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引导中国走上了与人类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的现代化道路。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少有像样的理论，没有精心的设计；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法治国家的建设经常遭遇人治的干扰；特权垄断势力坐大，形成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唯经济主义的思想导致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无法进行有效的信仰重建、文明重建，也没有在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致使社会公德意识无法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总体上“好”的方面占了主流。但是，近年来某些“坏”的方面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反弹，甚至有人担心：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
　　具体而言，有人忧心忡忡：
　　——举世公认市场经济是民有经济，政府不能成为市场主体，否则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形成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但是，目前出现了大规模“国进民退”的势头，在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往往处境艰难甚至被强制低价收购。 ——目前一些地方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不再承诺“司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要求律师“讲政治”，这是否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地方政府不公正地处置为毒奶粉受害儿童维权、为四川地震豆腐渣建筑受害者维权的人士，打击维权律师、打击上访含冤人员，这是否会导致新的不和谐?
　　——哪怕是微小碎步的政治改革，现在也少有实质性的行动；在政治、文化领域，一些正常地讨论时事、政治、社会问题的博客、论坛、网站被地方当局大规模地关闭，海外网站及奥运期间一度开放的境外媒体网站很多被屏蔽。人们还担心通信自由遭到破坏：在扫黄的同时，手机短信会否被监控，手机及电话会否被非法窃听，电子邮件会否被破坏或窃取?
　　但愿以上观点只是某些关心国是命运的人们的猜测，现实中我国并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倒退，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全盘国有、计划经济、人治专制、剥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道路，因此，留给中国的正确选择只有一个：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业，铸造“新改革开放”的时代；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全方位改革，废除特权与垄断，保障民权以改善民生，保障社会正义以弘扬道德。
　　为此必须停止“国进民退”的进程，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廉洁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停止对于司法、律师业的行政干预，保障其应有的独立性；地方政府部门停止对于维权律师、维权工作者、上访人员的打压、停止以言定罪的错误做法，致力于建立宽容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突破口是放开新闻监督、包括放开网络言论监督。媒体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放开媒体监督，让人民群众说话、申冤，天也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会更加信任政府。
　　进行人大代表直选，实现人大代表的非官化、专职化，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弹劾罢免官员、审查财政预算决算的细项、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符合宪法，容易操作。
　　此外，中国还要确立分权和维权的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赋予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从财政上、组织上确立法院、检察院、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的独立性；切实保障公民的财产权、话语权、生存权、迁徙权、组织权、罢工权、抗议权、选举权、参与管理权、平等谈判权、社会保障权、集体诉讼权、司法救济权，等等。
　　中国还应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确立社会正义优先、平等权利第一的理念，提高官德，弘扬公德；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应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通过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以树立官德。
　　我们认为，面对某些反改革开放的逆流，只要中央政府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还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会以实际行动表明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这将是中国之福、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