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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白宫的科技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就美国“科技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组织美国科技界进行了一场沙龙；2011年，上海科技界进行了同样主题的一场大讨论。两者各有缘起，但反应了两国科技界及科技产业界同样的关注兴趣。本文通过分析两次讨论的相关记录，分析了两国科技界智库对 “创新”的理解，最终提出现阶段中美两国的“创新”所指有较大的不同。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障碍；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文汇报》；布鲁金斯研究所
1、问题与背景
中国和美国近些年各自针对“创新”展开了各层面各角度的讨论，整合两国所有关于创新的讨论并进行对比分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毫无疑问，美国讨论者之对创新的看法，对于中国创新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甚至指标意义；而中国讨论者之对创新的认识，对于美国同行来说也是必须重视的动向。问题在于，双方的讨论是否在相同的背景下进行、彼此的“语境”是否一致？简而言之，中国学者现阶段所言之“创新”，是否正是美国学者现阶段所论之“innovation”？最近的两次讨论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个案分析的契机。
2011年1月7日，上海市科技党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科协与《文汇报》联合召开了“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纪念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五周年座谈会”；随后1月9日至2月28日，《文汇报》开展了面向全社会的“创新障碍在哪里”的大讨论；再之后的3月4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邀请十余名专家召开了同名的一次圆桌论坛。由于围绕同一主题，本文统称此三种讨论“上海讨论”。
在上海举行针对创新障碍大讨论的几个月之前，2010年6月8日，美国白宫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也举办了一次高层论坛：“如何提高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来自美国政府，高等教育以及企业界的一些重要人士汇聚一堂，围绕如何增强美国的科技创新氛围进行了为期一天的高端讨论。下文简称此次论坛为“布鲁金斯讨论”。
从内容上看，“上海讨论”并非只是讨论上海市的科技创新问题，而是针对整个中国目前创新状况的一个普遍性议论。而“布鲁金斯讨论”也是针对美国创新问题的全国性讨论。在最近一两年中，“上海讨论”和“布鲁金斯讨论”或可以说是两国“创新”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因此，分析两者之讨论内容，至少可以从议题异同的角度，对两国智识界对于“创新”之“关注点”进行比较分析。
2、“上海讨论”综述
“上海讨论”缘起于汪品先院士对《文汇报》的投书。其中提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今已是2011年，“我们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这五年我们是更创新了，还是更倒退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此类问题，可谓这次“上海讨论”的国情背景。
“上海讨论”的各种观点最终经《文汇报》记者江世亮整理后形成《“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座谈会建言 “创新障碍再哪里”讨论稿汇编》，其中共编入稿件78篇（其中一篇为江世亮总结稿）。按照江世亮的综述，“50天里（《文汇报》的讨论时间）陆续刊出的讨论稿，论题涉及观念、思维差异和社会氛围等文化层面，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层面，促进创新所需的制度、机制、公共服务等社会层面，以及作为创新活动大背景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再加上另外两次座谈会的讨论内容，笔者认为，所有讨论内容可以分为五方面：文化基因、人才教育、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国家创新战略。
2.1 文化基因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科技创新的障碍，本是汪品先院士投书《文汇报》展开“科技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的初衷。而针对传统文化的讨论，在“上海讨论”中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一则传统文化，其中有汪品先、汤钊猷、陶汉昌、周二中等就中国传统思维、文字等与创新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二则传统社交，其中有吴礼权、沈纯道、王绍华、王迅等针对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官本位思想进行了批判；再则是传统个人，有葛剑雄、程不时、宋任涛、许兴汉等从创新所需要的个人意识、想象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文化基因之于科技创新的障碍问题，可以说是“李约瑟问题”的延续。“李约瑟难题”是上世纪中国科技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一道命题，其时的讨论影响要较“上海讨论”更广泛更深入，而“上海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又一次让人们重温了“李约瑟难题”。
2.2 人才培养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本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可分为四个方面。基础教育方面有潘真、倪既新、劳五一等对幼儿教育、中学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批评；高等教育方面则有许晓鸣、韩小鹰、汤啸天、王兴孙等对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责任进行了阐释，鲁白提出高校课程设计应考虑引入企业界最前沿的知识；公众教育方面则有洪耀明、朱旭东、张诗忠、曾铁等对公民素质及公民素质的教育方式进行了问题说明；第四方面是创新人才，沈荣华、蔡建敏、王宏琳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说明了创新人才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
总之，在这一部分：人们对于国内基础教育的模式化教育方式提出质疑；对高校科学创新提出要求，对高校的课程设计建议改动；对公民科学素质状况不满足；对科技创新人才报以期许。
2.3 科学创新
科学创新的讨论内容可分为四方面：一是目前状况的总体看法；二是对“科学创新”本质的理解；三是科学创新中科学家的理念；四是科学创新管理中的政策保证。
科学创新国情方面，有饶毅就中国科学发展中的自信和自省问题进行了国际视野的说明。
科学创新理解方面，有吴家睿、孙珍、吴方卫、周国黎、李载平等对“科学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自由探索过程、而失败也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说明。
科学创新研究方面，在理解科学创新的基础上，有王正敏、张涤生、张奠宙、朱希详、陈会文对科研中需要的各种信念、理念进行了说明。
科学创新管理，同样，在理解科学创新的基础上，有陆卫、夏禹龙、钟扬、钱旭红、孙爱军、任荃、刘晓钢、四地工（四名地质工程师）、钦伦秀、皋古平对科研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评价，认为有的管理方式不理解创新的定义，不遵守创新的规律。
总结而言，除了饶毅对中国目前的科学创新状况总体进行说明；其他人都是在基于创新的自由性和试验性的本质的理解上，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和政府的管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2.4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主要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组织的论坛上展开讨论。由于技术创新包涵多种元素，因此讨论者有从整体上对多种元素的组合提出看法，也有对具体元素的作用发表意见。笔者将所有讨论对象分为了六部分：国情、定义、研发、企业、资本和政策。
关于技术创新国情，有张军、屠启宇对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情况进行了说明。张军认为中国还没有到必须创新的地步，所以创新还只是口号； 屠启宇则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已经到了必须创新的关口。
关于技术创新定义，沈铭贤区分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 朱春奎则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学术定义。王元认为，技术创新要尊重发展规律， 缪其浩持类似观点， 徐明在此方面也有说明。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研发，在技术创新的组合元素中，高校科研单位的研发是重要的一个起点。杜德斌认为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现在已经比之前进步很大，不能过分苛求跨越式发展，目前的问题在于浮躁；管彤贤也认为科研院所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研究；而徐凌云、赵保红则对科研院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企业使用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企业，人们主要集中于讨论如何发挥企业的作用。殷宏提出，高校科研院所的本职是搞理论研究，而企业应当做创新，各类创新主体应各司其职；郑小群则认为企业创新主要来自市场需要； 金东寒也认为企业要学会创新；王烨提出政府应给创业者多一点关爱；黄柳青则认为政府应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姚荣铨则对美国的“创意阶层”对中国的启示进行了说明。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资本，张陆洋以上海为例，指出现在技术创新很缺少天使投资；刘小龙也提出要让财富驱动创新。
关于技术创新政策，杨福家提出了创新需要怎样的好环境，并以上海光源为例进行了说明； 顾晓敏则认为、政府需要提供创新政策，但是也要防止在不该进入的地方进入，从而导致“挤出效应”，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2.5 国家创新战略
陈克宏强调说明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必要性，汪品先则提出了上海作为发达城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如何发挥大一点的作用的问题。
张玉臣认为，政府意志和固有思维还是为“追赶者”服务的，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为“引领者”服务的政策；路风则认为要创新国家就要拿出创新的战略，但事实上创新还处于口号状态，尚未演变为国家战略。
罗守贵、钟祥财分别对现有的人才、资本和资源的配置机制进行了建言；而陈宪则提出加快“创造新体制的增量”，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3、“布鲁金斯讨论”综述
美国的“布鲁金斯讨论”，缘起于美国对于自己国家创新能力优势削弱的忧虑。布鲁金斯研究所召开这次论坛的初衷，即：“在过去的50年，美国主导了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然而，美国创新现如今有了令人不安的下降的趋势。例如，2009年非美国专利的申请数量比美国申请数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美国GDP在R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障碍；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文汇报》；布鲁金斯研究所
1、问题与背景
中国和美国近些年各自针对“创新”展开了各层面各角度的讨论，整合两国所有关于创新的讨论并进行对比分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毫无疑问，美国讨论者之对创新的看法，对于中国创新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甚至指标意义；而中国讨论者之对创新的认识，对于美国同行来说也是必须重视的动向。问题在于，双方的讨论是否在相同的背景下进行、彼此的“语境”是否一致？简而言之，中国学者现阶段所言之“创新”，是否正是美国学者现阶段所论之“innovation”？最近的两次讨论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个案分析的契机。
2011年1月7日，上海市科技党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科协与《文汇报》联合召开了“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纪念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五周年座谈会”；随后1月9日至2月28日，《文汇报》开展了面向全社会的“创新障碍在哪里”的大讨论；再之后的3月4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邀请十余名专家召开了同名的一次圆桌论坛。由于围绕同一主题，本文统称此三种讨论“上海讨论”。
在上海举行针对创新障碍大讨论的几个月之前，2010年6月8日，美国白宫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也举办了一次高层论坛：“如何提高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来自美国政府，高等教育以及企业界的一些重要人士汇聚一堂，围绕如何增强美国的科技创新氛围进行了为期一天的高端讨论。下文简称此次论坛为“布鲁金斯讨论”。
从内容上看，“上海讨论”并非只是讨论上海市的科技创新问题，而是针对整个中国目前创新状况的一个普遍性议论。而“布鲁金斯讨论”也是针对美国创新问题的全国性讨论。在最近一两年中，“上海讨论”和“布鲁金斯讨论”或可以说是两国“创新”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因此，分析两者之讨论内容，至少可以从议题异同的角度，对两国智识界对于“创新”之“关注点”进行比较分析。
2、“上海讨论”综述
“上海讨论”缘起于汪品先院士对《文汇报》的投书。其中提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今已是2011年，“我们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这五年我们是更创新了，还是更倒退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此类问题，可谓这次“上海讨论”的国情背景。
“上海讨论”的各种观点最终经《文汇报》记者江世亮整理后形成《“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座谈会建言 “创新障碍再哪里”讨论稿汇编》，其中共编入稿件78篇（其中一篇为江世亮总结稿）。按照江世亮的综述，“50天里（《文汇报》的讨论时间）陆续刊出的讨论稿，论题涉及观念、思维差异和社会氛围等文化层面，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层面，促进创新所需的制度、机制、公共服务等社会层面，以及作为创新活动大背景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再加上另外两次座谈会的讨论内容，笔者认为，所有讨论内容可以分为五方面：文化基因、人才教育、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国家创新战略。
2.1 文化基因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科技创新的障碍，本是汪品先院士投书《文汇报》展开“科技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的初衷。而针对传统文化的讨论，在“上海讨论”中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一则传统文化，其中有汪品先、汤钊猷、陶汉昌、周二中等就中国传统思维、文字等与创新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二则传统社交，其中有吴礼权、沈纯道、王绍华、王迅等针对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官本位思想进行了批判；再则是传统个人，有葛剑雄、程不时、宋任涛、许兴汉等从创新所需要的个人意识、想象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文化基因之于科技创新的障碍问题，可以说是“李约瑟问题”的延续。“李约瑟难题”是上世纪中国科技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一道命题，其时的讨论影响要较“上海讨论”更广泛更深入，而“上海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又一次让人们重温了“李约瑟难题”。
2.2 人才培养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本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可分为四个方面。基础教育方面有潘真、倪既新、劳五一等对幼儿教育、中学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批评；高等教育方面则有许晓鸣、韩小鹰、汤啸天、王兴孙等对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责任进行了阐释，鲁白提出高校课程设计应考虑引入企业界最前沿的知识；公众教育方面则有洪耀明、朱旭东、张诗忠、曾铁等对公民素质及公民素质的教育方式进行了问题说明；第四方面是创新人才，沈荣华、蔡建敏、王宏琳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说明了创新人才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
总之，在这一部分：人们对于国内基础教育的模式化教育方式提出质疑；对高校科学创新提出要求，对高校的课程设计建议改动；对公民科学素质状况不满足；对科技创新人才报以期许。
2.3 科学创新
科学创新的讨论内容可分为四方面：一是目前状况的总体看法；二是对“科学创新”本质的理解；三是科学创新中科学家的理念；四是科学创新管理中的政策保证。
科学创新国情方面，有饶毅就中国科学发展中的自信和自省问题进行了国际视野的说明。
科学创新理解方面，有吴家睿、孙珍、吴方卫、周国黎、李载平等对“科学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自由探索过程、而失败也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说明。
科学创新研究方面，在理解科学创新的基础上，有王正敏、张涤生、张奠宙、朱希详、陈会文对科研中需要的各种信念、理念进行了说明。
科学创新管理，同样，在理解科学创新的基础上，有陆卫、夏禹龙、钟扬、钱旭红、孙爱军、任荃、刘晓钢、四地工（四名地质工程师）、钦伦秀、皋古平对科研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评价，认为有的管理方式不理解创新的定义，不遵守创新的规律。
总结而言，除了饶毅对中国目前的科学创新状况总体进行说明；其他人都是在基于创新的自由性和试验性的本质的理解上，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和政府的管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2.4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主要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组织的论坛上展开讨论。由于技术创新包涵多种元素，因此讨论者有从整体上对多种元素的组合提出看法，也有对具体元素的作用发表意见。笔者将所有讨论对象分为了六部分：国情、定义、研发、企业、资本和政策。
关于技术创新国情，有张军、屠启宇对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情况进行了说明。张军认为中国还没有到必须创新的地步，所以创新还只是口号； 屠启宇则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已经到了必须创新的关口。
关于技术创新定义，沈铭贤区分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 朱春奎则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学术定义。王元认为，技术创新要尊重发展规律， 缪其浩持类似观点， 徐明在此方面也有说明。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研发，在技术创新的组合元素中，高校科研单位的研发是重要的一个起点。杜德斌认为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现在已经比之前进步很大，不能过分苛求跨越式发展，目前的问题在于浮躁；管彤贤也认为科研院所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研究；而徐凌云、赵保红则对科研院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企业使用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企业，人们主要集中于讨论如何发挥企业的作用。殷宏提出，高校科研院所的本职是搞理论研究，而企业应当做创新，各类创新主体应各司其职；郑小群则认为企业创新主要来自市场需要； 金东寒也认为企业要学会创新；王烨提出政府应给创业者多一点关爱；黄柳青则认为政府应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姚荣铨则对美国的“创意阶层”对中国的启示进行了说明。
关于技术创新中的资本，张陆洋以上海为例，指出现在技术创新很缺少天使投资；刘小龙也提出要让财富驱动创新。
关于技术创新政策，杨福家提出了创新需要怎样的好环境，并以上海光源为例进行了说明； 顾晓敏则认为、政府需要提供创新政策，但是也要防止在不该进入的地方进入，从而导致“挤出效应”，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2.5 国家创新战略
陈克宏强调说明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必要性，汪品先则提出了上海作为发达城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如何发挥大一点的作用的问题。
张玉臣认为，政府意志和固有思维还是为“追赶者”服务的，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为“引领者”服务的政策；路风则认为要创新国家就要拿出创新的战略，但事实上创新还处于口号状态，尚未演变为国家战略。
罗守贵、钟祥财分别对现有的人才、资本和资源的配置机制进行了建言；而陈宪则提出加快“创造新体制的增量”，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3、“布鲁金斯讨论”综述
美国的“布鲁金斯讨论”，缘起于美国对于自己国家创新能力优势削弱的忧虑。布鲁金斯研究所召开这次论坛的初衷，即：“在过去的50年，美国主导了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然而，美国创新现如今有了令人不安的下降的趋势。例如，2009年非美国专利的申请数量比美国申请数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美国GDP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