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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试图攀附资源来创业的草根，决策时会不由自主地降低风险的权重。子墨集团创始人洪俊在2008年与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在商业地产项目上合作时即有类似体现：“很多事情是这样，如果我什么都考虑到，那这个机会就不是我的了。”
也因为草根们没见过“世面”，合作伙伴能量之间的悬殊对比，会让创始人心里先是一阵晕眩，其后还会衍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小幸福感。比如求职帮创始人朱郁丛在2011年与联通合作时的心情：“有这么大的平台作支撑，蓝领招聘这事儿一定能成。”
创业需要经历的未知实在太多。若不时刻提防自己明天会死于谁手，创始人恐怕就会把自己前进的方向交给别人（比如下文提到的联通和地方政府）。对试图靠创新来创业的人而言，真正严肃的问题只有一个，明天你的企业是生是死。创业者把自己的生死问题寄托于他人，这样的创业难有大成。
创始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理当如此），已属不易。如何左右联通的行为？如果联通出了些许错讹……依据墨菲法则，这结论就豁然开朗：他人一定会出错，而你的企业就会死亡。
不过，创业是自己的事儿，把所有的失败经验看遍，也无法准确预测自己面对与联通合作、依靠地产参与时代“大事”时的激动心情会如何影响自己的创业方向。如朱郁丛所说，“你真正遇上了失败，在上面栽过跟头，痛过，你才真的会往心里去。”亲身演绎这个逻辑链条的案例堪称无数，庞大、闪耀如12580（参见《创业家》2010年4月刊封面文章 《异种12580》）。后续案例想必还会继续出现。
对朱郁丛而言，这次经历颇为惨痛。他损失了80万元积蓄，损失了作为搜房网家居集团大区总经理的收入。2011年8月起至今，他还无法给家人带来稳定的安全感。洪俊价值超过5亿元的地产项目悬而未决，直接损失即超过7000余万元。他负债累累，几乎破产。他位于上海的房、车全被债主拿去抵押，洪得习惯依靠地铁上下班。
但这段经历也正在成为创始人的财富。朱郁丛现在觉得，资源依附型创业者并不拥有真正的创业心态。洪俊的总结是，不要想着依靠别人来快速做大自己的企业，很多地产公司的老板10年前这样发起来，这种事情只有以前可以，以后是不能做。
2009年年底，搜房网的某些硬性指标并不适合纽交所的要求，比如旗下的家居集团只有21个分公司，若要按计划在2010年10月份左右上市，家居集团的分公司数得开到50家左右。这个任务，落到了搜房网大区总经理朱郁丛的身上。
超过半年的时间内，朱在全国各地大开分公司。他没回北京，管理大小杂事，累得够呛，也发现了创业机会：把家居信息更精准地传递给消费者。
但他想到了自己此前开餐厅的记忆：特别难招人。招聘被认为是能成就10亿美元级公司的垂直信息领域，再加上中国数以亿计的草根打工族仍严重依赖乡邻、朋友介绍等传统方式找工作，如果能革新他们接触信息的方式，不难看出其中广阔的市场前景。朱认为，扩大蓝领信息接触面的机会，现阶段仍只有打电话具备可操作性。显然，蓝领们更信任官方号码。
朱的求职帮设计的用户画面是：蓝领拨114求职，114收集用户的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验等信息，其后再把合适的工作信息以短信发送给蓝领。而114隶属于联通。
在朱看来，求职帮寻找企业资源，联通天然具备渠道推广的能力。幸运的是，朱有个朋友看好该项目，向联通推荐了求职帮。2011年9月左右，朱与联通导航中心洽谈了合作。“我们开了几次碰头会，把这个产品做了提案。联通也觉得这是个好产品，商务利益、营销设计，都没有问题。”
联通的支持让朱郁丛心动。五六年前他与合伙人依靠人际关系，从银行的积分兑换礼品项目上小赚了一笔。这段经历让朱决定与联通合作，摒弃在家居领域创业的思路。因为“在中国，有的时候资源是制胜的。”朱颇为看好此次创业，“能借助联通的个平台，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应该比较高。”
朱郁丛一边进行调研，一边招兵买马搭建网站、数据系统，准备与联通对接。联通则向朱郁丛承诺了推广力度、资源投入等条款。2012年7月，双方开始试运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联通推广的效果跟我预期差了很多，用户反馈率远低于我做调研时的数据，恨不得差了10倍。”朱郁丛心慌了。他本以为由联通加持的这次创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不可能出什么问题。他压根没考虑过企业的生死问题，也没有任何应急预案。
要命的是现金流紧张。朱郁丛2011年8月离职创业时，离搜房网上市时间过近，他的期权只兑现了“极少一点”。朱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他用于创业的80万元是自己的身家。而求职帮一个月的运营成本为6～7万元，2012年夏天朱郁丛已经花掉了70余万元。
联通将推广力度翻倍，但求职帮收到的短信营销的反馈依然不变，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正常的逻辑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宣传推广翻倍的话，曲线至少也该有相应的增长。”联通告诉朱郁丛，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这样吧”。
朱没法儿接受自己孤注一掷创业的结果，这位创始人已经失去了方向。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求职帮在中关村租着50多平米的办公室，员工还有9个人。朱不敢回去面对员工的眼神。尽管联通给不出答案，但他宁愿去联通待着。
如此一周过去。朱开始反思，“联通也不是推诿，还不能把我的失败赖给联通”。的确，民营企业依托国有企业创业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创始人不能将自己的未来锁定于小概率事件之上，他得将失败作为创业的前提接受下来。以此观之，朱认为自己还未进入创业状态。
“以前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有资源来做推广，就考虑投入多少、回报多少，但会选择性地忽略风险，或者降低判断时的权重。我觉得大方向没问题就可以做了，做完了再说。”
在蔡文胜的建议下，朱郁丛放弃了与联通的合作，决心从线下再试一次蓝领招聘。他前往江西老家寻找用户，希望将他们带到此前洽谈好的企业去，但村子里的人担心朱郁丛干的是传销。他几乎颗粒无收。2013年春节，蓝领招工最旺的季节刚过，朱郁丛将求职帮转与他人，放弃了这次创业。
他打算先去大公司做经理人以再做图谋。痛定思痛，他承认借力联通来挣钱的想法过于天真。“资源看上去是个饼，但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坑，因为一旦资源出问题的话，你这个事儿也就不存在。这次栽得比较狠，失败我认了。”
2007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带着招商引资的目的找到洪俊，希望他的子墨集团能入驻位于杭州市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土地上建一座酒店。
子墨集团不大，资产额不过数千万元。洪俊2003年创立这间园林公司以来，并没有房地产从业经验，但洪认为余杭区政府的提议是子墨集团进军商业地产的机会。他一直想快速做大企业的规模。洪跟余杭区政府沟通：“你拿块地，我给你投资。政府要宾馆，那就造宾馆。但我要做的是花木基地，是市场。”双方达成共识，宾馆与花木基地可以合二为一，建一座建筑面积为9.2万平方米的涉农商业地产。洪估计它如今市值超过5亿元。
这栋楼大概让洪看到了自己从小商人晋级干大事者的机会。他找来国研中心等处的专家研究自己基地的方向。专家们认为中国缺少茶叶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洪的花木基地若以中国绿茶第一市场来运作，农业总部经济的概念可行。要成为中国绿茶第一市场，余杭区的资质明显不足。但洪俊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市场可以创造市场。”
他相信头衔和其暗示意味。洪俊说，“国家级的专家提出这个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 尽管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五证仍然不全，这个余杭区当年的重点项目还是快速通过了立项流程。2008年6月21日的奠基仪式之后，洪就开始边施工边销售。洪称这个“违规情况”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默许，“一个分管的副区长口头承诺，‘同意你们打第一个砖’。”
洪生于1963年，浙江金华人，上海恒大集团 （不是许家印的公司）前副总。他业务员出身，长于招商引资、开拓市场，在老东家有救火队长的称号。这位前救火队长从副区长处捕捉到的暗示是：你可以销售，但要尽快，几个月卖完后，他就能收场。
2009年夏天之前，子墨集团已将农业总部基地的楼宇售卖出了几百间。问题来了，商户发现自己所购商铺的证件并不齐全，他们开始投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能拿到房产证吗？”
2009年浙江卫视报道后，经杭州市政府牵头，余杭区政府与相关部门试图协调证件问题。子墨集团缴纳了罚款，2010年夏天到来前办好了除房产证之外的四证。回忆当初，洪仍不愿将自己划离弱势群体的范畴，“名气比较大了，就发生矛盾”。但洪评价“政府这个干涉也是对的”。子墨集团仍继续修建它的大楼，直到2011年10月25日。
这一天，招纳洪俊前来的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通知子墨集团前去取通知。这份通知要求子墨集团停止一切营业活动。洪俊和子墨集团“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法院判决我们要给其中施工队赔500多万，而我有两个施工队。我整个项目有1亿多的融资是跟民间资本借的，最低的利息是2分，7分、8分我也借过，就是按照2分算的话，我每个月是200万的利息，停工至今15个月也有3000万。我预售出2亿多的合同，当初说是要给商户每年8%的回报，这就是2300万左右，还不包括违约金。再加上我15个月来的工资等开支，差不多也是1000万。停工造成我们直接损失大概有7000多万，差不多每天有15万就扔到黄浦江里去了。”
洪俊表示，高新区示范中心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并没有执法权，停止营业的通知并无印章，而且“政府的这个中心没有给我们原件，（他们）文件都作假……他们当时骗我们，说企业公章暂时在他们这里保管一下，需要的时候来盖章，最后不还给你了……律师认为这是侵权”。示范中心的负责人则告诉洪，“你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证件问题），我们是在帮助你。先不要请律师，如果要打官司，我们就不管你这个事了。”
自2009年4月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双规后，杭州官场震动连连，当初做口头承诺的副区长已被双规。洪表示自己“没有给副区长钱，我要送他一个1万多块的礼品，他说喝瓶酒、抽包烟可以，这个是真的不要。他进去主要是以前的事情，大概几十万块钱。他还是比较良政的”。此时，高新示范中心的领导在2011年也已换人。
洪表示理解：“前副区长是要做政绩，我们要做业绩，这个人出事以后，后人就不理前人事嘛；这个事情是无头公案，找谁也找不到的。”
他同时表示无奈：“它不让你卖房子，但要你退钱给商户，我之前销售的目的是回笼资金，造后面几万平米的房子，现在资金链全部断掉了呀，（这么要求我）本身就是一条死路啊。”
子墨集团也试图启动工程，但2012年夏天开始，洪俊称自己经历了被锁门、员工被讨债公司威胁、砸办公桌等事件，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子墨集团从40人左右减至8人，“就是留下来看看门，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有将近七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
洪认为自己用数千万元撬动价值5亿元的商业地产，将附近地价从数百元炒至1万元的结果惹人眼红，“用这样的方法去赚钱，还轮得到你？政府要让你死的话一分钟的事，让你活也是一分钟的事。现在这样停工是把我腾空吊起来，让我自己去死，这样它不是没责任了吗？”余杭区试图拍卖这栋大楼，洪认为这会损失掉债权人的大部分利益，只会中饱个别人的私囊。
洪颇觉冤枉，他想到了余杭区的历史，“余杭是发生小白菜冤案的地方，当地这种事大大小小是非常多的。”洪选择性地忽视了领导的口头承诺和当初的违规行为，他大概觉得在当下的中国，他的行为仍属善良和正义的范畴，“我认为我站在正道上，但人间正道是沧桑，要修成正果是不容易的。”
不过，他仍说了一句不无暗讽自己意味的话：“口头承诺，最后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个事情从商业上的角度，我们不去说什么。”
也因为草根们没见过“世面”，合作伙伴能量之间的悬殊对比，会让创始人心里先是一阵晕眩，其后还会衍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小幸福感。比如求职帮创始人朱郁丛在2011年与联通合作时的心情：“有这么大的平台作支撑，蓝领招聘这事儿一定能成。”
创业需要经历的未知实在太多。若不时刻提防自己明天会死于谁手，创始人恐怕就会把自己前进的方向交给别人（比如下文提到的联通和地方政府）。对试图靠创新来创业的人而言，真正严肃的问题只有一个，明天你的企业是生是死。创业者把自己的生死问题寄托于他人，这样的创业难有大成。
创始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理当如此），已属不易。如何左右联通的行为？如果联通出了些许错讹……依据墨菲法则，这结论就豁然开朗：他人一定会出错，而你的企业就会死亡。
不过，创业是自己的事儿，把所有的失败经验看遍，也无法准确预测自己面对与联通合作、依靠地产参与时代“大事”时的激动心情会如何影响自己的创业方向。如朱郁丛所说，“你真正遇上了失败，在上面栽过跟头，痛过，你才真的会往心里去。”亲身演绎这个逻辑链条的案例堪称无数，庞大、闪耀如12580（参见《创业家》2010年4月刊封面文章 《异种12580》）。后续案例想必还会继续出现。
对朱郁丛而言，这次经历颇为惨痛。他损失了80万元积蓄，损失了作为搜房网家居集团大区总经理的收入。2011年8月起至今，他还无法给家人带来稳定的安全感。洪俊价值超过5亿元的地产项目悬而未决，直接损失即超过7000余万元。他负债累累，几乎破产。他位于上海的房、车全被债主拿去抵押，洪得习惯依靠地铁上下班。
但这段经历也正在成为创始人的财富。朱郁丛现在觉得，资源依附型创业者并不拥有真正的创业心态。洪俊的总结是，不要想着依靠别人来快速做大自己的企业，很多地产公司的老板10年前这样发起来，这种事情只有以前可以，以后是不能做。
没有预案的创业
2009年年底，搜房网的某些硬性指标并不适合纽交所的要求，比如旗下的家居集团只有21个分公司，若要按计划在2010年10月份左右上市，家居集团的分公司数得开到50家左右。这个任务，落到了搜房网大区总经理朱郁丛的身上。
超过半年的时间内，朱在全国各地大开分公司。他没回北京，管理大小杂事，累得够呛，也发现了创业机会：把家居信息更精准地传递给消费者。
但他想到了自己此前开餐厅的记忆：特别难招人。招聘被认为是能成就10亿美元级公司的垂直信息领域，再加上中国数以亿计的草根打工族仍严重依赖乡邻、朋友介绍等传统方式找工作，如果能革新他们接触信息的方式，不难看出其中广阔的市场前景。朱认为，扩大蓝领信息接触面的机会，现阶段仍只有打电话具备可操作性。显然，蓝领们更信任官方号码。
朱的求职帮设计的用户画面是：蓝领拨114求职，114收集用户的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验等信息，其后再把合适的工作信息以短信发送给蓝领。而114隶属于联通。
在朱看来，求职帮寻找企业资源，联通天然具备渠道推广的能力。幸运的是，朱有个朋友看好该项目，向联通推荐了求职帮。2011年9月左右，朱与联通导航中心洽谈了合作。“我们开了几次碰头会，把这个产品做了提案。联通也觉得这是个好产品，商务利益、营销设计，都没有问题。”
联通的支持让朱郁丛心动。五六年前他与合伙人依靠人际关系，从银行的积分兑换礼品项目上小赚了一笔。这段经历让朱决定与联通合作，摒弃在家居领域创业的思路。因为“在中国，有的时候资源是制胜的。”朱颇为看好此次创业，“能借助联通的个平台，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应该比较高。”
朱郁丛一边进行调研，一边招兵买马搭建网站、数据系统，准备与联通对接。联通则向朱郁丛承诺了推广力度、资源投入等条款。2012年7月，双方开始试运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联通推广的效果跟我预期差了很多，用户反馈率远低于我做调研时的数据，恨不得差了10倍。”朱郁丛心慌了。他本以为由联通加持的这次创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不可能出什么问题。他压根没考虑过企业的生死问题，也没有任何应急预案。
要命的是现金流紧张。朱郁丛2011年8月离职创业时，离搜房网上市时间过近，他的期权只兑现了“极少一点”。朱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他用于创业的80万元是自己的身家。而求职帮一个月的运营成本为6～7万元，2012年夏天朱郁丛已经花掉了70余万元。
联通将推广力度翻倍，但求职帮收到的短信营销的反馈依然不变，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正常的逻辑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宣传推广翻倍的话，曲线至少也该有相应的增长。”联通告诉朱郁丛，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这样吧”。
朱没法儿接受自己孤注一掷创业的结果，这位创始人已经失去了方向。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求职帮在中关村租着50多平米的办公室，员工还有9个人。朱不敢回去面对员工的眼神。尽管联通给不出答案，但他宁愿去联通待着。
如此一周过去。朱开始反思，“联通也不是推诿，还不能把我的失败赖给联通”。的确，民营企业依托国有企业创业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创始人不能将自己的未来锁定于小概率事件之上，他得将失败作为创业的前提接受下来。以此观之，朱认为自己还未进入创业状态。
“以前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有资源来做推广，就考虑投入多少、回报多少，但会选择性地忽略风险，或者降低判断时的权重。我觉得大方向没问题就可以做了，做完了再说。”
在蔡文胜的建议下，朱郁丛放弃了与联通的合作，决心从线下再试一次蓝领招聘。他前往江西老家寻找用户，希望将他们带到此前洽谈好的企业去，但村子里的人担心朱郁丛干的是传销。他几乎颗粒无收。2013年春节，蓝领招工最旺的季节刚过，朱郁丛将求职帮转与他人，放弃了这次创业。
他打算先去大公司做经理人以再做图谋。痛定思痛，他承认借力联通来挣钱的想法过于天真。“资源看上去是个饼，但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坑，因为一旦资源出问题的话，你这个事儿也就不存在。这次栽得比较狠，失败我认了。”
政府要让你死，一分钟的事
2007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带着招商引资的目的找到洪俊，希望他的子墨集团能入驻位于杭州市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土地上建一座酒店。
子墨集团不大，资产额不过数千万元。洪俊2003年创立这间园林公司以来，并没有房地产从业经验，但洪认为余杭区政府的提议是子墨集团进军商业地产的机会。他一直想快速做大企业的规模。洪跟余杭区政府沟通：“你拿块地，我给你投资。政府要宾馆，那就造宾馆。但我要做的是花木基地，是市场。”双方达成共识，宾馆与花木基地可以合二为一，建一座建筑面积为9.2万平方米的涉农商业地产。洪估计它如今市值超过5亿元。
这栋楼大概让洪看到了自己从小商人晋级干大事者的机会。他找来国研中心等处的专家研究自己基地的方向。专家们认为中国缺少茶叶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洪的花木基地若以中国绿茶第一市场来运作，农业总部经济的概念可行。要成为中国绿茶第一市场，余杭区的资质明显不足。但洪俊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市场可以创造市场。”
他相信头衔和其暗示意味。洪俊说，“国家级的专家提出这个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 尽管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五证仍然不全，这个余杭区当年的重点项目还是快速通过了立项流程。2008年6月21日的奠基仪式之后，洪就开始边施工边销售。洪称这个“违规情况”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默许，“一个分管的副区长口头承诺，‘同意你们打第一个砖’。”
洪生于1963年，浙江金华人，上海恒大集团 （不是许家印的公司）前副总。他业务员出身，长于招商引资、开拓市场，在老东家有救火队长的称号。这位前救火队长从副区长处捕捉到的暗示是：你可以销售，但要尽快，几个月卖完后，他就能收场。
2009年夏天之前，子墨集团已将农业总部基地的楼宇售卖出了几百间。问题来了，商户发现自己所购商铺的证件并不齐全，他们开始投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能拿到房产证吗？”
2009年浙江卫视报道后，经杭州市政府牵头，余杭区政府与相关部门试图协调证件问题。子墨集团缴纳了罚款，2010年夏天到来前办好了除房产证之外的四证。回忆当初，洪仍不愿将自己划离弱势群体的范畴，“名气比较大了，就发生矛盾”。但洪评价“政府这个干涉也是对的”。子墨集团仍继续修建它的大楼，直到2011年10月25日。
这一天，招纳洪俊前来的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通知子墨集团前去取通知。这份通知要求子墨集团停止一切营业活动。洪俊和子墨集团“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法院判决我们要给其中施工队赔500多万，而我有两个施工队。我整个项目有1亿多的融资是跟民间资本借的，最低的利息是2分，7分、8分我也借过，就是按照2分算的话，我每个月是200万的利息，停工至今15个月也有3000万。我预售出2亿多的合同，当初说是要给商户每年8%的回报，这就是2300万左右，还不包括违约金。再加上我15个月来的工资等开支，差不多也是1000万。停工造成我们直接损失大概有7000多万，差不多每天有15万就扔到黄浦江里去了。”
洪俊表示，高新区示范中心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并没有执法权，停止营业的通知并无印章，而且“政府的这个中心没有给我们原件，（他们）文件都作假……他们当时骗我们，说企业公章暂时在他们这里保管一下，需要的时候来盖章，最后不还给你了……律师认为这是侵权”。示范中心的负责人则告诉洪，“你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证件问题），我们是在帮助你。先不要请律师，如果要打官司，我们就不管你这个事了。”
自2009年4月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双规后，杭州官场震动连连，当初做口头承诺的副区长已被双规。洪表示自己“没有给副区长钱，我要送他一个1万多块的礼品，他说喝瓶酒、抽包烟可以，这个是真的不要。他进去主要是以前的事情，大概几十万块钱。他还是比较良政的”。此时，高新示范中心的领导在2011年也已换人。
洪表示理解：“前副区长是要做政绩，我们要做业绩，这个人出事以后，后人就不理前人事嘛；这个事情是无头公案，找谁也找不到的。”
点评：
@丁德泽-民营企业研究：【资源诚可贵，千万别成瘾！】 创业者得上资源依赖症后，一但资源中断，创业成果将毁于一旦。
@沈阳-娜娜：时至今日，寻找市场潜在需求，引领市场消费理念，这才是市场经济下企业应该探索的道路。
他同时表示无奈：“它不让你卖房子，但要你退钱给商户，我之前销售的目的是回笼资金，造后面几万平米的房子，现在资金链全部断掉了呀，（这么要求我）本身就是一条死路啊。”
子墨集团也试图启动工程，但2012年夏天开始，洪俊称自己经历了被锁门、员工被讨债公司威胁、砸办公桌等事件，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子墨集团从40人左右减至8人，“就是留下来看看门，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有将近七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
洪认为自己用数千万元撬动价值5亿元的商业地产，将附近地价从数百元炒至1万元的结果惹人眼红，“用这样的方法去赚钱，还轮得到你？政府要让你死的话一分钟的事，让你活也是一分钟的事。现在这样停工是把我腾空吊起来，让我自己去死，这样它不是没责任了吗？”余杭区试图拍卖这栋大楼，洪认为这会损失掉债权人的大部分利益，只会中饱个别人的私囊。
洪颇觉冤枉，他想到了余杭区的历史，“余杭是发生小白菜冤案的地方，当地这种事大大小小是非常多的。”洪选择性地忽视了领导的口头承诺和当初的违规行为，他大概觉得在当下的中国，他的行为仍属善良和正义的范畴，“我认为我站在正道上，但人间正道是沧桑，要修成正果是不容易的。”
不过，他仍说了一句不无暗讽自己意味的话：“口头承诺，最后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个事情从商业上的角度，我们不去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