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的外交幕僚中，最为世人所知、争议也最大的当属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郭嵩焘历任苏松粮道和广东巡抚，并在1875年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早在1859年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英法两国谈判代表这一违背国际惯例的做法。不过，对郭嵩焘之所以争议大，主要还是因为他在驻使英国期间的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英国制度的“倾心向慕”。在当时满清权贵和普通缙绅的心目中，西方无非倚仗“坚船利炮”横行于世，至于典籍制度那还是“我天朝”为优，甚至直到数十年后，张之洞为推行新政仍然不得不打出“中体西用”的幌子。由此，郭嵩焘之过于超前于世可见一斑。
　　郭嵩焘出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李鸿章的另一个著名幕僚薛福成促成的。薛福成指出中国筹办夷务屡屡不利，主要是因为国人普遍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且昧于时势，因此应该再向英吉利等国派出公使，以广视听，为朝廷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他还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与外事有关的专门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在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之前，薛福成从1865年到1872年间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他曾认为，郭嵩焘的思想过于激进。后来，当他自己也于1890年成为驻英公使后，他发现郭嵩焘是对的，而他自己的观点也变得比郭嵩焘还要惊世骇俗：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等是欧洲富强的真正原因。
　　薛福成不仅长于外交，还是一个军事人才。1881年他为北洋水师拟订了一套和国际相接轨的章程。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在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果断出兵汉城，迅速平息乱局，将中日战争推迟了十数年。也正是在这次事变中，李鸿章麾下的另外两个幕友马建忠和袁世凯开始崭露头角，后者日后成为继李鸿章之后另外一个能够左右中国政坛的封疆大吏，直至攫取最高权力。
　　与郭嵩焘、薛福成等“老一代”幕友不同，马建忠是地道的“海龟”。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交涉律例”，并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由于对“交涉律例”的娴熟，他代表李鸿章拟订了朝鲜与美国的通商条约蓝本，并“创造性”地以条约附加照会的方式来解决中朝之间存在的“属国外交”问题。在处理“壬午兵变”的过程中，马建忠充分展示了其兼具果敢与机变的外交素养。不过，人们对于其将兵变始作俑者兴宣大院君押解回中国的作法，毁誉参半。
　　1884年，李鸿章出于“护佑”之意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1895年，李鸿章赴马关谈判，马建忠陪侍在侧，充任外交幕僚。在外人看来，这俨然是“上阵父子兵”之态，李鸿章对其的信任与倚重不言自明。
　　同样参与处理“壬午兵变”的袁世凯却一路官运亨通。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赏加道员衔”。1885年袁世凯赴朝上任，随同前往担任他机要秘书的是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唐绍仪。唐留美回国后也在李鸿章手下“做事”，直至在中华民国前期达至顶峰：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唐绍仪则担任国务总理。
　　李鸿章与马建忠以及后来袁世凯与唐绍仪所代表的封疆大吏与海归共事的范式，后来屡屡在中国政坛出现。后者向前者奉献国内所稀缺的专业技能与国际视野，前者向后者提供常规之外的官场直通车和必要的庇护。虽然二者间的合作并不总是能够愉快地收场，但直至改革开放年代，此范式仍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