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4年开始进行了长达近60个年头的红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80岁高龄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走近他就走近一座学术上的高峰
　　
　　2011年国庆前夕，多达33卷的《冯其庸文集》，在经过连续两年的紧张编辑、校对后，交至出版社付印。
　　年近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学术领域涉及古典文学、文献、文字、考古、金石书画。
　　几十年来，他坚持把书本文献、地下文物和实际调查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历史悬疑问题，为祖国传统文化研究拓宽了疆域，再造了辉煌！
　　
　　“瓜饭楼”纪念年少时的经历
　　冯其庸先生的书斋取名为“瓜饭楼”。他说：“‘瓜饭楼’这个命名，是为了纪念我年少时的一段苦难经历。那时最难过的是早秋青黄不接的日子，一大半时间是靠南瓜来养活的。但我家自种的南瓜也常常不够吃，多亏了邻居每每采了他家的南瓜送来，才帮助我们勉强度过那些日子。我的书斋起名‘瓜饭楼’，我常常画南瓜，都是因为那段日子让我刻骨铭心。”
　　冯其庸先生最痛苦和感动的记忆是，母亲有时借来一把米，光给孩子们吃，推说自己还有，其实是忍饥挨饿地看着孩子们吃。
　　钱钟书夫人杨绛和冯其庸是无锡老乡，她曾对冯其庸先生说，你比我们更不容易，我们读书是家里安排好的，你是自己闯出来的。
　　在冯其庸先生的求学路上，多次因贫困辍学：幼年失学在家，只能在田头捧读《三国演义》；上了中学又因贫困未能毕业，只能求哥哥给买点儿书回家自学；抗战胜利后，靠教书得来的薪水，考上了苏州美专，读了两个月，苏州美专由无锡搬回苏州，又一次失学；直到进了无锡国专，才系统有序地有了学校教育的机会。
　　冯其庸先生说：“无锡国专的一个特点就是名师多，许多大师级的学者给我们讲课，都有各自的风采。讲《史记》和杜甫的朱东润先生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很足，吟诵的声调每一首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了。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朱先生当时朗诵的样子。冯振心先生开的课是‘说文’，用《段氏说文》作教材，逐字讲解，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以后形成了一种观念，我认为一篇文章，从单个的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都要搞明白，有一个环节弄不清楚，文章就会理解不准确。学校还经常请名家作讲座，开阔学生眼界。我听过钱宾四（钱穆）先生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总之，无锡国专培养了我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确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
　　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中国古典文学时，曾主编了《历代文选》。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成为毛泽东亲自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
　　
　　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
　　给冯其庸先生带来最高学术声誉的当数《红楼梦》研究。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4个字：“正本清源”。
　　这位当代杰出的红学研究大家，在童年曾觉得《红楼梦》婆婆妈妈不堪卒读。1954年，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了批判,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红学的观点，学术界就红学进行了争论，这引起了冯其庸的关注，从此开始了长达近60个年头的红学研究。
　　一部《红楼梦》堪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冯其庸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等红学专著30余种。其中《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他近年来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全面总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是他把目前发现的十几种版本脂砚斋评本全面地汇集在一起，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在《红楼梦》研究中，文本和作者的身世研究是基础性工作。不研究原始抄本，是很难有深刻认识的。但《红楼梦》传抄文本繁多复杂，冯其庸先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着排列出来，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只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
　　作品研究，离不开知人论世，《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开描写的，当然就更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则，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资料一直不多，冯其庸先生通过他独特的“三到”研究：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确认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加上他亲自发现的两篇《曹玺传》、辽阳三碑等重要资料，基本理清了曹雪芹的家谱身世。
　　冯其庸先生科学严谨的研究为这两项基础性工作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
　　冯其庸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不是东鳞西爪的，而是完整的、系统的，无论是他对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还是他对《红楼梦》小说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他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十分完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系统的高起点，被视为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
　　
　　执著浓厚的西域情结
　　进入21世纪，冯其庸先生以80岁高龄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学不应该仅仅反映汉族文化，还应包含其他民族特别是边疆各民族地区的语言、历史、宗教等方面内容，这样的国学才完整。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为致力于西域学研究，冯其庸先生以古稀之年，先后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抵达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深入大沙漠，穿越罗布泊，终于考察清楚了当年唐玄奘从西天取经东归的山口古道，还在唐玄奘东归入境处立了碑。这是唐玄奘回国1355年后的第一次发现，顿时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道：“对我来说，乐大于苦。唐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一直弄不准确，没有可靠依据，只能一段一段查，这次走错了，下次再来。存疑千余年的问题一旦豁然朗然，内心充满快乐和幸福感，那真是像《庄子·至乐》中所说的‘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冯其庸先生在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有时竟干到“东方之既白”。
　　他说：“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我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尽可能多做一些事，以回报祖国，回报人民。”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