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经济体表现出像墨西哥这么大的悖论。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危机后，墨西哥实行了果断改革，这理应让它走上高速增长之路。它采取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经济政策自由化、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于教育，并施行创新政策消灭贫困。
　　从很多角度看，这些改革收到了成效。宏观经济实现了稳定，国内投资占GDP之比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近三年。也许最显著的收益在对外部门。出口从占GDP的5%大涨至30%，外国直接对墨投资占GDP之比增长了两倍。
　　但关键的指标—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却令人非常失望。1996年以来，人均经济增长水平的平均值大大低于1.5%，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如果说要寻找一个注定成为经济发展新主流模范的国家，那一定是墨西哥。然而这个国家卻连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赶不上。原因何在？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墨西哥经济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一问题被称为“两个墨西哥”。大部分墨西哥工人仍然在“非正式”企业工作—特别是那些员工得不到薪酬合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率只有那些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型现代企业的几分之一。
　　令人震惊的是，在墨西哥自由化改革期间，这一两极分化反而恶化了。本文作者之一圣地亚哥·莱维的研究表明，非正式企业吸收的经济资源比重越来越大。1998—2013年，非正式部门累计就业增长高达115%，而正式部门只有6%。在资本方面，非正式部门的累计增长幅度为134%，而正式部门为9%。
　　证据表明，许多低生产率企业得以存活，而高生产率企业却烟消云散。生产率的不平衡，以及因此导致的配置不当情况，在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在恶化。结果，墨西哥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为何结构性变化反而会抑制增长，原因尚不明确。一个可能的相关因素是墨西哥的并行式社会保险制度。正式部门中的企业和工人必须缴纳医疗保险、退休金和其他员工福利。但由于工人低估了这些福利的价值，结果它成为纯粹的正式就业税。
　　相反，在非正式企业，非正式工人可以免费获得类似的医保和退休金福利。结果是正式就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惩罚，而非正式就业受到了补贴。
　　另一个可能性伴随第一种解释而生。墨西哥迅速开放进口导致其经济分岔，一边是数量相对较少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赢家，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作为残余就业源而存在的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和零售贸易业）。由于墨西哥缺少类似于东亚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政策，现代企业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扩张。全球化的受益者通常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用能促进新经济活动的政策来对全球化进行补充，更倾向于实施利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利于金融的政策，以及采取强调高生产率就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不管这些说法中哪一个正确，显然墨西哥的增长问题并非来自宏观经济不稳定、缺少外国竞争，或人力资本不足。事实上，教育的回报率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在于高技能工人的供给速度快于需求，而这又是因为非正式企业不需要高技能工人。
　　最后一点，着眼于效率的改革，其效果被那些将太多资源系统性地引向非正式企业，从而给正式企业制造障碍的因素所抵消。而在美国总统煽动性话语的影响下，墨西哥国内的讨论焦点难以避免地围绕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上。但如果决策者要想抓住重点，那么在这一流程完成后，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抑制墨西哥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可以汲取两个教训。首先，这些经济体在太长一段时间里沉溺于开放国际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价格自由化以及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这些改革能够促进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转变时，会起到效果—通常要和其他改革一起进行。而如果它们不能促进有利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转变，或者当政策事与愿违地起到了遏制它们的效果，结果将是令人失望的。
　　第二个教训是，国家需要密切关注社会保险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和工人的行为。抛却良好的初衷不论，结果可能是生产率低的经济细分部门得到了补贴，而生产率高的细分部门被扣了税。
　　墨西哥表明，成功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基于现成的改革图纸。相反，它们需要目标明确的因国而异的改革—这些改革要能消除现代部门扩张的实际壁垒，以及与结构转变相适应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