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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而“禁酒”则是中国传统酒文化中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它往往同国家意志相关联，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本文以《尚书·酒诰》等数则材料为具体分析内容和文化个案，力图揭示“禁酒文”的丰富性，略窥其背后深刻的社会与文化根源。
关键词：禁酒；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严东（1992-），男，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3
1、引言
酒的产生与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有文人雅士宴会饯别时饮酒赋诗，有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专门著述，在民俗史和文学史的书写中，酒一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古代统治者多从政治角度出发，把饮酒这一日常行为同国家政治命运相联系，催生了“禁酒”的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酒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涉及酒文化或专门对酒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颇丰，主要有：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谢文逸《中国古代陶瓷酒器的发展》，吴传梅的《饮酒与酒文化——酒文化杂谈》、孙婷婷《先秦时期酒文化探析》、徐少华《中国酒与传统文化概论》等。而致力于研究“禁酒”现象的，数量较少，主要有陈兆肆《刍议古代禁酒令》、黄修明《中国古代酒禁论》、夏家骏《历代酒禁与刑法》等寥寥数篇，但这些论文也大多停留在对历代施行“禁酒”现象的列举，对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并未做更多的分析与探讨。
本文从先秦“禁酒”的相关记载中，择取出《尚书·酒诰》篇、《晏子春秋》中晏子劝诫齐王数则材料作为文本细读和分析的对象。目的在于，通过对“禁酒文”的时间、背景以及内容的分析，将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欲窥一斑而知全豹，力图揭示出其文化与社会根源。
2、先秦“禁酒”论
同酒有关的故事可追溯到上古尧舜禹的时代，或以为三皇五帝时代之事不足为征，须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相关材料。《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1]禹在饮下臣子进献之美酒后，敏锐地意识到酒对人巨大的诱惑力，从为君者的角度而言，沉湎于酒或将不利于统治，因此提出了极有远见的“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示。
禹的预见在夏、商两代得到证实。汉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道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2]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3]桀纣很早就被视为以酒亡国的典型，也即意味着古人很早便将“酒”同“祸”联系起来，统治者纵酒或戒酒的取舍便成为统治能否长久的影响因素。
殷周鼎革，原本为殷诸侯之一的周取得了天下。《酒诰》一篇，是周公针对殷人尚酒、总结殷商灭亡经验教訓而发的诰辞，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对于酒的态度和政策，亦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
《酒诰》中涉及到了文王对于“酒”的态度，其具体内容如下：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4]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5]
文王鉴于商纣王荒淫败乱的教训，明确了三个原则：一，酒是祭祀用品，多用于祭祀先祖和天地的场合，平时不常饮；二，祭祀之时饮酒也须有度，要以德自我规范，勿令至醉；三，戒诰的对象是少正、御事等官吏。周人对于祖先神的崇拜意识十分浓厚，因而文王之教里指出祭祀必须要用酒，酒同祭祀这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结合，必然导致从礼——即制度的层面对于酒予以规定。文王接着又说明即使是在祭祀这类可以饮酒的场合，也须有度，防止过度饮酒导致失德。在周时，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酒相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是一种奢侈品，酒是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的，因而文王诰教的对象是众国众士各级官吏。
周公继承了文王的政令，在《酒诰》中他对于用酒和禁酒做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具体内容分别论述如下。用酒的规定：
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6]
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7]
“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伪孔传解释为“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养也”，孔颖达正义疏云：“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虽得其养，有丧家资，则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养，所以善子之行也。”[8]从伪孔传和孔颖达正义来看，这里强调的是“勤商得利，富而得养”，也即子女赡养父母，若没有多余的收益而要厚养，是有损于家产的；倘若子女从事商业活动，“载其所有，求易所无，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这种情况下厚养父母是值得肯定的，厚养父母的“珍异”之物即酒。这表明在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酒仍属于难得的珍异之物，而周公鼓励“以有易无”的原始物物交易活动，稳定了社会局势、促使周从殷周易代的战争中尽快恢复过来。
“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伪孔传解释为“汝大能进老成人之道，则为君矣。如此，汝乃饮食醉饱之道。”孔颖达正义疏云：“释诂云：羞，进也。若以慎酒立教，是大能进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忧，不能醉饱。若能进德，民事可平，故为饮食可醉饱之道。”[9]“耇”即传文中所谓“老成人”，本意为老人，但“老成人”在《尚书》中多次出现，其所指代的多是当时的贤能有智慧的人，是在治国为政方面有才华或有贤德的人。结合孔颖达将“羞”释为“进”，即各阶层的官员要向最高的统治者推荐这些德高望重之人。周公在《酒诰》中的这两条规定，实际上都是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制定的，将酒的用途同国家的政治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禁酒的规定：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10]
周公要坚决予以惩罚的是不符合礼的饮酒情况，即“群饮”，惩处的手段是强硬的“予其杀”。伪孔传释“群饮”为民众群聚饮酒，这是值得商榷的。周公在论述殷纣之罪时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天，诞惟民怨”，所以，“群饮”其实指的是饮酒过度、威仪尽失的情况，殷鉴不远，故周公对于这种饮酒无度的行为是坚决予以禁止的，甚至不惜采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
周公在对待殷朝遗民的时候显示出了大政治家的智慧，“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是在对待以酒犯禁的殷朝遗民时予以包容和教育，孔颖达正义认为殷朝遗民“渐染恶俗，，众官化纣日久，乃沉湎于酒”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公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出于统治稳定的需要。
《酒诰》篇作为明文记载的最早的一篇“禁酒令”，是周初的统治者面对建国之初错综复杂的形式，吸取殷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政令。它是周初社会状况和礼乐文化的一个反应，也是政治意识在关系到普通百姓饮食方面的直接体现。
从社会层面来说，周初尚处于农业社会的低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酒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因此周公作《酒诰》所面对的对象是王公大臣，是当时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群体；作为后起而夺得天下的新兴族群，周人对于殷纣王因酒亡国的事情认识非常深刻，认为过度饮酒导致的朝政混乱朝纲废弛，是统治迅速衰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文化层面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将国家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纳入到礼的体系之中，对民众饮酒行为和社会酒事活动予以严格控制管理，把饮酒行为纳入到“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这种意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提供了圣贤的历史依据；周公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饮酒亡国”的基本文化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禁酒”现象不仅存在于统治者与民间的关系之中，从“酒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出发，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臣子对于君主也多有关于实行“禁酒”的谏言。《晏子春秋》中记载了数则晏子谏戒景公饮酒的篇目，如：
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11]
晏子曰：“古之饮酒也，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男女群乐者，周觞五献，过之者诛。君身服之，故外无怨治，内无乱行。今一日饮酒，而三日寢之，国治怨乎外，左右乱乎内。以刑罚自防者，劝乎为非；以赏誉自劝者，惰乎为善；上离德行，民轻赏罚，失所以为国矣。愿君节之也！”[12]
晏子直言以谏景公饮酒的故事，是臣子对君王提出的规劝，目的在于谏戒景公荒纵无度的生活，避免引起统治的动摇。不同于《酒诰》的自上而下，这是自下而上的谏议。核心在于第一则以“礼”的规范来劝诫景公；第二则是在要求景公饮酒以度，并以桀纣亡国的历史教训为证。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晏子以“礼”来谏止齐景公的荒饮，他说“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晏子的重礼思想既是礼乐文化的产物，也是齐国社会形势的结果，他把礼视为扭转齐国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强大武器，因此他赋予了礼极高的地位。晏子试图恢复礼的约束力的尝试，从《晏子春秋》的记载来看，效果也仅限于一时，否则晏子也不至于再三进谏，晏子的努力最终仍被历史滚滚而前的车轮碾过。
西周初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的分裂与征伐，思想的解放与控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这一绵长的历史时期的特征。这些变革在社会生活中留下鲜明的烙印，“禁酒”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也随着时代而有不同的成因与内涵。
一，从生产力的层面来说，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粮食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先秦时期，生产力欠发达，农业产量本就不高，酿酒的技术也不够精约，两相结合，酿酒往往会耗费大量的粮食。因此，“禁酒”的推行是有其客观的生产力的原因的。
二，西周初到春秋战国“禁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推行“禁酒”的统治者将“酒”同政治意识相关联，认为酒会导致亡国或招来灾祸。“饮酒亡国”，将饮酒行为同国家的政治命运联系起来，也就为从国家层面上予以立法禁酒提供了依据。
三，周公颁《酒诰》，既诰之以酒礼与酒德，又采用刑杀的政策来约束饮酒行为；晏子试图在礼乐崩坏的时候恢复礼对景公的约束力。“禁酒”现象是礼文化与法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西周初至春秋战国，不同时期都有“禁酒”现象，而实际的施行结果是并未完全彻底地做到禁酒。酒文化就在“禁”与“弛”的政策中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3、结语
酒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禁酒”现象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本文通过简短的分析，略窥其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底蕴。由于水平有限，在很多方面浅尝辄止，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各家对“禁酒”现象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与有益的探索。
注释：
[1][汉]刘向编：《战国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济南：齐鲁书社，2005，第266页.
[2][汉]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2页.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05页.
[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49页.
[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1页.
[6][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2页.
[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3页.
[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页.
[9][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页.
[1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61页.
[11][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页.
[12][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3页.
参考文献：
[1][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汉]刘向编：《战国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济南：齐鲁书社，2005.
[5][汉]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黄修明.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关键词：禁酒；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严东（1992-），男，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03
1、引言
酒的产生与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有文人雅士宴会饯别时饮酒赋诗，有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专门著述，在民俗史和文学史的书写中，酒一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古代统治者多从政治角度出发，把饮酒这一日常行为同国家政治命运相联系，催生了“禁酒”的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酒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涉及酒文化或专门对酒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颇丰，主要有：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谢文逸《中国古代陶瓷酒器的发展》，吴传梅的《饮酒与酒文化——酒文化杂谈》、孙婷婷《先秦时期酒文化探析》、徐少华《中国酒与传统文化概论》等。而致力于研究“禁酒”现象的，数量较少，主要有陈兆肆《刍议古代禁酒令》、黄修明《中国古代酒禁论》、夏家骏《历代酒禁与刑法》等寥寥数篇，但这些论文也大多停留在对历代施行“禁酒”现象的列举，对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并未做更多的分析与探讨。
本文从先秦“禁酒”的相关记载中，择取出《尚书·酒诰》篇、《晏子春秋》中晏子劝诫齐王数则材料作为文本细读和分析的对象。目的在于，通过对“禁酒文”的时间、背景以及内容的分析，将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欲窥一斑而知全豹，力图揭示出其文化与社会根源。
2、先秦“禁酒”论
同酒有关的故事可追溯到上古尧舜禹的时代，或以为三皇五帝时代之事不足为征，须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相关材料。《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1]禹在饮下臣子进献之美酒后，敏锐地意识到酒对人巨大的诱惑力，从为君者的角度而言，沉湎于酒或将不利于统治，因此提出了极有远见的“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示。
禹的预见在夏、商两代得到证实。汉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道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2]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3]桀纣很早就被视为以酒亡国的典型，也即意味着古人很早便将“酒”同“祸”联系起来，统治者纵酒或戒酒的取舍便成为统治能否长久的影响因素。
殷周鼎革，原本为殷诸侯之一的周取得了天下。《酒诰》一篇，是周公针对殷人尚酒、总结殷商灭亡经验教訓而发的诰辞，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对于酒的态度和政策，亦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
《酒诰》中涉及到了文王对于“酒”的态度，其具体内容如下：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4]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5]
文王鉴于商纣王荒淫败乱的教训，明确了三个原则：一，酒是祭祀用品，多用于祭祀先祖和天地的场合，平时不常饮；二，祭祀之时饮酒也须有度，要以德自我规范，勿令至醉；三，戒诰的对象是少正、御事等官吏。周人对于祖先神的崇拜意识十分浓厚，因而文王之教里指出祭祀必须要用酒，酒同祭祀这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结合，必然导致从礼——即制度的层面对于酒予以规定。文王接着又说明即使是在祭祀这类可以饮酒的场合，也须有度，防止过度饮酒导致失德。在周时，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酒相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是一种奢侈品，酒是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的，因而文王诰教的对象是众国众士各级官吏。
周公继承了文王的政令，在《酒诰》中他对于用酒和禁酒做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具体内容分别论述如下。用酒的规定：
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6]
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7]
“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伪孔传解释为“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养也”，孔颖达正义疏云：“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虽得其养，有丧家资，则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养，所以善子之行也。”[8]从伪孔传和孔颖达正义来看，这里强调的是“勤商得利，富而得养”，也即子女赡养父母，若没有多余的收益而要厚养，是有损于家产的；倘若子女从事商业活动，“载其所有，求易所无，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这种情况下厚养父母是值得肯定的，厚养父母的“珍异”之物即酒。这表明在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酒仍属于难得的珍异之物，而周公鼓励“以有易无”的原始物物交易活动，稳定了社会局势、促使周从殷周易代的战争中尽快恢复过来。
“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伪孔传解释为“汝大能进老成人之道，则为君矣。如此，汝乃饮食醉饱之道。”孔颖达正义疏云：“释诂云：羞，进也。若以慎酒立教，是大能进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忧，不能醉饱。若能进德，民事可平，故为饮食可醉饱之道。”[9]“耇”即传文中所谓“老成人”，本意为老人，但“老成人”在《尚书》中多次出现，其所指代的多是当时的贤能有智慧的人，是在治国为政方面有才华或有贤德的人。结合孔颖达将“羞”释为“进”，即各阶层的官员要向最高的统治者推荐这些德高望重之人。周公在《酒诰》中的这两条规定，实际上都是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制定的，将酒的用途同国家的政治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禁酒的规定：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10]
周公要坚决予以惩罚的是不符合礼的饮酒情况，即“群饮”，惩处的手段是强硬的“予其杀”。伪孔传释“群饮”为民众群聚饮酒，这是值得商榷的。周公在论述殷纣之罪时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天，诞惟民怨”，所以，“群饮”其实指的是饮酒过度、威仪尽失的情况，殷鉴不远，故周公对于这种饮酒无度的行为是坚决予以禁止的，甚至不惜采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
周公在对待殷朝遗民的时候显示出了大政治家的智慧，“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是在对待以酒犯禁的殷朝遗民时予以包容和教育，孔颖达正义认为殷朝遗民“渐染恶俗，，众官化纣日久，乃沉湎于酒”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公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出于统治稳定的需要。
《酒诰》篇作为明文记载的最早的一篇“禁酒令”，是周初的统治者面对建国之初错综复杂的形式，吸取殷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政令。它是周初社会状况和礼乐文化的一个反应，也是政治意识在关系到普通百姓饮食方面的直接体现。
从社会层面来说，周初尚处于农业社会的低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酒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因此周公作《酒诰》所面对的对象是王公大臣，是当时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群体；作为后起而夺得天下的新兴族群，周人对于殷纣王因酒亡国的事情认识非常深刻，认为过度饮酒导致的朝政混乱朝纲废弛，是统治迅速衰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文化层面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将国家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纳入到礼的体系之中，对民众饮酒行为和社会酒事活动予以严格控制管理，把饮酒行为纳入到“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这种意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提供了圣贤的历史依据；周公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饮酒亡国”的基本文化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禁酒”现象不仅存在于统治者与民间的关系之中，从“酒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出发，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臣子对于君主也多有关于实行“禁酒”的谏言。《晏子春秋》中记载了数则晏子谏戒景公饮酒的篇目，如：
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11]
晏子曰：“古之饮酒也，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男女群乐者，周觞五献，过之者诛。君身服之，故外无怨治，内无乱行。今一日饮酒，而三日寢之，国治怨乎外，左右乱乎内。以刑罚自防者，劝乎为非；以赏誉自劝者，惰乎为善；上离德行，民轻赏罚，失所以为国矣。愿君节之也！”[12]
晏子直言以谏景公饮酒的故事，是臣子对君王提出的规劝，目的在于谏戒景公荒纵无度的生活，避免引起统治的动摇。不同于《酒诰》的自上而下，这是自下而上的谏议。核心在于第一则以“礼”的规范来劝诫景公；第二则是在要求景公饮酒以度，并以桀纣亡国的历史教训为证。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晏子以“礼”来谏止齐景公的荒饮，他说“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晏子的重礼思想既是礼乐文化的产物，也是齐国社会形势的结果，他把礼视为扭转齐国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强大武器，因此他赋予了礼极高的地位。晏子试图恢复礼的约束力的尝试，从《晏子春秋》的记载来看，效果也仅限于一时，否则晏子也不至于再三进谏，晏子的努力最终仍被历史滚滚而前的车轮碾过。
西周初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的分裂与征伐，思想的解放与控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这一绵长的历史时期的特征。这些变革在社会生活中留下鲜明的烙印，“禁酒”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也随着时代而有不同的成因与内涵。
一，从生产力的层面来说，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粮食是影响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先秦时期，生产力欠发达，农业产量本就不高，酿酒的技术也不够精约，两相结合，酿酒往往会耗费大量的粮食。因此，“禁酒”的推行是有其客观的生产力的原因的。
二，西周初到春秋战国“禁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推行“禁酒”的统治者将“酒”同政治意识相关联，认为酒会导致亡国或招来灾祸。“饮酒亡国”，将饮酒行为同国家的政治命运联系起来，也就为从国家层面上予以立法禁酒提供了依据。
三，周公颁《酒诰》，既诰之以酒礼与酒德，又采用刑杀的政策来约束饮酒行为；晏子试图在礼乐崩坏的时候恢复礼对景公的约束力。“禁酒”现象是礼文化与法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西周初至春秋战国，不同时期都有“禁酒”现象，而实际的施行结果是并未完全彻底地做到禁酒。酒文化就在“禁”与“弛”的政策中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3、结语
酒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禁酒”现象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本文通过简短的分析，略窥其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底蕴。由于水平有限，在很多方面浅尝辄止，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各家对“禁酒”现象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与有益的探索。
注释：
[1][汉]刘向编：《战国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济南：齐鲁书社，2005，第266页.
[2][汉]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2页.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05页.
[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49页.
[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1页.
[6][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2页.
[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3页.
[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页.
[9][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54页.
[1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61页.
[11][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页.
[12][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3页.
参考文献：
[1][春秋]晏婴（撰）：《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汉]刘向编：《战国策》，卷二十三，《魏策》二，济南：齐鲁书社，2005.
[5][汉]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黄修明.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