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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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环境的发展,持续改变着社会的劳动体系。信息技术和移动服务的普及,让人们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从事远程工作——只要那里有电和稳定的Wi-Fi就行。对于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生活质量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拥有豪华房产、高档汽车或名贵服装,而是看他能否自由往来于世界各地,一年四季都住在气候宜人的环境中。这些人自称“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跟自愿降低生活标准、过着隐居式慢生活的人不同,数字游民不急于放弃职业抱负,也不会为了宁静的生活而牺牲工作。相反,他们会利用现代科技协调自己在各方面的需求。

| 远程工作需要的技能跟上班族一样 |

巴维尔·科诺诺夫

巴维尔·科诺诺夫,26岁,数字项目策划人


  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电脑,所以很快就熟悉了IT业务。在接受职业经理人培训之后,我意识到社会需要兼具这两种技能的人才:IT公司需要的专家不该只会摆弄服务器,还得擅长跟别人谈论IT那些事。刚开始我走的是传统路线——去公司上班。我的工作效率很高,一小时就能干完所有的活儿,剩下的时间只能在办公室里干坐着。有一次,当我开着贷款买来的汽车,在莫斯科拥堵的街道上緩慢前行时,心想再也不能这样了。但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因此我决定:暂时休整一下,弄清自己的想法。后来,我找了份远程工作,半年后去了泰国。

  没人为你制定时间表,也没人给你分派任务、指定办公地点,全凭自觉。远程工作让我体会到自由的感觉。

  其实,远程工作需要的技能跟上班族一样,没人教你该怎么做。在床上办公的做法只能维持两周,之后你就会觉得抑郁,因为床是仅适于睡觉和放松的地方。你慢慢就会明白,过有规律的生活多么重要,否则就不会有高效的工作。没人为你制定时间表,也没人给你分派任务、指定办公地点,一切全凭自觉。远程工作让我体会到自由的感觉。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新的家园,而不是供游客暂时落脚的地方。只要感到无聊,我就会搬走。这样的生活证明,舒适的环境是存在于你内心的。
  有时候,搬到另一个城市是逃避问题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在新的地方,大脑会瞬间转变思路,因为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而有趣。然而你得当心了,因为问题并未消失。我不愿习惯于逃避,于是我改变了只在每个城市停留两三个月的做法,下定决心在一个地方至少待一年。眼下我住在法国,用的是侨民签证,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只要放下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找到理想住所的念头,我就感到特别轻松。现在我还说不准是否会永远当个数字游民,但这种生活确实给我提供了想住哪儿就住哪儿的机会。

|“居无定所”是每个数字游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

列娜·萨哈罗娃

列娜·萨哈罗娃,商业作家、记者、文案创作班培训人


  两年前,我在莫斯科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热爱旅游,因此我的生活就是努力工作,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休假上,然后再重新工作,期待着下一次旅行。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变的循环。在内心深处,我渴望那种能有更多时间去海边冲浪,同时又能赚钱的生活。当时我已经做了五年的记者,还在公关部门干过两年。我积累了不少人脉,跟很多编辑部、广告代理和市场营销人员都有联系,但我知道,当一名远程工作的记者是很难的,因此我把赌注押在了文案策划上。工作之余,我私下为客户撰写材料,并为搬去巴厘岛作准备。我从没去过那儿,但我觉得这会是个好主意。
  对经理说出“我要辞职”,是件可怕的事。回家后,环顾四周,我意识到已无路可退。可今后会怎样,我一无所知,脑子里冒出了100个劝自己不要这么做的理由。我大哭了一场,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并告诉自己:“我做得没错!如果情况不妙,我随时都可以回来。”
  还在莫斯科时,我就在博客上写东西,还向网友提供贴文选题方面的建议。他们不但写贴文,还经常请我作评论或编辑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把他们的贴文发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看看怎样才能写得更好。有一天,朋友问我为何不办个培训班,教大家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写得更生动有趣。于是,我真的办了一个培训班,成了10个人的写作指导老师。我研究了所有妨碍人们坚持写作的错误做法和疑虑。我发现,要想把生活写得生动有趣,重要的是得珍惜和热爱生活。就这样,一年半的功夫,我的文案培训班壮大起来。
  数字游民,指的是边旅行边在途中工作的人。我以这种模式在巴厘岛生活了一年,后来又去了拉丁美洲。8个月的时间里,我到过11个国家,包括墨西哥和智利。事实上,旅行、工作和写博客,三者同时进行,累得我筋疲力尽。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最难克服的是焦虑不安的感觉。你总是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每三周就能换一个国家,听起来挺不错,但其实每到一个地方,你都得买新的手机卡或当地适用的转换插头,还得兑换现金,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你始终在找住处、买车票,还总得上网,可当你刚找到这些东西时,就又得搬家了。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会耗尽你的全部精力,因为1/3的时间都花在了适应环境和恢复体力上。

| 数字游民不可耻!|

尼基塔和阿娜斯塔西娅·库伊莫夫夫妇

尼基塔和阿娜斯塔西娅·库伊莫夫夫妇,30岁,“替班驿站”数字游民协会创始人


  我们是八年前开始频繁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寻找自我。读完心理学和国际航天法硕士学位后,我俩都意识到,我们并不想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而是想利用旅游这种方式,成为更具独立精神的人,见识不一样的世界,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想干的事。目前的远程工作,是在经营了季节性买卖(做漂亮的枞树球)两年后开始的。我们会在一年中花四个月的时间做这件事,余下的日子就轻轻松松地度过,干些别的。
  不停搬家肯定会让人感到疲惫,因为周围的一切始终在变化,很难提高效率。在正常环境中,只需操心晚饭吃什么、闲暇时间怎么过,而在旅途中,万事都得考虑周全,比如你会担心遭到抢劫或者被骗。总之,你得重新审视所有的生活条件,这相当费神。因此,结伴而行很重要。我俩总是一起旅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外。于是,我们就想到创建一个数字游民协会,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找到情感支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团体,为的是让自己的生活和周遭世界有所改变。对数字游民来说,团体的意义尤其重要。一个人独自生活是很难获得幸福的,与社会脱节只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当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时,人们就会增加解决某些困难的动力。交换认知的同时,你自己也会快速成长起来。
  数字游民在80后和90后当中比较普遍,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在最近的五到十年间过着循規蹈矩的生活,比如按揭买房、贷款买车、签署长期劳动合同等。对我们来说,尝试新的生活、拥有丰富多彩的体验更为重要。也许我们比较晚熟,但事实上,我们只想活得更主动、更独立、更有个性罢了。当你作出有别于前辈的选择时,的确得花些时间弄清楚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在日本公司工作过,在夏威夷和纽约住过,还在菲律宾的佛寺给儿童上过课。这一切都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如此多姿多彩,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是多么正常的事!
  “替班驿站”的使命之一,是使数字游民的生活规范化,因为不管怎样,亲人、社会大众和宣扬传统生活方式的人总会表示反对。在看到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之后,你就会明白,当一个数字游民并不可耻。相反,勉为其难地去上班,过不想要的生活,不敢冒险尝试能鼓舞你的事,不敢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开心幸福,才是最让人痛心的。
  [编译自俄罗斯《风格》]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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