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平燕大被日寇解散了，这消息很快传到抗战大后方陪都重庆等地。燕大在重庆的校友群情激昂，立刻举行大会，到会的十分踊跃，发言激烈，一致决议要在抗战大后方复校。
　　1942年2月8日，燕大董事会召开，孔祥熙会长特别出席，会议决定敦请四川省主席张群也任董事。为在抗战大后方复校，大会还决定1、成立复校筹备处；2、推举原任燕大教务长的梅贻宝博士为复校筹备处主任。梅贻宝于1900年出生在天津，十四岁入南开中学，后入学清华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学系，192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其后还去德国科隆大学进修。1928年回北京，到燕大执教后担任教务长。1938年赴兰州主持甘肃科学教育馆，并深入蒙、藏地区作调研；1940年到重庆，任国外友好人士帮助中国抗战的“工业合作总社”秘书长。
　　这次会议还议定：1、燕大复校的宗旨是训练人才，以实现国家抗战建国之大业；2、要防止敌伪在北平开办燕京大学；3、燕大师生抵达抗战大后方者，需好好接待、安排。
　　燕大应在后方何处复校呢？复校筹备处的梅贻宝博士等考虑再三，曾想过在战时首都重庆或甘肃的兰州。
　　但最后还是以四川的成都为首选。因为讲地理，成都是抗战大后方的一大重心，又邻近重庆。讲经济，成都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盛产稻谷等农作物。讲文化，成都素有“小北京”之称，而已有四所基督教会大学在那办学，他们都联名表示欢迎燕大内迁到成都复校。
　　梅贻宝博士当即到成都一行，受到教育当局、社会贤达的热情礼遇，与当地教会大学校方更有具体的融洽谈判，而四川省主席张群更慨允要大力支持。至此，燕大在成都复校之议遂成定案。
　　燕大决定在成都复校的喜讯很快便传到已沦陷的平津及沪宁等地。从平津到成都有三千里之遥。尽管燕大复校筹备处沿途设有接待站，但千山万水，不仅有山川的重重阻隔，更会常遇到盗匪的横行抢劫，日军的阻拦、追捕。即使这样，许多燕大师生仍不怕冒着艰险，争先恐后地要去成都。
　　比如吴其玉教授，他是福建省闽清县人，1923年考入北平燕大政治系，从燕大研究生院毕业后，1930年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以后回到燕大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政治系主任。1941年末，燕大被日军解散时，他上了黑名单，于是竟不顾离开妻儿而要去成都燕大。如何去呢？当时有南北两路，南路是经上海、杭州，越钱塘江或通过富阳进入抗日大后方；北路是经商丘西行经河南许多县和陕西而到四川。由于他父母尚健在，在福建闽清老家居住，所以他决定走南路，顺道先去福建省亲。
　　吴其玉出发了，同行一共九人，他化装成茶叶商人。带路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曾在法国前线偷越过火线。他们经过了六道关卡。一天下午住了一个村的一个富裕地主兼商人的家，这家主人的表情似乎不大欢迎他们，后来才得知当天就有日军来搜查过。晚上他们一行人草草吃了饭，躺下了，但跳蚤等又干扰得难以入眠。子夜刚过，日军忽然进村敲门了，主人坚决不许开他家的门，说“让他们敲打”。接着远处又传来枪声，日军便退走了。后来才知道是我抗日部队也来了，日军就退去了。他们立即背上包袱，跟着带路人出村，一口气走了二十公里路，才到了有中国军队驻防的地区。
　　几天后，吴先生踏上去福建的旅途，他坐上了公共汽车，不料车行到半路又有八架日机来空袭，旅客都下车各找藏身之所。吴先生躲在乱草丛中，日机用机关枪扫射，子弹从他身边掠过；日机又扔炸弹炸汽车，有两个妇女被炸死了，她们也是从敌占区逃难来的，因为行李中有财物，不愿离汽车太远。
　　张澍智学姐写有《出死入生赴成都》的回忆文章，反映出学生到成都燕大继续上学的艰苦情况。这文章告诉我们：“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季对我来说，是有生的以来最难熬的日子。我生活在膏药旗下，令人抑郁终日。”1943年夏，她母亲终于下了决心让她和她的十七岁妹妹离开北平前往内地继续求学。他们一行十七人乘火车抵达河南小冀县，然后由一位老乡带路，准备步行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再取道西安等地去成都。哪知行至新乡附近荒郊时，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伙强盗，把她们的全部行李连同身上的现钞都抢去了。带路的老乡只好领他们到近处村落的一家土屋去投宿。在他们的心神尚未安定时，忽然又听见村民大呼：“快跑，鬼子来搜村了。”有人还指着院墙叫他们从那里跳出逃命。她拉着妹妹从五六尺的土墙上跳出，脚还未站稳时，就发现对面早已站了一排鬼子兵。
　　一个鬼子立刻拔出明晃晃的钢刀，叫随着的汉奸翻译挨个地问谁是共产党，随即用绳子将四名男同学和三个商人打扮的青年捆在一起，让她们女的夹在中间向东面的一片田野走去。
　　这时，突然从斜对面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机枪声，她和妹妹等都卧倒在地，有一梭子弹还从她们发梢上飞过，而日本鬼子和那汉奸都鼠窜逃命了。这时，她们三个女的才把被捆的七个男青年的绳索解开，大家又继续前进了。
　　他们从开封到潼关，每日步行三十五华里，而且都是沿途乞讨，两脚都长满了血泡。她和妹妹都疲惫不堪，口干舌燥时，曾眼巴巴地盯着一个小男孩啃一只鸭梨，觉得世上再没有比那更吸引人的东西了。从潼关到西安，她俩姐妹搭上闷罐那样的火车。在西安，她们偶尔看到贴在电线杆上的西北音乐学院的招生广告，澍智学长即去应试而被录取了，她的学业和住宿问题才得到解决。接着，她的妹妹进了由北京邻近的通县的内迁到西安的“潞河中学”。
　　但澍智学长还是想去内迁到成都的燕大，所以一年以后她的妹妹中学毕业了，她即带着妹妹搭上载货的卡车去成都。“蜀道难”，她们在旅途上，翻山越岭，夜宿山坳穷村，又多次遇雨，全身被淋湿。澍智学长感冒发烧了，而缺医缺药，只好喝一大锅开水退烧。他们好几天后，才到达成都。澍智学长实现了在成都燕大继续求学的心愿，而她的妹妹进了早内迁的“齐鲁大学”的医学院。

二

　　燕大决定内迁到成都后，仍遇到不少的困难。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名为“华西坝”，抗日战争前，这所大学有五百多学生，抗战开始后“华西坝”增加了由南京迁来的教会大学的金陵男女大学和由山东迁来的也是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华西坝”乃呈现出很拥挤的“客满”状态。幸亏那几年敌机轰炸成都等抗战后方的大城市频繁，政府通令这些都市的中小学一律疏散到郊区或县，以减轻损失，所以城里空出不少学校的校舍。这样燕大内迁到成都后，就可以迁至远郊有名的教会中学“华美女中”原址为校舍。“华美女中”原校址在成都市西南部的陕西街，这里有两层大楼一幢，内有六七间教室，还有小型礼堂和阅览室，大楼前后都有可作为球场的院场。另外后院还有可作为女生宿舍和食堂的一座楼房，楼上女生宿舍原来可容纳六十名中学女生，燕大内迁到成都，校本部设在这里后，这女生宿舍就改成有双层木床的女生宿舍，住了近百余的女生。 　　与原“华美女中”紧邻的还有“启化小学”，它与“华美女中”只有一道短花墙间隔。燕大内迁成都后，就把这里作为教员宿舍。
　　陕西街是成都一条较大的街道，原“华美女中”的对面就有“卫理公会”礼拜堂和“存仁医院”。这条街还有几个深宅大院，其中有一处是刘文辉将军的一个公馆。所以，这条街颇有安闲气氛，而从这里往西还有多家书店的：祠堂街和花木遍布、绿草如茵的少城公园，这都增添了它的文化气息。
　　燕大内迁到成都，怎样的解决男生宿舍问题呢？这也是靠四川省主席、燕大校董张群的支持，他下令把县文庙让出给燕大用，这文庙西庑让单身的教职员居住；而东庑各室则摆满了双层板床铺，全让男学生住，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屋子住二十来人，除木床外，只能摆上两张三书桌供看书写字之用。这文庙的“大成殿”乃用为学生吃饭的食堂，文庙去陕西街校本部不出半里之遥。成都中秋节前后，桂花树盛开，花香满城。令人高兴。这文庙前院有一大桂花树，更是清香扑鼻。
　　成都燕大理学院还在“华西坝”借了几间教室作为理学院学生上课、做实验之用。
　　燕大在成都复校的办学经费：一是来自美国教会的拨款；二是政府的补助；三是学生的交纳的学费。除此之外，还向社会募捐。梅贻宝代理校长在记述成都燕大复校的回忆文章中说：北平燕大的办学经费很多都是靠司徒雷登到美国募捐得来的（司徒雷登回美国募捐有十次之多，募得三百多万美金）。他还说：笔者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听见张伯苓老校长说过：“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所以他也学司徒雷登、张伯苓的好榜样，常为成都燕大四出募捐。
　　梅校长在他的回忆文中还特别告知我们：他很铭感的是《大公报》的巨额十万元的捐款。《大公报》是当年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报纸。该报声誉最高的时期，1941年荣获“密苏里国际新闻特奖，而燕大新闻系培养出许多人才，到《大公报》工作后，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大公报》的主持人是很感激的，所以，他们捐了一大笔经费给成都燕大。成都燕大的经费还有来自海外的文教机构如“哈佛燕京学社”、“普林斯顿基金会”、“卫斯理女子文理学院基金会”等等。这家机构战时都在紧缩开支，但对燕大的资助却在尽量维持，甚至有时还有增补。
　　成都燕大办学“因陋就简”，是很注意节省的。这学校在成都办了四年，经费预算、决算年平衡而且还有节余，其中很可贵之处是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
　　1946年抗战胜利，学校要复员到北平燕园，人很多，交通困难。燕大分四批复员到北平，旅途是由成都坐大汽车出巴山，越秦岭到陕西宝鸡，再由宝鸡坐火车到西安，再由西安坐汽车或大车经韩城到河津渡黄河，到达临汾。再乘火车经太原、石家庄而到达北平。我参加了第三批复员，旅途最顺利，也花了二十一天。其他三批复员都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样，都需要足够旅费，校方又酌情给经济困难的学生以补助。
　　当然，有很多经济窘迫的学生为减轻学校的负担，还注意自力更生。课余尤其是寒暑假多去报社帮助工作，或去充当本市富裕住户临时的家庭教师以增加个人收入。我就代请了一位英文很好政治系高年级一位高才生来我家给我上初中的堂弟在暑假补习英文。

三

　　我在1945年春入学成都燕大，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学生用功读书的风气非常浓厚。对许多由沦陷区来的学生来说，经过千难万险才到达成都燕大复学，怎能不发奋勤学呢？这样也有力地带动我们新入学的学生。除了上课认真听讲外，下课后也能好好温习功课。负责学校图书工作的梁思庄老师是梁启超的长女，学的是图书专业。北平燕园有藏书达六、七十万册的设备很好的一幢图书馆楼，但燕园被日寇霸占了，图书当然没法内迁。梁老师却用有限的经费购置了足够的教科书、参考书和其他许多有价值的图书。她把这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添置了桌椅使学生到此看书学习感到舒适。
　　我上成都燕大后，也像上中学时一样，是住校生。所以课余常到图书馆温习功课。但这图书馆常常座无虚席，没有座位了，我们只好跑到很邻近的少城公园内比较清幽的茶馆里去看书。
　　“华西坝”的图书馆比较大，成都燕大理学院的学生也多到那些图书馆看书学习。梅贻宝代校长在他撰写的成都燕大回忆文章中还告诉我们：成都燕大“学生们用功，可以说是人人奋发，无须督促”。五大学共用的理学院图书馆增添了若干桌椅电灯，该馆管理负责人员开了一大笔账给他，请他照付。梅校长说：“似由五个学校平均分担才较为合理，但回答是，到图书馆阅览的尽是燕大学生啊！”
　　“何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经验之谈、至理名言。梅贻宝作为梅贻琦之弟、成都燕大的校长和自然服膺此言。何况司徒雷登、陆志韦主持北平燕大时也有同样的体验。“良师出高徒”。梅贻宝长成都燕大后，首先便注意充分发挥出自北平燕大来的有学识的教员、教授的作用。如国学泰斗马鉴先生，原任北平燕大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燕大在成都复校后，他已年迈，梅贻宝代校长仍请他担任国文系、文学院院长。再如拙文在前面介绍过的吴其玉教授到成都燕大后，即任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法学院经济系主任郑林庄，也是北平燕大的高才生，得过学习成绩最拔尖的“金钥匙”奖。后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硕士学位后，即赶回国，参加抗战。成都燕大社会系主任林耀华，也是得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深研人类学。任成都燕大英文系主任包贵思（女）英文名Grace Bognton，是北平燕大英文系元老，冰心是她很得意的弟子。成都燕大数学系主任是英国人赖朴吾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北平燕大被日寇侵占后，他去了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过我党开展工业建设。他眼见过我抗日根据地的许多英勇抗敌情况，而深受感动。所以他回成都燕大再执教后，便多向学生讲述他在抗日根据地的亲身见闻。后来他又回剑桥大学继续深造，遂成为国际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对中国人民、燕大校友均很有感情。上世纪后期，他已年过古稀，还专程回北京访问，萧克将军亲切地接待他；他又回燕园与许多燕大老校友叙旧。但哪知道几天以后便突发心脏病而病故。校友们特遂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临湖轩”后面的小山坡上。 　　成都燕大学生不过三百多人，但院系机构还是比较齐全。它既有文法学院，还有理学院。文学院中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教育系，理学院中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系之外，还有家政系。成都燕大的法学院的情况拙文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兹不赘述。
　　由于原在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以医科著名全国，并附设有很著名的医院，所以“成都燕大，不再设置医预系”，而让这些学生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学习。
　　重视基础教育，这也是燕大教学的一大优点。对此，我入学成都燕大后，就有亲身的感受。在成都燕大，我多次听理学院的同学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数学老师关肇直教的数学课教得很好。
　　1946年初夏，成都燕大分批复员北上到北平燕园，没有想到我竟有幸与关老师同行同车。还多同宿旅舍一大屋。我们都乘在一辆由外国友好人士组成的工合组织提供的先进的大卡车上。我们一行十余人，离成都北行，经绵阳，宿“剑阁”山村，越巴山到达汉中地区的留坝县。我们游览“留候庙”时，山川绮丽，林木葱萃，这引发了我们这些旅客的怀古之情。关老师说：这真是赋诗的好地方。我记不得关先生是否做诗了，但我试作的一首“七律”旧体诗，呈请他修改后，即面貌一新，大为生色。所以我至今还把它留作纪念。该诗是：
　　登楼眺远天地宽，此时怀古难为欢。
　　击秦何处求锥客，佐汉今谁隐道冠。
　　虐政旅途多怅恨，高原夜宿觉风寒。
　　山村暴雨初更后，把卷神疲望曙天。
　　由此，我当年就很惊佩他这位很优秀的数学老师还有厚实的中文根底，文采斐然，工旧诗，其实他早已考取公费留学法国。所以我们到北平后不久，他即去了法国，入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即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并当选为学部委员。
　　我在燕大肄业三年半。1948年秋，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大学进步学生的“八·一九”大逮捕中，我即奉党组织之命撤退去了解放区。我在成都肄业为时一年半，学的多是基础课，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系陈芳芝教授所讲授的《政治学概论》与《宪政民主》两门政治学课程和王钟翰师讲的《中国通史》。
　　陈芳芝师，1914年生，广东潮汕人。她少年时代多随家人住在香港，故深尝殖民统治的滋味，萌发了爱国思想，民族自尊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她年十七岁，便不顾家人的劝阻，北上入学北平燕大。那时，女青年入大学进政治系的人，为数极少，她是燕大政治系的唯一女生，才华出众，勤敏好学。1935年她从本科毕业，入本校研究生院。次年，获美国著名女子学院拜扬麦尔学院（Brgn Mausr Coaaege）奖学金，出国深造，于1940年回成都燕大任教授、女生部主任。她很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曾把自己订的牛奶送给生病的同学喝。
　　我入学成都燕大，即学了她所讲的《政治学概论》和《宪政民主》课，使我知道应该讲求宪政民主。
　　王钟翰先生在北平燕大师事史学泰斗邓之诚师，我入成都燕大时，他是讲师兼历史系秘书。他教我们新生的《中国通史》课，就是根据邓之诚史学大家原在北京大学的讲义，后作为大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当时好多大学用作教材的著名的《中华二千年史》。另外，他还让我看看钱穆所撰写的名著《国史大纲》，这样使我对历史有了更系统的了解。我也未想到六十余年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他也成为《燕京学报》再复刊后的重要编委。他曾留学哈佛大学，在北京民族大学任教授；他还很通满文，已成为有名的清史专家。徐苹芳校友和我都被选为新《燕京学报》的副主编，我们两人都一再对他当年的教导深表谢忱。
　　燕大当年广聘学术大师来校执教，似韩信将兵一样，“多多益善”。梅贻宝主持成都燕大也是如此，除请原在北平燕大任教授国学泰斗马鉴等外，还聘请了国学名家徐中舒先生来校执。更使人们注意的是，成都燕大后来还聘有李文桂、萧公权、吴宓和陈寅恪这四位大师来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