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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取向上，两位诗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泛神论；爱的哲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泰戈尔的散文诗，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之后，他的作品大量地译成汉文。当时翻译的绝大多数是散文诗，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散文诗。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作品，这其中有沈尹默、冰心、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徐志摩的艺术风格与冰心较为接近，同样地追求清新明快和温柔亲切，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但仔细品味，徐志摩过于空灵，他缺乏冰心那种求索人生的不懈和爱国主义的绵绵深情。唯独冰心最得泰戈尔思想和艺术的精髓，成了“最有名神形比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
冰心的诗歌受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而冰心自己也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巢》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歌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憩息的宗教绿洲。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在当时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思想。后来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她的祖父谢子修斯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者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以颂神的形式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制。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無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他的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记录，展现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泛爱哲学的肯定和对神的依赖与崇敬。冰心却不同，虽然冰心诗歌的实质依然是以“爱的宗教哲学”为核心，但是，冰心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爱的肯定和褒扬，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弱小者立言，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把人的本关能转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泰戈尔更注重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冰心则关注的献身理想和献身精神。泰戈尔诗中的泛爱主义是神秘的，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而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却掺杂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冰心的诗歌虽然无法回答人类疾苦的根源，但冰心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到达世界的永生和谐。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虽然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因此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但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的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祗、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台上走下来。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神圣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陛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合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关键词：泛神论；爱的哲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泰戈尔的散文诗，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之后，他的作品大量地译成汉文。当时翻译的绝大多数是散文诗，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散文诗。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作品，这其中有沈尹默、冰心、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徐志摩的艺术风格与冰心较为接近，同样地追求清新明快和温柔亲切，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但仔细品味，徐志摩过于空灵，他缺乏冰心那种求索人生的不懈和爱国主义的绵绵深情。唯独冰心最得泰戈尔思想和艺术的精髓，成了“最有名神形比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
冰心的诗歌受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而冰心自己也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巢》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歌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憩息的宗教绿洲。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在当时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思想。后来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她的祖父谢子修斯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者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以颂神的形式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制。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無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他的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记录，展现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泛爱哲学的肯定和对神的依赖与崇敬。冰心却不同，虽然冰心诗歌的实质依然是以“爱的宗教哲学”为核心，但是，冰心的诗歌更多的是对爱的肯定和褒扬，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弱小者立言，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把人的本关能转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泰戈尔更注重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冰心则关注的献身理想和献身精神。泰戈尔诗中的泛爱主义是神秘的，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而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却掺杂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冰心的诗歌虽然无法回答人类疾苦的根源，但冰心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到达世界的永生和谐。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虽然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因此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但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的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祗、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台上走下来。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神圣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陛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合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