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一遇到暴民问题就变得懒惰。当暴民威胁的政权亦为他们反对时，他们就会欢呼这是“人民的力量”，一如发生在中东的情况。但当过激的抗议者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时，一如发生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情形，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这无疑提醒我们什么叫玩火自焚。认为暴民只会站在政治光谱“好”的一边，是非常幼稚的想法——他们的左翼情怀极易引发右翼行动。期待他们为行为设限就更天真了——他们是天生的秩序破坏者。
　　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在阐述此类观点。古典政治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只要条件允许，“多头怪物”就会践踏现有秩序。即便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担忧民主会沦为“暴民统治”。他们认为，人民的意志需要一系列的宪政机制（如制衡机制）和公民文化来约束。更为明智的思想家还提出，这类制约机制一旦遭到破坏，民主就会演变为暴民统治。

| 乌合之众 |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第一部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其中包含对暴民统治的深度思考。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只是暴民统治的另一种称呼，或许起初并不伴随暴力，但同暴民统治一样缺乏制约机制。柏拉图将民主制下的公民类比为市场上的购物者：他们把“五颜六色的外套”买回家后意外地发现，这衣服穿几次后便支离破碎。他指出，民主政体是行为边界的天然测试剂。
　　柏拉图还认为，民主会不可避免地蜕化到无政府状态，因为民主制下，穷人会窃取富人的财物，之后又因挥霍无度导致破产。无政府状态最终会招致专制统治：恃强凌弱之人能与暴民产生共鸣，因为他们都受恶的本能的统治。对柏拉图而言，解决暴民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让监护者统治国家，因为由“哲学王”（译注：在《理想国》的语境中，哲学王不仅具备智识上的天赋，而且从小接受全方位的教育。只有哲学王才能无限地接近真理，掌握知识，从而统治城邦）组成的监护者们自幼接受严苛训练，懂得自我节制，能让智慧高于本能。
　　柏拉图卓越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依据政府的合法组成形式，划分出了三种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分别隐含的缺陷是：残暴专制、挥霍无度和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务实，为防范共和政体蜕化成暴民统治，他提出了两种对策：混合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统治因素，达到约束人民意志的目的;创造庞大的中间阶层，以维系社会稳定，因为他们往往没有野心，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富，也不像富人那样财富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嫉妒。

　　此后的十几个世纪里，后世的思想家们对暴民的看法并无多大改观。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能把暴民打造成摧毁腐朽政权的“破城槌”，聪明的君主或能从混乱中获利。总的来说，社会精英普遍对民众进行了妖魔化解读，给民众起了一系列可怕的名字——“多头怪兽”“贪婪的群众”和“浮躁易变的平民”，这些名字共同催生出“暴民”一词。出于猜忌，他们还创造出能够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施政策略，最著名的莫过于古罗马统治者施于百姓的小恩小惠。不过，发生在美洲大陆和法国的姊妹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理念之上，民众再也不是乌合之众了。

| 姊妹革命 |

　　起初很多人都赞美法国大革命中爆发的“人民的力量”。对于大革命中出现的骚乱，华兹华斯写诗赞道：“活在黎明时代是如此幸运，而拥有青春年华则更是美好。”但很多人后来都改变了想法，因为他们发现，大革命不仅没有释放人性中的善，反而激发了人性中的恶。那些深陷其中的革命者没有被断头台和恐怖统治牵绊，他们的坚持基于以下两项认知：旧政权应该对暴力负责，因为它制造了太多被压抑的仇恨;不流血就无法改变世界。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就是大革命的忠实信徒，尽管在恐怖统治时期，他被囚禁了十个月，险些丧命。
　　大革命引发了保守主义者对暴民统治的猛烈抨击——在恐怖统治达到顶峰前，埃德蒙·伯克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加之后来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使他成为了最早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者。伯克认识到，革命群众的集体心理对社会极其危险。它是“所有状况、意见和群体的怪异组合”，它喜欢野性的放纵——“恐怖的呐喊”“刺耳的尖叫”和“地狱复仇女神的极度憎恨”。它被自己所谓的出于正义的杀戮欲冲昏了头脑，即使体面之人也会变成怪物。伯克预言，大革命的终结将伴随数千人的丧生（包括国王、王后和僧侣），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求又将带来独裁者的崛起。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认为，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制衡机制将人民的权力控制起来，民主制度才能免于成为暴民统治。权力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共享，同时赋予公民广泛的宪政权利。确保参议员享有六年任期，以使他们免受社会问题的一时影响。建国之初的参议员们由州议会任命，而非直接选举产生。最高法院的法官均可终身任职，以此确保他们的职位不受其他权力的影响。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表达了他对暴民统治的担忧。在他看来，单凭宪法不足以从暴民手中拯救民主，必需要有扎根于自治社区的活跃的公民文化（他尤其青睐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文化），以及能够自力更生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公民素质。此外，精英阶层还应担负起社会责任，明白自己的首要职责是“驯化民主”。

| 民主进行曲 |

　　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在19世纪意识到，民主是未来的发展大势。如何应对这一潮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暴民的态度。乐观主义者认为，扩大选举权不仅是题中之义，而且可以驯服暴民。如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言，选举能够同化人群：正如拥有财产能让人更加清醒一样，民主权利也能让人变成负责任的公民。
　　悲观主义者认为，避免暴乱的最好办法是拖延民主的发展进程。英国统治阶层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分阶段推行民主。在他们看来，受尊重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同不受尊重的阶级和无产者有着天壤之别——拥有财产的前者对投票非常负责，后者却只会沉溺于酒精和放荡不羁。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表示：“依据受教育程度，一人至少算作一票，最多可算作三票。”《经济学人》传奇总编沃尔特·白芝浩对社会秩序的坍塌无比担忧，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实施一些君主制下的政策，娱乐大众的同时，分散他们对实际掌权者的注意力。
　　这类悲观主义论调已过时很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的覆灭将西方世界领入民主自信的时代，柏林墙的倒塌更是为民主扩张摁下了加速键。但仍有人继续发出警告——如果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不能健康运行，民主制度仍能蜕化为暴民统治。美国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附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健康的民主制度确实需要以广泛的繁荣为社会基础。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重申了托克维尔的担忧，指出公民文化衰退可能会腐蚀民主。塞缪尔·亨廷顿提醒人们要提防“民主过载”问题：当数量庞大的利益集团对政府提出过多诉求，而政府又无力兑现不断升级的民主承诺时，民主的幻灭便会产生。
　　近年来，对民主持悲觀态度的人越来越多。“阿拉伯之春”中埃及留下的教训警示人们，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民主便会演化成暴民统治。真人秀明星特朗普的当选，引发了有关美国政治制度是否健康的深刻反思。当电视台借助虚假信息和政党分歧来谋取巨额利润时，当政治献金大量存在，阶层分化愈演愈烈时，民主还能存活下去吗？最近的事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民主的“天真时代”在1月6日寿终正寝，是时候走向成熟了，否则二战以来蓬勃发展的民主秩序就会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