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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献诚是安史之乱时期的著名将领，其父为安禄山义父、名将张守珪。安史乱时张献诚陷入贼廷，受伪官，但叛乱结束后没有被处罚反而得到封赏。究其原因，应与唐肃宗、唐代宗不同时期对待伪官的不同政策有关，张献诚根据朝廷的政策改变而选择自身的去向以求自保。本文主要通过对张献诚墓志的释读，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张献诚家世、生平事迹等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张献诚;安史之乱;伪官;墓志
张献诚墓志全文共1091字，篇幅相对较长，墓志题名为《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墓志收录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张献诚家族世代任职边疆，尤其其父张守珪为开元时期的著名将领。张守珪多次击败突厥、契丹、奚的进攻，曾先后被任命为陇右节度使、河北节度副大使、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等1。开元二十年，张守珪收安禄山为义子2，对于安禄山和张献诚的人生轨迹都有着重要影响。
墓志记载，张献诚卒于大历三年（768年），春秋卌六，故可推算其生于开元十年（722年），历经玄、肃、代三朝。
张献诚在天宝初年曾任太子通事舍人、典设郎、太原府士曹参军、檀州刺史等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作为张守珪之子的张献诚成为安禄山集团的核心成员。在安庆绪掌权时，墓志中却写到“公所悲侯印犹在虚庭”，尽管作为叛军骨干，却依然计划脱离安庆绪政权，故而与王伷、邵说、崔溆等相约逃于寇难。为何会有如此变化？首先此时为安庆绪败北之际，张献诚等人是在邺城计划逃离安氏政权。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攻打叛军，追至邺城，故可推张献诚等人认为安庆绪政权濒临瓦解，所以期望投靠其他政权，以求自保。那么只有回归唐廷和投奔史思明两个选择。有学者认为张献诚实质是安史集团中的间谍，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装作进攻而实际并无作战想法，以期获取安禄山信任从而在内部策应唐军。3但若如此，张献诚可以在脱离安庆绪后直接投降唐廷，而并非加入史思明政权。与其一行的王伷墓志却表明此行目的本就是投奔史思明，“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4而这一时期，恰巧为史思明假意归唐的节点。所以真正原因应如仇鹿鸣所认为，朝廷对于伪官处置的政策，实为张献诚投入史思明部下的原因。肃宗在收复长安后，对于伪官进行严厉的处置，在此种背景下，张献诚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投靠降唐后仍保持独立地位的史思明以期自保，而非自投罗网回归唐廷。
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开始进攻河南，李光弼令汴州节度使许叔冀守城十五日，不料许叔冀投降史思明，增强了叛军的力量，李光弼被迫下令放弃东都洛阳，十月史思明攻孟津，正符合了墓志所载“乾元二年，思明攻孟津，盗鼎邑”，这一时期史思明攻打河南，使其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亦增加了张献诚脱离史思明政权的难度。
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墓志所载表明张献诚希望归顺唐廷，而被史朝义察觉，想通过封赏的方式将张献诚留住。然而墓志通常是对于墓主生平事迹的歌功颂德，所以这里亦有赞扬张献诚之忠于唐廷的可能，而并非完全真相。更多的可能则是张献诚根据唐廷和叛军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以及唐廷对于处置伪官的政策变化，从而左右逢源，以求得自保获取最大的利益。史朝义上台后，叛军集团内部离心，军多次战败，势力迅速衰落，这应是张献诚此时更加偏向朝廷的关键因素。此时张献诚已经开始与朝廷内部取得联系，传递情报。宝应元年十月，唐廷收复洛阳，此时史朝义已全无胜算，作为伪官的张献诚自然要示好唐廷。墓志表明史朝义逃至汴州被张献诚拒之城外，使得史朝义被迫出逃。此时朝廷对伪官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宝应元年八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谢罪，上优待之”6，十一月代宗下制令“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5。“上嘉其忠亮，授特进、试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御等使，又授左威卫大将军，封邓国公，食实封二百户，仍为实应军左步军使”，墓志所载也表明朝廷对于处置伪官政策的变化，张献诚对于加速击败叛军集团有功，故而受到封赏。正史中记载虽略有不同，但皆说明张献诚是受到嘉赏的，“诏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改宝应军左厢兵马使，更封邓国公。既来朝，代宗礼赐尤渥”7。
张献诚在安史亂平定后，非但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相反却拥有优厚的封赏，死后也享受了高规格的葬礼，“诏赠官僚亚相，又遣山南西道监军使、宫闱令梁文秀赙绢五百疋，仍护丧事。况有班剑骑吹之仪，此实哀荣也”。究其原因，与唐廷处置伪官的政策由严厉转向招拢密不可分，加之张献诚识得战局，及时回归朝廷并帮其击溃叛军，有功于唐廷，所以保证了其在战事平定后的安稳。如墓志铭文所写“唐有忠臣，生为闲气”、“一扫胡虏，能还圣朝”，关于张献诚始终一心向唐，企图逃离伪权的记载应只是对于墓主的歌颂与赞扬，而避开了有可能忌讳的内容。
综上，张献诚墓志对于研究唐代玄宗天宝后期至代宗大历前期的政治史，尤其是安史之乱相关的伪官问题、唐廷对待伪官政策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孟献志：《安史之乱伪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7年
[4]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5]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2018年第2辑。
[6]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7]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
[8]赵文成 、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绩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9]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张献诚;安史之乱;伪官;墓志
张献诚墓志全文共1091字，篇幅相对较长，墓志题名为《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墓志收录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张献诚家族世代任职边疆，尤其其父张守珪为开元时期的著名将领。张守珪多次击败突厥、契丹、奚的进攻，曾先后被任命为陇右节度使、河北节度副大使、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等1。开元二十年，张守珪收安禄山为义子2，对于安禄山和张献诚的人生轨迹都有着重要影响。
墓志记载，张献诚卒于大历三年（768年），春秋卌六，故可推算其生于开元十年（722年），历经玄、肃、代三朝。
张献诚在天宝初年曾任太子通事舍人、典设郎、太原府士曹参军、檀州刺史等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作为张守珪之子的张献诚成为安禄山集团的核心成员。在安庆绪掌权时，墓志中却写到“公所悲侯印犹在虚庭”，尽管作为叛军骨干，却依然计划脱离安庆绪政权，故而与王伷、邵说、崔溆等相约逃于寇难。为何会有如此变化？首先此时为安庆绪败北之际，张献诚等人是在邺城计划逃离安氏政权。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攻打叛军，追至邺城，故可推张献诚等人认为安庆绪政权濒临瓦解，所以期望投靠其他政权，以求自保。那么只有回归唐廷和投奔史思明两个选择。有学者认为张献诚实质是安史集团中的间谍，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装作进攻而实际并无作战想法，以期获取安禄山信任从而在内部策应唐军。3但若如此，张献诚可以在脱离安庆绪后直接投降唐廷，而并非加入史思明政权。与其一行的王伷墓志却表明此行目的本就是投奔史思明，“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4而这一时期，恰巧为史思明假意归唐的节点。所以真正原因应如仇鹿鸣所认为，朝廷对于伪官处置的政策，实为张献诚投入史思明部下的原因。肃宗在收复长安后，对于伪官进行严厉的处置，在此种背景下，张献诚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投靠降唐后仍保持独立地位的史思明以期自保，而非自投罗网回归唐廷。
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开始进攻河南，李光弼令汴州节度使许叔冀守城十五日，不料许叔冀投降史思明，增强了叛军的力量，李光弼被迫下令放弃东都洛阳，十月史思明攻孟津，正符合了墓志所载“乾元二年，思明攻孟津，盗鼎邑”，这一时期史思明攻打河南，使其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亦增加了张献诚脱离史思明政权的难度。
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墓志所载表明张献诚希望归顺唐廷，而被史朝义察觉，想通过封赏的方式将张献诚留住。然而墓志通常是对于墓主生平事迹的歌功颂德，所以这里亦有赞扬张献诚之忠于唐廷的可能，而并非完全真相。更多的可能则是张献诚根据唐廷和叛军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以及唐廷对于处置伪官的政策变化，从而左右逢源，以求得自保获取最大的利益。史朝义上台后，叛军集团内部离心，军多次战败，势力迅速衰落，这应是张献诚此时更加偏向朝廷的关键因素。此时张献诚已经开始与朝廷内部取得联系，传递情报。宝应元年十月，唐廷收复洛阳，此时史朝义已全无胜算，作为伪官的张献诚自然要示好唐廷。墓志表明史朝义逃至汴州被张献诚拒之城外，使得史朝义被迫出逃。此时朝廷对伪官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宝应元年八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谢罪，上优待之”6，十一月代宗下制令“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5。“上嘉其忠亮，授特进、试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御等使，又授左威卫大将军，封邓国公，食实封二百户，仍为实应军左步军使”，墓志所载也表明朝廷对于处置伪官政策的变化，张献诚对于加速击败叛军集团有功，故而受到封赏。正史中记载虽略有不同，但皆说明张献诚是受到嘉赏的，“诏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改宝应军左厢兵马使，更封邓国公。既来朝，代宗礼赐尤渥”7。
张献诚在安史亂平定后，非但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相反却拥有优厚的封赏，死后也享受了高规格的葬礼，“诏赠官僚亚相，又遣山南西道监军使、宫闱令梁文秀赙绢五百疋，仍护丧事。况有班剑骑吹之仪，此实哀荣也”。究其原因，与唐廷处置伪官的政策由严厉转向招拢密不可分，加之张献诚识得战局，及时回归朝廷并帮其击溃叛军，有功于唐廷，所以保证了其在战事平定后的安稳。如墓志铭文所写“唐有忠臣，生为闲气”、“一扫胡虏，能还圣朝”，关于张献诚始终一心向唐，企图逃离伪权的记载应只是对于墓主的歌颂与赞扬，而避开了有可能忌讳的内容。
综上，张献诚墓志对于研究唐代玄宗天宝后期至代宗大历前期的政治史，尤其是安史之乱相关的伪官问题、唐廷对待伪官政策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孟献志：《安史之乱伪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7年
[4]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5]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2018年第2辑。
[6]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7]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
[8]赵文成 、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绩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9]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