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宣传部门对于影视创作持越来越宽松的政策，只要你不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各类题材都可以播映，其中“帝王将相”的题材尤其集中。但是一宽松，就出现了过滥的情况。针对这种现状，《文汇报》记者写了一篇《荧屏“戏说”太离谱》的文章进行批评，其中写道：
　　
　　“在电视剧《少年包青天》中，包公有了一位名叫‘凌楚楚’的红颜知己，年轻貌美，武功超群。在另一部包公戏中，包拯不仅有了妻室，还纳了‘小妾’，晚年得子，尽享天伦。”
　　
　　
　　文章认为：包公“纳了‘小妾’，晚年得子”属于胡编乱造，这些“戏说”迎合市场“卖点”而一味凭空编造种种低俗无聊的情节，完全无视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其胡乱篡改历史的做法比港台同类剧更甚。
　　我首先表态，我与《文汇报》记者一样“痛恨”当前荧屏的“戏说”。现在大多数读者往往是通过影视了解历史的，时间一长，国民很容易成为历史知识的“无厘头”了。我赞同这篇文章提出的“太离谱”的观点。但对于它射出的包公的这发是否有小妾的“炮弹”，感到惊讶。因为这牵涉到包公到底是否纳了小妾（今天称之为“小老婆”）的历史问题。
　　包公，是人们对于包拯（字希仁）的尊称，他是庐州（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卒于1062年。他29岁考中进士，因为要在家孝敬父母，所以他直到10年后才离家为官。他经历了北宋的真宗、仁宗两朝，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为全国主持军政的最高副长官，相当于副宰相。
　　包公一生刚正不阿，即使是皇亲国戚犯法，他都一律给予严厉的惩处，这都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人们称他为“包青天”，实际上，历代中国人已经把他奉为“公正、廉明”的神明了。他的这些特征，在许多小说故事、戏曲传说里，都有清楚的交代，兹不赘述。其实，包公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业绩，却并未引起世人的重视，如：他主张朝廷官员到70岁必须退休；朝廷官员和皇亲贵族的子孙，不能自动出任朝廷官员，而必须通过考试等等。这可以说是在进行“制度建设”，实在难能可贵。
　　包公与元配夫人董氏生有二女一子。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硖石县主簿王向、国子监主簿文效，其后无考。儿子包繶，却在20多岁时早亡，留下妻子崔氏，时年包公55岁。包公夫妇因为崔氏年轻就劝她回娘家，但崔氏坚决要求留在包家。也就是这个崔氏，为包公的传种接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包公有过一个小妾孙氏，不知道什么原因，包公曾经将她打发回娘家了。崔氏后来听说孙氏回到娘家就生了一个男孩，于是就赶了过去，将这个男孩领回到包公家里，这就是包公在60岁时与孙氏所生的包绶（有的文献写作“綖”），真正是“晚年得子”，也是包公惟一生存下来的骨肉。
　　包公去世时，包绶年仅5岁，全靠崔氏抚养成人的。这也许就是民间戏剧与传说中，误认为包公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原因，民间搞错了被抚养的对象，其实不是包公本人，而是他的幼子。包绶一生清苦守节，48岁前往谭州任通判，在途中病故。包公的所有子子孙孙，包括认包公为先祖的当代已故香港船王包玉刚等等，都是包绶传下来的。
　　请注意，以上这些文字并不是我的“戏说”，而是见诸于历史文献的，它们是《宋史·列女传》、《宋史·包拯传》、宋张田撰《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等。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三千年，虽然不同的朝代有一定的不同，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基本上是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帝王的妃子成群，官僚、士大夫的纳妾，都是司空见惯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清朝光绪年间的状元洪钧，本来已经有了一妻一妾，但他在45岁时仍然迎娶了卖艺不卖身的花船女傅彩云（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赛金花）。1888年，洪钧出任德、奥、俄、荷四国使节3年多，赛金花堂而皇之地以夫人身份随行，出入于欧洲宫廷，交际于王公贵族之间。据说期间还结识了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而后者在1900年成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因此就有了赛金花请瓦德西退兵的传奇故事。纳妾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习俗甚至于延续到了20世纪的民国时代。
　　像包公这样的人，即使他在政治上清明廉正，成为后世楷模，但他在私生活方面还是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行事的。
　　为什么《文汇报》记者会认为包公纳妾属于“戏说”呢？或许是记者不了解封建社会——其实封建社会及其习俗离我们并不遥远，前者不到100年，后者更是只有五六十年而已；或许是认为包公这样具有伟大品质的历史人物是不会纳妾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