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到严武市长帐下当秘书，以大善始，以微恶终，多以为是杜甫与同事关系处不来。干部都是年轻化，独有一个白发老汉厕身其中，哪里有共同语言?杜甫当秘书，当得窝囊与沮丧，年龄代沟是真的，但是否与办公室的同事闹不开心，这个有待商量。
　　严市长初招杜甫入编公务员系列，心意是真的，情意是深的。杜甫与严武三代世交，早年在长安，杜甫与严武老爸严挺之从游，互见肝胆，想必当年杜甫是看着严市长长大的。严武到成都来当市长，之前杜甫已在成都郊外盖了一栋茅草屋，谓为草堂，其生活艰难困苦也就可知。严武空降地方，以御史中丞转任成都尹镇蜀《新唐书》说严市长是位爱慨而慷国家财政的公仆：“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杜甫的茅屋常为秋风所破，弟侄严武来当市长，划拨一些款项给老杜略事修葺，那不是极容易的事?
　　没弄清楚严市长对杜甫是出于什么想法。对杜甫，最好的是养士，最不好的是用士，国士之类，可养不可用。养呢，拨一笔大钱由他去，这就叫做尊重，把他当贵宾待了，时不时请国士到府上到礼堂到宾馆，开开新春茶话会，坐坐教师节主席台，仕与士各取所需，各自受用；用昵，把他招致麾下，开工资开福利，表面来看，这叫重用，其实宾主双方都很难堪，士在仕手下了，还是贵宾吗?若是贵，也是贵奴了，双方身份已由主客变质为主奴了。严市长初请杜甫入幕，杜甫也是很犹疑的，杜甫长严武14岁，在长安也曾当过从八品，这官只是相当副乡长级别，但终究立身官场，而且是中央机关，没吃过猪肉，看了很多猪跑，杜甫当然知道宾主不能轻易易势感于严市长殷勤，一再相请。杜甫盛情难却，也就绕过逢进必考程序，以特招方式，进了市长办公室，干上了秘书角色事。　也许严市长是这么想的：给一笔钱来养杜甫，未尝不可，只是名不正，莫若给杜甫正式公务员身份开工资叫杜甫自养，更加言顺一些，也叫杜甫自安一些。严市长初聘杜甫，待杜甫不薄，安排杜甫当了节度参谋，有论者说，唐朝官制体系，有行军参谋，罕见节度参谋，严市长专设这一职务，乃是特为杜甫因人设岗，特设岗位不说，严市长还上报朝廷，奏请杜甫挂名检校工部员外郎，还奏请皇上“赐绯鱼袋”。像严市长一样，能把秘书进步事情如此挂在心上的，凭心而论，确实是少的。
　　只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国士，请请客是一回事，酒桌上面敬敬酒，难度不大，但安排其在手下工作了，主席桌对面分派活计了，那是另一回事了。既是文字秘书，你得写工作报告吧，你得写总结材料吧，你得写调研论文吧。杜甫写诗行，写那些官样文章还行否?不会写套话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许多政务，以写时评之手来写领导讲话，那肯定是会乱套的，时评多高头讲章，按时评行政，固然解气，却难解事。杜甫当秘书，没将国士身份降为写手定位，多以国士做国策，哪里行得通?《新唐书》里说杜静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立论很高，却不切实际，其所写的材料能通过吗?杜甫不好意思说自己写材料不行，多半材料熬夜加夜班写成之后，杜甫自以为是贾谊高策，以为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牙是兴冲冲交稿结果多半是，严市长看了皱眉打叉打叉厂，一路打叉，大段大段删，一页一页删，最后只剩下“同志们”三个字，退还杜甫。杜甫脸上还挂得住吗?怕是脸刷刷刷起红云，红如关公了。
　　史书上说，杜甫所撰材料“高而不切”，让办公室的同事大瞧不起，杜甫诗道“当面输心背面笑”，诸论者说这诗的主语是杜甫同事，因为杜甫是严市长的座上宾，同事们不敢当面笑杜甫，当面是恭敬如仪，背后是窃窃私笑，搞得杜甫抬不起头来，一个名满天下的国士，哪里受得了这种耻辱?杜甫后来打死也不当秘书了，主要是同事们排挤。此论可商量。同事们笑话杜甫，那是肯定的，但若先没有严市长操起扫把一样的笔，大笔扫除杜甫所拟材料，其他小秘书想笑也是不敢笑的。
　　杜甫與严武，好像关系一直可以，好事者屈指统计过，说杜甫诗集里，写人之交游者，独与严武最多，说他当秘书当得不爽源自那些同事使坏。费解的是，杜甫发了一回大飙，不是在办公室与同事发的，而是与严武大冲突。那次严武请客，杜甫喝酒喝得’二醉二醉，有酒壮胆，恶向胆边生，大发酒疯，突然站到严武宝座上，瞪起铜铃眼：“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日：‘严挺之乃有此儿!’”严武也是性格暴躁的主公，一是年轻，二是高官，年轻加高官，不单是一加一的物理效应而是一加一的化学反应，官场新贵不多气壮如牛?严武得这侮辱，大起杀心，一锤子要将杜甫捶扁。
　　此后严武再想邀请杜甫去当秘书，杜甫宁可再度颠沛流离，也不吃这份不是人吃的秘书饭，其中酸甜苦辣，杜甫已尝过了。
　　(选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