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寒夜》是巴金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控诉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是巴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文化与人生思考探索的形象化总结。本文从知识女性受到重视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影响为视角，深入探讨小说表现出的人在困境中的思想行为表现，分析引入中国后的西方文化对人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关键词：巴金 西方个人主义 困境 思想行为 影响
20世纪30年代巴金在著名长篇小说《家》中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家庭伦理的激烈抨击，控诉着封建礼教制度下旧家庭的罪恶，以站在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的决裂态度对儒家文化予以否定，旗帜鲜明地对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文化精神进行了全面肯定和赞颂，作品最后以觉慧前往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上海结尾。然而，在巴金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中，该作品虽然延续了巴金一直以来对文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但不同于《家》的是，巴金在《寒夜》中进行了更为冷静客观、深入辩证的思考。
一、曾树生身上的文化象征符号
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主的租界。随着大量欧美国家移民的迁入，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亚洲最繁华的金融中心，西方文化旋即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遇时最主要的价值冲突”。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求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而倡导个性解放的主张，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吻合。鲁迅先生最早正面介绍了西方个人主义。其后，陈独秀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公开肯定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并提出“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巴金在小说中没有介绍曾树生的身世，只写明了她与丈夫汪文宣一起在上海上的大学，是学教育的。曾树生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的缺席处理，割断了曾树生在文化传承上的血脉关系，使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显得更为纯粹。小说对曾树生大学前的经历也略去不谈，只强调了形成人生观、世界观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随后又一直在上海生活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才逃难至重庆。学教育的曾树生在上海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在西方殖民文化的耳濡目染下，作为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她身上势必体现出鲜明的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西方文化特色。同时，巴金还点明事件发生时曾树生三十四岁。此时的曾树生其言行不再有年轻人的冲动，思想更加成熟，也更加理性，从而能进一步展示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对其思想行为的深刻影响。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的正面影响
首先，表现为突出的追求个性自由、人性尊严与价值的独立人格意识。曾树生崇尚个性自由，努力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迫束缚，要求平等、独立，不做丈夫汪文宣的附属物，不受家庭的任何约束。她在银行做事，经济独立，社交自由。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放着自己的私人钱财物品，其收入不全部拿出來作为家庭开支，强调自我支配。虽已结婚多年，儿子也已经十三岁了，但她不以夫姓冠名，对外依然以“曾小姐”称呼。她要求家庭生活中要有做人的尊严，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她反抗婆婆汪母的权威，绝不忍受婆婆的责骂。她对汪文宣说：“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当她到兰州后，汪文宣要她写长信向婆婆汪母道歉，她愤而回信相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让她“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来换取美满的婚姻生活，简直是在做梦。
其次，西方个人主义倡导“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己及人的利他行为”以及“自制自律的人格”。正因为如此，当曾树生发觉汪文宣的防空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时，虽然空袭警报的汽笛已经拉响，但她却冒险回家送防空证，并催促他们早点进防空洞。她虽然经常和陈主任在一起玩乐，但并没有出轨行为，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当日本人把战火烧到临近重庆时，曾树生首先想到“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这一点也符合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推崇的易卜生所说的“救出自己”。易卜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道：“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所以，曾树生在“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像潮似的涌上她的心头”时，最终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使其决定“救出自己”，跟随陈主任离开重庆到兰州。但同时，她心里很清楚这个贫寒的家庭急需要钱，所以又不断寄钱回来。即使在向汪文宣提出离婚后，汪文宣请她不要再汇款，可是她仍然很理性地坚持按月汇款。美国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安·兰德（Ayn Rand），就强调作为理性自私的道德的基本准则是：正如生命自身就是目的，同样，每一个活着的人自身也是目的，而不是实现他人目的或者福利的手段。因此，人必须为自己而活着，既不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能为自己而牺牲他人。
三、西方文化对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
《寒夜》是巴金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巴金虽然猛烈地抨击一切权威的束缚，倡导个性自由，但追求生活真实的真诚写作态度又使他在作品中避免了以自己的主观情感来美化人物、美化生活。“《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却十分真实”。曾树生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意识，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充满了活力，表现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现代精神。然而，巴金也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由与家庭责任感结合松散等问题，在作品中毫不回避地予以反映。母子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人际关系，母亲与儿子之间相互依恋牵挂的心理是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原本应该相当亲密的母子关系却因曾树生追求个性自由而变得淡漠，母子形同路人。曾树生和许多新女性一样，把母性看作是附属男人们的表现。她为了享受自由，拒绝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照顾孩子，以至于同事陈主任知道她有丈夫和婆婆，却不知道她还有个儿子。汪文宣对这对母子冷漠的关系也非常清楚，“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思想使得曾树生不会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她认为儿子“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曾树生曾经就离婚问题对汪文宣说：“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当她最终抛下年幼的儿子、重病在身的丈夫和年迈的婆婆，跟随陈主任到兰州去时，巴金将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人性中自私冷酷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以曾树生为代表的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与传统文化决裂转而接受西方文化“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过程中，也接受了现代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使他们认同西方消费意识形态，并在其影响下夸大了金钱的作用。曾树生认为可以用金钱代替母爱，尽自己做母亲的责任，所以花了大笔钱送儿子小宣进贵族学校，却很少关心儿子的身心发展，偶尔流露出的母爱则让孩子感到诧异突然，受宠若惊。她虽然不爱陈主任，但陈主任能满足她需要的物质消费，带她去咖啡厅、舞厅、餐厅。这种追求物质、娱乐的西式消费方式本身在曾树生看来就是幸福生活，并认为自己有权利追求幸福。信仰的丧失，战时社会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进一步强化了曾树生追求及时享乐的思想。她总是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最后决定“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
“为自己而活着就意味着实现自己的幸福是个人的最高道德目标”。曾树生遵循着这一准则，她对自己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行为和消费意识有着清楚的认识，在到兰州后向汪文宣提出离婚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曾树生面对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强烈的带有鲜明西方文化色彩的个人抗争。
巴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塑造具有强烈女性意识觉醒的新女性时，也注意到了新女性在挣脱传统封建社会男权思想压迫的同时，转而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沦落为商品，成为被消费对象的生活困境。年轻漂亮、充满活力的曾树生表面上看是在大川银行工作，其实只是用来作为流行时尚的摆设商品——“花瓶”。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花瓶”已成为报纸杂志对机构公司聘请漂亮的女性用作摆设、装点门面的这类职业的特有称谓。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由此可见，人们消费商品时不仅仅是在消费商品本身具有的内涵价值，同时还在消费该商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汪文宣在重庆贫困潦倒时带着怨愤说的一句“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表明了汪文宣战前曾经也是富有的、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反映出现代都市文化中人们对这种商品消费象征意义的普遍认同。在银行工作的陈主任，与曾树生在一起除吃喝玩乐外没有精神上的共鸣，追求曾树生并不是因为真正地爱上曾树生，而是来自上海现代大都市的曾树生已经被赋予了新潮漂亮、时尚浪漫的商品符号意义。所以，巴金在《谈（寒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曾树生和陈主任“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揭示出这种消费文化对知识女性的伤害。
综上所述，巴金在《寒夜》中除了控诉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还以知识女性为代表展示了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受不同文化影响的表现。“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腦际”“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巴金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带着复杂的情感通过小说塑造了曾树生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了重视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对人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此，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自己“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除了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外，应该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或许困惑的巴金当时也不知道答案，所以《寒夜》结尾为：“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关键词：巴金 西方个人主义 困境 思想行为 影响
20世纪30年代巴金在著名长篇小说《家》中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家庭伦理的激烈抨击，控诉着封建礼教制度下旧家庭的罪恶，以站在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的决裂态度对儒家文化予以否定，旗帜鲜明地对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文化精神进行了全面肯定和赞颂，作品最后以觉慧前往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上海结尾。然而，在巴金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中，该作品虽然延续了巴金一直以来对文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但不同于《家》的是，巴金在《寒夜》中进行了更为冷静客观、深入辩证的思考。
一、曾树生身上的文化象征符号
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主的租界。随着大量欧美国家移民的迁入，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亚洲最繁华的金融中心，西方文化旋即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遇时最主要的价值冲突”。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求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而倡导个性解放的主张，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吻合。鲁迅先生最早正面介绍了西方个人主义。其后，陈独秀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公开肯定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并提出“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巴金在小说中没有介绍曾树生的身世，只写明了她与丈夫汪文宣一起在上海上的大学，是学教育的。曾树生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的缺席处理，割断了曾树生在文化传承上的血脉关系，使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显得更为纯粹。小说对曾树生大学前的经历也略去不谈，只强调了形成人生观、世界观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随后又一直在上海生活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才逃难至重庆。学教育的曾树生在上海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在西方殖民文化的耳濡目染下，作为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她身上势必体现出鲜明的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西方文化特色。同时，巴金还点明事件发生时曾树生三十四岁。此时的曾树生其言行不再有年轻人的冲动，思想更加成熟，也更加理性，从而能进一步展示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对其思想行为的深刻影响。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的正面影响
首先，表现为突出的追求个性自由、人性尊严与价值的独立人格意识。曾树生崇尚个性自由，努力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迫束缚，要求平等、独立，不做丈夫汪文宣的附属物，不受家庭的任何约束。她在银行做事，经济独立，社交自由。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放着自己的私人钱财物品，其收入不全部拿出來作为家庭开支，强调自我支配。虽已结婚多年，儿子也已经十三岁了，但她不以夫姓冠名，对外依然以“曾小姐”称呼。她要求家庭生活中要有做人的尊严，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她反抗婆婆汪母的权威，绝不忍受婆婆的责骂。她对汪文宣说：“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当她到兰州后，汪文宣要她写长信向婆婆汪母道歉，她愤而回信相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让她“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来换取美满的婚姻生活，简直是在做梦。
其次，西方个人主义倡导“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己及人的利他行为”以及“自制自律的人格”。正因为如此，当曾树生发觉汪文宣的防空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时，虽然空袭警报的汽笛已经拉响，但她却冒险回家送防空证，并催促他们早点进防空洞。她虽然经常和陈主任在一起玩乐，但并没有出轨行为，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当日本人把战火烧到临近重庆时，曾树生首先想到“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这一点也符合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推崇的易卜生所说的“救出自己”。易卜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道：“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所以，曾树生在“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像潮似的涌上她的心头”时，最终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使其决定“救出自己”，跟随陈主任离开重庆到兰州。但同时，她心里很清楚这个贫寒的家庭急需要钱，所以又不断寄钱回来。即使在向汪文宣提出离婚后，汪文宣请她不要再汇款，可是她仍然很理性地坚持按月汇款。美国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安·兰德（Ayn Rand），就强调作为理性自私的道德的基本准则是：正如生命自身就是目的，同样，每一个活着的人自身也是目的，而不是实现他人目的或者福利的手段。因此，人必须为自己而活着，既不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能为自己而牺牲他人。
三、西方文化对中国新女性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
《寒夜》是巴金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巴金虽然猛烈地抨击一切权威的束缚，倡导个性自由，但追求生活真实的真诚写作态度又使他在作品中避免了以自己的主观情感来美化人物、美化生活。“《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却十分真实”。曾树生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意识，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充满了活力，表现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现代精神。然而，巴金也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由与家庭责任感结合松散等问题，在作品中毫不回避地予以反映。母子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人际关系，母亲与儿子之间相互依恋牵挂的心理是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原本应该相当亲密的母子关系却因曾树生追求个性自由而变得淡漠，母子形同路人。曾树生和许多新女性一样，把母性看作是附属男人们的表现。她为了享受自由，拒绝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照顾孩子，以至于同事陈主任知道她有丈夫和婆婆，却不知道她还有个儿子。汪文宣对这对母子冷漠的关系也非常清楚，“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思想使得曾树生不会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她认为儿子“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曾树生曾经就离婚问题对汪文宣说：“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当她最终抛下年幼的儿子、重病在身的丈夫和年迈的婆婆，跟随陈主任到兰州去时，巴金将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人性中自私冷酷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以曾树生为代表的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与传统文化决裂转而接受西方文化“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过程中，也接受了现代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使他们认同西方消费意识形态，并在其影响下夸大了金钱的作用。曾树生认为可以用金钱代替母爱，尽自己做母亲的责任，所以花了大笔钱送儿子小宣进贵族学校，却很少关心儿子的身心发展，偶尔流露出的母爱则让孩子感到诧异突然，受宠若惊。她虽然不爱陈主任，但陈主任能满足她需要的物质消费，带她去咖啡厅、舞厅、餐厅。这种追求物质、娱乐的西式消费方式本身在曾树生看来就是幸福生活，并认为自己有权利追求幸福。信仰的丧失，战时社会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进一步强化了曾树生追求及时享乐的思想。她总是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最后决定“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
“为自己而活着就意味着实现自己的幸福是个人的最高道德目标”。曾树生遵循着这一准则，她对自己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行为和消费意识有着清楚的认识，在到兰州后向汪文宣提出离婚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曾树生面对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强烈的带有鲜明西方文化色彩的个人抗争。
巴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塑造具有强烈女性意识觉醒的新女性时，也注意到了新女性在挣脱传统封建社会男权思想压迫的同时，转而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沦落为商品，成为被消费对象的生活困境。年轻漂亮、充满活力的曾树生表面上看是在大川银行工作，其实只是用来作为流行时尚的摆设商品——“花瓶”。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花瓶”已成为报纸杂志对机构公司聘请漂亮的女性用作摆设、装点门面的这类职业的特有称谓。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由此可见，人们消费商品时不仅仅是在消费商品本身具有的内涵价值，同时还在消费该商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汪文宣在重庆贫困潦倒时带着怨愤说的一句“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表明了汪文宣战前曾经也是富有的、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反映出现代都市文化中人们对这种商品消费象征意义的普遍认同。在银行工作的陈主任，与曾树生在一起除吃喝玩乐外没有精神上的共鸣，追求曾树生并不是因为真正地爱上曾树生，而是来自上海现代大都市的曾树生已经被赋予了新潮漂亮、时尚浪漫的商品符号意义。所以，巴金在《谈（寒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曾树生和陈主任“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揭示出这种消费文化对知识女性的伤害。
综上所述，巴金在《寒夜》中除了控诉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还以知识女性为代表展示了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受不同文化影响的表现。“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腦际”“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巴金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带着复杂的情感通过小说塑造了曾树生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了重视个人价值的西方文化对人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此，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说自己“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除了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外，应该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或许困惑的巴金当时也不知道答案，所以《寒夜》结尾为：“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