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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从文化、语言、认知三个方面分别来阐述翻译的困难。
【关键词】翻译困难；文化；语言；认识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认为，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使翻译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法国穆南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但是可以性是相对的，可译性的限度（不可译性）也是相对的，这就是翻译的辩证法，这是因为翻译活动势必受到整个人类知识水平与世界认识水平等诸方面的限制。张柏然认为，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是绝对的，一种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必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表达，将来也会有人找到，不要轻易下“不可译”的结论。由此可见，译界关于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可谓是由来已久。而我个人认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译的，只是存在着难度的问题，不应该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当成一对截然对立毫不相关的独立体。这一点，正如约翰？卡特福德所言，“事实上，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绝对不可译的。”因此，我在下文将从文化，语言，认知这三方面因素来探讨翻译的困难究竟何在的问题。
1.文化因素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说语言翻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因此，翻译这项工作决不仅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涉及到的不单出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卡特福德认为文化不可译，而这种文化不可译的原因是“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异语文化中不存在。”我认为，文化并不是绝对不可译的，只是在有些层面，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说诗文化，酒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西方文化中是很难找到与之相应的文化现象，因此就很难用西方语言准确地传达源语文化了。例如我們在阅读《红楼梦》是二十八回时，有一部分是描写配药方的，文中分别提到人参养荣丸，八珍益母丸，六味地黄丸等药材名。查阅有关资料可知，这些药材都是我们中药材特有的，究竟要怎样翻译才能让目的语读者明了呢。我们先来看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处理：
人参养荣丸
杨 ginseng tonic pills
霍 ginseng tonic pills
关于上述中药材名的翻译，对于任何一个译者来说都很难。两位译者虽然都做了处理，但是这些中药材毕竟在西方是不存在的，所以问题就是译入语读者真的能理解这些事物吗？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影响下带来的翻译的困难。但尽管存在着困难，我认为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它的可译性。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翻译到异语文化中对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目的语读者不能完全明白这样的中草药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但他们至少知道这是种中草药，而且从霍译本中可以大致知道这样的中药是有何用途的。所以，文化的不可译是相对的，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度极大。
2.语言因素
许钧在《翻译论》中提到，语言越相近，翻译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属于一个文化圈的语言之间，障碍相对来说少得多。而落实到英汉两种语言上，无论是音节还是音位还是单字，都不存在任何相似的地方，因此，翻译上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就词形层次而言，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而英文属拼音文字。就语音层次而论，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一个字，一个韵，有韵调，而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数量少，更多的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它不像汉语有四个声调，而只有轻重声调，因此造成的语音效果相对汉语来说，不那么规则和响亮。而在语法层面，词法和句法上的差别也很大。辜正坤在《从中西语言比较看中西文化与翻译》中写道，在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印欧语系那种前缀，后缀，时态，语态，性，数，格，这样造成它定位功能相对灵活，外部形式不变，他的表义功能随位置变化灵活发生变化。印欧语系定位功能很机械，有相对的固定性，他的功能附着在词汇上，好处是表意比较稳定，限制性强，但是过于死板。在句法方面，汉语句子呈竹状，集字成句，积句成章。英语句子成树状，有一个主干在其中。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很多，有时拿物作主语，这是汉语中不常见的。
语言因素往往不像文化因素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们在做翻译时总容易带上翻译腔，比如在做英译汉时说的译过来的汉语不够地道。或者是做汉译英时，用的英语总让人感觉蹩脚，表达不地道。.不妨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If you don’t compare， you’re in the dark， but the moment you do， you get a shock.
译本一：如果不比，你就不知道，一旦比了，你就会吓一跳。
译本二：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两个译本，很明显译本二优于译本一。译本一虽然很忠实与原文本，但忽略了语言差异这一因素。英语是形合的，而汉语是意合的，我们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否则翻译过来的文本很容易就带上了翻译腔。而有些译者还会觉得自己本着忠实于原作者的态度，而且也花了很多功夫，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语言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3.认知因素
我们都知道，中西方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傅雷在《致罗新章论翻译书》中做过很准确的概括，他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有基本分歧。我们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对各自的语言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也给英汉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比如汉民族的整体性，概括性思维与英语民族的个体性，独特性思维导致了各自用词的不同，比如同一个动作“说”，英语的描述和分类更细致，准确，变化多，可以用speak， say，tell， utter，explain，confide.在翻译时，究竟这一个“说”要翻译成哪个词，就要联系语境来进行选择。杨宪益先生在翻译《红楼梦》时，这一点就注意的很好。他在翻译“说”或者“笑”之类的词时，总是很注意区分地选择不同程度的词来进行表达。
希腊诗人俄尔普斯曾经说过：“译者是地狱中的寻路人。”翻译之困难显而易见。以上我试图从文化、语言、认知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的困难。我认为，认知因素影响了语言的形成，而语言又对认知和文化产生了限制作用，语言迫使人们用一种方式思考。文化和认知因素与语言因素纠缠在一起。在做翻译时，文化、语言、认知三者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小觑。
【关键词】翻译困难；文化；语言；认识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认为，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使翻译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法国穆南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但是可以性是相对的，可译性的限度（不可译性）也是相对的，这就是翻译的辩证法，这是因为翻译活动势必受到整个人类知识水平与世界认识水平等诸方面的限制。张柏然认为，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是绝对的，一种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必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表达，将来也会有人找到，不要轻易下“不可译”的结论。由此可见，译界关于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可谓是由来已久。而我个人认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译的，只是存在着难度的问题，不应该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当成一对截然对立毫不相关的独立体。这一点，正如约翰？卡特福德所言，“事实上，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绝对不可译的。”因此，我在下文将从文化，语言，认知这三方面因素来探讨翻译的困难究竟何在的问题。
1.文化因素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以说语言翻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因此，翻译这项工作决不仅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涉及到的不单出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卡特福德认为文化不可译，而这种文化不可译的原因是“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异语文化中不存在。”我认为，文化并不是绝对不可译的，只是在有些层面，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说诗文化，酒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西方文化中是很难找到与之相应的文化现象，因此就很难用西方语言准确地传达源语文化了。例如我們在阅读《红楼梦》是二十八回时，有一部分是描写配药方的，文中分别提到人参养荣丸，八珍益母丸，六味地黄丸等药材名。查阅有关资料可知，这些药材都是我们中药材特有的，究竟要怎样翻译才能让目的语读者明了呢。我们先来看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处理：
人参养荣丸
杨 ginseng tonic pills
霍 ginseng tonic pills
关于上述中药材名的翻译，对于任何一个译者来说都很难。两位译者虽然都做了处理，但是这些中药材毕竟在西方是不存在的，所以问题就是译入语读者真的能理解这些事物吗？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影响下带来的翻译的困难。但尽管存在着困难，我认为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它的可译性。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翻译到异语文化中对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目的语读者不能完全明白这样的中草药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但他们至少知道这是种中草药，而且从霍译本中可以大致知道这样的中药是有何用途的。所以，文化的不可译是相对的，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度极大。
2.语言因素
许钧在《翻译论》中提到，语言越相近，翻译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属于一个文化圈的语言之间，障碍相对来说少得多。而落实到英汉两种语言上，无论是音节还是音位还是单字，都不存在任何相似的地方，因此，翻译上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就词形层次而言，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而英文属拼音文字。就语音层次而论，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一个字，一个韵，有韵调，而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数量少，更多的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它不像汉语有四个声调，而只有轻重声调，因此造成的语音效果相对汉语来说，不那么规则和响亮。而在语法层面，词法和句法上的差别也很大。辜正坤在《从中西语言比较看中西文化与翻译》中写道，在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印欧语系那种前缀，后缀，时态，语态，性，数，格，这样造成它定位功能相对灵活，外部形式不变，他的表义功能随位置变化灵活发生变化。印欧语系定位功能很机械，有相对的固定性，他的功能附着在词汇上，好处是表意比较稳定，限制性强，但是过于死板。在句法方面，汉语句子呈竹状，集字成句，积句成章。英语句子成树状，有一个主干在其中。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很多，有时拿物作主语，这是汉语中不常见的。
语言因素往往不像文化因素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们在做翻译时总容易带上翻译腔，比如在做英译汉时说的译过来的汉语不够地道。或者是做汉译英时，用的英语总让人感觉蹩脚，表达不地道。.不妨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If you don’t compare， you’re in the dark， but the moment you do， you get a shock.
译本一：如果不比，你就不知道，一旦比了，你就会吓一跳。
译本二：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两个译本，很明显译本二优于译本一。译本一虽然很忠实与原文本，但忽略了语言差异这一因素。英语是形合的，而汉语是意合的，我们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否则翻译过来的文本很容易就带上了翻译腔。而有些译者还会觉得自己本着忠实于原作者的态度，而且也花了很多功夫，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语言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3.认知因素
我们都知道，中西方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傅雷在《致罗新章论翻译书》中做过很准确的概括，他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有基本分歧。我们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对各自的语言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也给英汉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比如汉民族的整体性，概括性思维与英语民族的个体性，独特性思维导致了各自用词的不同，比如同一个动作“说”，英语的描述和分类更细致，准确，变化多，可以用speak， say，tell， utter，explain，confide.在翻译时，究竟这一个“说”要翻译成哪个词，就要联系语境来进行选择。杨宪益先生在翻译《红楼梦》时，这一点就注意的很好。他在翻译“说”或者“笑”之类的词时，总是很注意区分地选择不同程度的词来进行表达。
希腊诗人俄尔普斯曾经说过：“译者是地狱中的寻路人。”翻译之困难显而易见。以上我试图从文化、语言、认知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的困难。我认为，认知因素影响了语言的形成，而语言又对认知和文化产生了限制作用，语言迫使人们用一种方式思考。文化和认知因素与语言因素纠缠在一起。在做翻译时，文化、语言、认知三者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