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曹礼吾，是在曹聚仁的回忆录中。曹聚仁称他为“《世说新语》中人物”，许为生平知己。这位会喝酒、会吟诗、会写蝇头小楷，长身玉立、宛若池中白鹤的“魏晋人物”，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后来，因研究需要，我接触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周刊，在资料整理过程中，曹礼吾再一次进入了我的世界。
　　曹礼吾，湖南长沙人，与曹聚仁相识于孤山文澜阁，同做蠹鱼工作。那时，曹礼吾和自己的女学生魏慎先私奔，漂泊到湖上，由此才结识曹聚仁。而后共同创立《涛声》周刊，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曹聚仁曾明确指出曹礼吾是《涛声》创刊时少数几个人之一：“这少数的几个人，除了我自己，还有四弟李鯈和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冈诸兄。”然而，翻阅《涛声》周刊，竟找不到一篇署名为曹礼吾或与其名字相关的文章。这使我很困惑。唯一的解释就是曹礼吾使用了笔名。在检索《涛声》文章目录后，一个早期频频出现的作者——“窳君”逐渐引起我的注意。为了查找证据，我又重新查阅曹聚仁的相关著作，终于，在一篇名为《题曹礼吾〈糺纕室诗存〉》的文章中找到了线索。《涛声》首期末篇《糺纕室零林》的署名，正是“窳君”。此外，曹聚仁文中还提到曹礼吾写了一篇名为《咻咻》的文章，果然，《涛声》第一卷第五期中即载有此文，署名正是“窳君”。由此，“窳君”曹礼吾正式浮出水面。幸运的是，在查找“窳君”是曹礼吾笔名证据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曹礼吾的另一个笔名——“雨群”。曹聚仁曾写有《曹雨群赣居杂诗》一文，内指出曹雨群即是曹礼吾。而《涛声》创刊号首篇即是署名“雨群”的《离亭燕》，以《涛声》创刊时仅有的几人来看，此“雨群”很可能就是曹礼吾。
　　对于曹礼吾，研究者着眼不多，因为其人所留文字甚少，仅一本《鲁迅旧体诗臆说》留世。其他，则多散见在学报及民国刊物上。“礼吾的学识很广博，笔下本来不错，只要把他自己所谈的记了下来，便是好的散文、小品，正如西晋的乐广”，以曹聚仁对其的推崇来看，曹礼吾的诗文自有特色。可惜的是，曹聚仁所言已经影印行世的《糺纕室诗存》，我始终未见。
　　曹礼吾在湖南时曾和罗黑芷等人一起办过文学刊物《零星》，“我们邀集了几个朋友，组织了后来人家要打倒的所谓浪漫文学刊物《零星》”，到了上海后由曹聚仁介绍入暨南大学教书，并先后任《涛声》、《芒种》的编委，在《涛声》、《申报·自由谈》、《论语》等处撰稿。林语堂《论语文选》中即选有曹礼吾的《春假记游》。
　　《涛声》周刊是曹礼吾撰稿最勤、所留文字最多的刊物。因和曹聚仁关系莫逆，且是自家刊物，自然格外用心。據不完全统计，曹礼吾在《涛声》上用“窳君”笔名撰写了《糺纕室零林》、《教书匠》（一、二）、《秋兴四首》、《咻咻》、《晚眺》、《他人的话》、《谈话体诗》、《题〈朱新水集〉》、《雏》、《不寐》、《湖南人》、《艺术与烂泥》等诗文，用“雨群”撰写了《离亭燕》，此外还有和曹聚仁、陈子展共同讨论问题的文章，如《新诗座谈》等。
　　曹礼吾以诗名，新旧诗均有研究。《涛声》虽说是《尝试集》以后的产物，可并不排斥旧诗。《涛声》1933年2月18日第二卷第六期，登有曹礼吾《不寐》一诗：“时钟的的吟残更，隆隆四壁皆鼾声，饥鼯跳梁浑未已，寒灯油尽惨不明。霜威逼窗风猎猎，远市鸡声乱明灭，惊起朦胧隔院鸡，凄其啼断一墙月。”
　　1927年，曹礼吾正在孤山文澜阁做馆员，钻故纸堆，照理应是悠闲的。然而，从“残更”、“惨”等字眼来看，无不透露着凄婉。或许是有感于此一年政治之大变化、生活之乱离，亦可能如曹聚仁所说，当时“我们的精神每每老过我们的年纪”。“旧诗人所写的，大多是中年人的情调，感伤夹上一点牢骚，如此而已。礼吾也是懂得新诗意境的人，但一染笔于旧诗，便来了一腔子的中年情调，即写家国兴亡之感，也脱不了陆放翁式的感慨”。或许曹聚仁此言，正是对曹礼吾诗最好的注释吧。
　　1933年8月19日，《涛声》二周年纪念特大号，刊有曹礼吾《湖南人》一文。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全文前半部分以诗歌的形式为我们呈现出湖南人的种种特点，后半部分则接以杂文对湖南人的特点及对国民党湖南政府的“剿匪”进行冷嘲热讽。结合曹礼吾《谈活体诗》等文，此文可以看作其在诗文结合方面的尝试。试看诗歌部分节录：
　　摹仿都市的型，充满农村的味，即使穿着西装，挺直躯干，放开大步，其实还是怯生生的；在吃了西餐以后，回去还得吃蛋炒饭，那是湖南人。
　　吃辣要吃朝天椒，喝酒要喝陈谷烧，吃苦要吃苦瓜条，永远站到尖端，不知道什么叫中庸之道的，那是湖南人。
　　……
　　你说他文章不好他得生气，你说他文章好他得红脸，无端的和你抬杠，回头又向你赔罪的，那是湖南人。
　　一个人木讷，两个人争执，三个人相骂相打，那是湖南人。
　　……
　　曹礼吾在《谈活体诗》中批评张凤的《五月集》“古典及旧的辞藻用得太多了一点”，认为新诗没什么新的改变，仍在“求所谓音数的整齐，分行也奇怪得可以”。《湖南人》则是他对新诗的理解。曹礼吾曾说：“我的心情，早已是散文的了；关于诗，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显然，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是不同的，对诗歌追求“音乐美、建筑美、形式美”是不屑的。他的诗即是文。并且，他的诗文，从某一方面来讲，有极强的斗争性。《湖南人》前半部分用诗歌刻画湖南人，后半部分则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对其在“剿匪”期间的种种作为提出批判。当然，这种斗争性是隐匿在幽默地嘲讽背后的：“听说我们的何主席励精图治，快要天下太平。是的，治绩在报纸也看见一些的，例如通电呈请查禁《陈匪独秀》以及胡适之所提倡的白话文，主张教育部取缔小学教科书中所谓赤化文字等等，都是有关世道人心的事情……”
　　嘲讽，是曹礼吾杂文的一大特色。他虽是看透世情、随遇而安的“魏晋人物”，下笔却毫不留情。笔之所向，刀之所指。即便在生活中，但凡有看不惯之事，也必以嘲讽予以打击。“有一回，那是1926年，国民革命军初到长沙，许多战士把‘我们的校长’当作夸耀自己的本钱。他听得实在厌烦了，也就接二连三地说：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那些同志听了，不觉肃然起敬，有人向他请教：‘你是黄埔第几期？’他一本正经回道：‘我是长郡第一期，我们那时，也有一位校长！’”刊在《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三期副刊《曼陀罗》上的《艺术与烂泥》，即延续了这种嘲讽。《艺术与烂泥》以讽刺弄虚作假、空讲理论的艺术家为切入点，大谈“烂泥”之妙用，认为要摧毁一切既成势力，“烂泥”之力量要重于理论。曹礼吾不点明“烂泥”究竟为何？只是幽默地给它下了个定义：“烂泥云者，积水成潦，土为水化则成泥泞，湖南人不曰泥泞而曰烂泥，虽似贬词，盖深明乎泥泞之性德者也。它的妙用在糟，在脏，在软，在黏，在有弹性，二统括之则在烂。”并举楚霸王垓下突围后陷于大泽、为汉兵追及为例，说明任何人见了“烂泥”都会失败。最后，更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所谓烂泥者，并非是一意孤行；如果有正确的纠弹和参证，能加增烂泥的妙用，烂泥是必当接受来增加自己的力量的。因为烂泥虽然能使对方受困，它的容受性却也大得非凡，我们何曾见一淖泥泞，不许其他的水加入呢？如果它不接受其他的水，它的命运也只有受炎威的压迫，由坼裂以至而成为硬化的沙土而已。”由此，“烂泥”为何已经呼之欲出。
　　曹礼吾生于1901年，1966年去世。其妻魏慎先，即魏猛克之姐。抗战末期，身为“左联”及“民盟”要角之一的魏猛克在昆明遭捕，“慎先一时心急，七日七夜不能入睡，神经就此失常”。曹礼吾一生坎坷，领着疯妻幼女，战时辗转各地；后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等校任教。“文革”时，曹礼吾遭遇多次抄家，文稿遗失殆尽。现仅存《鲁迅旧体诗臆说》一稿，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