒尔茨：
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②
中国对美国三权分立原则中的司法独立性的认知也促进了争端的形成。
“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美国的司法权是独立的，整个美国共分为94个司法区，在此基础上，美国建立了94个地区法院，每一个州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例如，在亚拉巴马州，就有三个地区法院：北部地区法院、中部地区法院和南部地区法院，而对中国政府进行缺席审判的就是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除地区法院外，美国还按司法区设立了十一个地区巡回法院。③例如，设在亚特兰大的第十一巡回法院，管辖的范围就包括佛罗里达、佐治亚和亚拉巴马三个州。凡是涉及外国政府的案件，应由地区法院、地区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地区法院是初审法院，地区巡回法院是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一般说来，地区法院和地区巡回法院所涉及的都是辖区内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关系。但是，它们的判决一旦触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就可能会引起外交争端，伤害到美国的对外关系。亚拉巴马北部地区法院的判决，虽然符合美国的司法程序，可是，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直接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处理湖广铁路债券案的过程中，虽然做出判决的是亚拉巴马州的地区法院，属于美国司法系统“惹的祸”，但是，中国政府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该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83年2月舒尔茨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吴学谦“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遵照国际法原则行事，采取积极步骤，制止事态发展，妥善处理此案”，吴学谦外长还指责“美国国务院一直采取推卸责任的态度，致使事态发展到目前的地步”。④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也指出： 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⑤
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的对象也是美国的联邦行政部门。《人民日报》在2月15日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政府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提醒美方，希望美国政府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以免使这一案件给中美关系特别是两国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损害。然而，美国政府却一味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体，无法干涉司法判决为由，表示无能为力。美方的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那是美国自己的事情……美国政府对外代表美国，中国政府只能同美国政府打交道。⑥
《人民日报》还引用朝鲜官方媒体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说明中国的做法“是极其正当和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而“美国政府竟以国家不能干预司法审判为由进行诡辩”。⑦
三、中国的重新认知与争端的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了湖广铁路债券案在中国造成影响，美国国务院一直鼓励中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针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指出：在湖广铁路债券的诉讼中，中国政府没有出庭陈述自己的见解，美国法律承认，“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主权豁免权的概念……（但）根据国际法，外国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美国公民可以对商业性质的行为提出诉讼”。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国务院“对这起诉讼的是非曲直没有表态”，“从未直接卷入此案件”，希望“中国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解决这一问题”。①
美国主流媒体也非常关注此案，也鼓励中国用司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②例如，3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权分立，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中国说》的文章，该文总结了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并指出，“如果中国人出庭，他们可能已经赢了这个官司”，并呼吁中国“走进法院”，通过司法解决问题。③
美国方面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增加中国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消除中国在此方面的误解。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时，建议中国增加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和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他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这方面的协助，还将派一个宣讲团去北京，向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解释美国的司法制度。④
各方的努力取得了实效，中国最终还是通过司法渠道获得解决的。1983年夏，中国最终聘请华盛顿州的泰鲁（Eugene Theroux）为律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泰鲁的观点是，湖广铁路债券发行的时间是1911年，30年代中期已经停付，本息早在1951年就到期了。泰特公函⑤发表于1952年，而《外国主权豁免法》⑥是在1976年通过的。这说明在湖广铁路债券到期时，美国仍然还在实行绝对的主权豁免。1984年初，在泰鲁的要求下，克莱蒙法官推翻原来的判决，重新听讼。此时，美国司法部填写了一份“法庭之友”的简要意见，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国务院和司法部也都派律师出庭。10月26日，克莱蒙法官拒绝受理湖广铁路债券诉讼案，因为债券的发行和到期都是在《外国国家豁免法》通过之前进行的，而该法不能回溯适用，因此，自己没有权力裁决此案。⑦中国政府对克莱蒙法官的此次判决表示欢迎，认为“此次判决有利于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隐患”。⑧
杰克逊等人对此结果不服，将此案上诉到位于亚特兰大的第十一地区巡回法院。巡回法院于1986年7月25日做出判决，维持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法院1984年的判决，承认中国政府享有绝对主权，撤销该项诉讼。8月，原告又继续将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于1987年3月9日作出最终裁定，驳回复审要求，维持了第十一巡回法院的判决，历时八年之久的“湖广铁路债券案”最终结束。
纵观“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认知”在中美争端的形成和解决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认知引发了争端，而认知的改变则直接促成了争端的和平解决，“相互认知”是考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湖广铁路债券案已经成为历史，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仍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今的中美关系。不管“受害者情结”是否已经过时，但在奥运会前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奥运圣火传递和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仍然会让中国人想起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在中国人的抗议中，我们仍然在援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对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现在要比以前理解得更加深刻，但也并非没有盲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也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认知，美国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也并非全都理解。中美关系中还存在着其他许多错误的认知。错误认知得不到妥善消除，可能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可能会像一根绳子，结成死结，消除错误认知是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王勇，男，山东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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