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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与世长辞了，中国又痛失一位文化大师。回想起我从事顾准研究岁月里，得到过先生的热忱帮助和精心指导，如今顿失恩师，不禁悲从中来……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在我的印象中，元化先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的最后二十五年》和拙编《顾准再思录》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先生的题词，用力遒劲，内容深邃，这也是对顾准精神的高度评价。
对顾准的推崇，王元化先生发自内心，言行一致，只要一提及，总是滔滔不绝。在这一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动人心魄。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该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事实上，顾准为了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子自杀，子女与他划清界限，老母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道，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2〕。
作为一个思想者，顾准所思考者，因为具有颠覆性的“解毒”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做了。为什么？王元化认为，这是因为顾准“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动他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3〕。
顾准生于1915年7月1日，靠天分和自学成为会计学的翘楚之材，1934年在上海组织马列主义秘密团体“进社”，主动联系并服从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毅然离开名高利重的职位，赴新四军工作。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并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还有陈毅、潘汉年、方毅等人）、华东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超前的经济学观点和其他言论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经济研究》第三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观点，这也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五十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还影响了吴敬琏等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三十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做的论证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顾准比王元化年长五岁，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服膺共产主义，满怀革命激情，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并肩战斗、共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4〕
前面已经说过那时王元化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都是王元化先生亲身所为。
王元化先生还介绍说：孤岛时期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王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
王元化至今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他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拎了几包糖果来，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王元化对其中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当时他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他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他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王元化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他听蒋天佐转告，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王元化反对解散“文艺通讯小组”的意见并不同意。
王元化满怀深情地说，“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拼命地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只可惜，王元化与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
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久，有幸结识了知名学者、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开始曲折而漫长的顾准研究工作，迄今忽忽已近二十载。通过与陈敏之、王元化等人的接触，我了解到了王元化与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王元化为恢复顾准的本来面目、弘扬顾准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前，王元化就在由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上，刊发了顾准的遗作《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在他执笔的该辑《编后》对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作了着重推介：
我们不想按照一般通例，对论丛的作者标出头衔，更不愿做任何溢美的介绍。文章发表后，就应当让它们自己去说话。它们是属于公众的，只有公众自己去评判才是中肯的。不过，这里我们也要破例介绍一下本期的一位作者顾准。他这篇文章和他尚未发表的大量文章，都写于文革时期。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准备发表（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文章，而是和他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赞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是先进的卓识：我曾听到一位朋友感叹我国知识分子不像苏联知识分子那样，纵使在斯大林清洗时代，仍坚持写作，弦歌不辍，敢为历史作证。但是我认为坚贞敢言之士和孱弱怯懦之辈到处都有。象顾准这样的人不会是孤立现象，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动人事例呈现于世。我们也希望从尘封中能够发掘出更多闪耀着光辉的文字，如果编者能把它们公之于众，和读者共享阅读他们的愉快，那将会使我们感到荣幸。〔5〕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顾准著作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地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6〕。
《顾准文集》、《顾准日记》、《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存》与早先一些论文、专著、译著的发表，引来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人称之为“顾准热”，这与王元化先生不遗余力推动出版顾准遗稿是密不可分的。
王元化先生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对顾准的思想研究，伴随王元化反思的深入。“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当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收集了作者比较完全的著作，补入了港版未收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使我们可以读到这两篇论文。由这两篇文章着手，王元化发表重要的观感：“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这种绝对主义倾向。……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从二十多年前顾准所写下的遗文中去领受教益。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所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以为好的全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丝毫需要我们警惕加以防范或克服的缺陷。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主并不能促进自由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自由的障碍。所以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我们把全民当家做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顾准在他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
就在这年，王元化趁参加座谈会之际，来到李锐家中看望老友并将《顾准文集》相赠。王元化是在与黎澍的交往中认识李锐的。1983年，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学者从政，是李锐在组织部负责建设领导干部“第三梯队”期间的主张之一。这一天，与其说李锐得到的是一本书，不如说他获得的是一位可以神交的挚友！七十八岁的李锐在读这部论文集时的激动、欣喜、钦佩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他说：“《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李锐在拿到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不难看出，他对顾准的评价，也是自己人生取向的表白；他对顾准研究成果的述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思考〔7〕。
王元化介绍顾准思想，不遗余力。许多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而只空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虚掷自己的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8〕
与顾准有着深深共鸣的王元化，也是顾准式的学者。从王元化的思想与学术经历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思想家，或者称他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可王元化为获得他的思想与学术成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少年时代即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他善于独立思考的特性，却又使他屡屡遭受人生挫折。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发表《向着真实》这本文艺专著，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同情胡风及其他文学青年，终而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到非人的待遇。可王元化和顾准一样，继承了中国文人传统中那种坚韧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写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韩非论稿》等论著。“文革”结束以后，他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重新解读卢梭的契约论、样板戏、黑格尔的哲学、“五四”新文化与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主持出版了《新启蒙》等思想学术刊物，一直走在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前列，因而在思想界获得了“北李（李慎之）南王（王元化）”之称。王元化希望：“我希望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是的，他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学术活出了人的尊严的榜样，活出了人格的独立，活出了学术的创新。他的思想学术成就，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贵，不媚时阿世。”
王元化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以及他自己，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研究他们必将成为一项长期的文化思想工程。
注释：
〔1〕〔3〕〔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225～226页。
〔2〕〔8〕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4〕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页。
〔5〕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7〕《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385页。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在我的印象中，元化先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的最后二十五年》和拙编《顾准再思录》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先生的题词，用力遒劲，内容深邃，这也是对顾准精神的高度评价。
对顾准的推崇，王元化先生发自内心，言行一致，只要一提及，总是滔滔不绝。在这一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动人心魄。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该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事实上，顾准为了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子自杀，子女与他划清界限，老母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道，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2〕。
作为一个思想者，顾准所思考者，因为具有颠覆性的“解毒”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做了。为什么？王元化认为，这是因为顾准“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动他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3〕。
顾准生于1915年7月1日，靠天分和自学成为会计学的翘楚之材，1934年在上海组织马列主义秘密团体“进社”，主动联系并服从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毅然离开名高利重的职位，赴新四军工作。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并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还有陈毅、潘汉年、方毅等人）、华东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超前的经济学观点和其他言论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经济研究》第三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观点，这也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五十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还影响了吴敬琏等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三十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做的论证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顾准比王元化年长五岁，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服膺共产主义，满怀革命激情，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并肩战斗、共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4〕
前面已经说过那时王元化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都是王元化先生亲身所为。
王元化先生还介绍说：孤岛时期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王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
王元化至今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他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拎了几包糖果来，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王元化对其中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当时他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他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他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王元化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他听蒋天佐转告，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王元化反对解散“文艺通讯小组”的意见并不同意。
王元化满怀深情地说，“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拼命地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只可惜，王元化与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
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久，有幸结识了知名学者、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开始曲折而漫长的顾准研究工作，迄今忽忽已近二十载。通过与陈敏之、王元化等人的接触，我了解到了王元化与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王元化为恢复顾准的本来面目、弘扬顾准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前，王元化就在由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上，刊发了顾准的遗作《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在他执笔的该辑《编后》对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作了着重推介：
我们不想按照一般通例，对论丛的作者标出头衔，更不愿做任何溢美的介绍。文章发表后，就应当让它们自己去说话。它们是属于公众的，只有公众自己去评判才是中肯的。不过，这里我们也要破例介绍一下本期的一位作者顾准。他这篇文章和他尚未发表的大量文章，都写于文革时期。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准备发表（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文章，而是和他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赞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是先进的卓识：我曾听到一位朋友感叹我国知识分子不像苏联知识分子那样，纵使在斯大林清洗时代，仍坚持写作，弦歌不辍，敢为历史作证。但是我认为坚贞敢言之士和孱弱怯懦之辈到处都有。象顾准这样的人不会是孤立现象，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动人事例呈现于世。我们也希望从尘封中能够发掘出更多闪耀着光辉的文字，如果编者能把它们公之于众，和读者共享阅读他们的愉快，那将会使我们感到荣幸。〔5〕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顾准著作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地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6〕。
《顾准文集》、《顾准日记》、《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存》与早先一些论文、专著、译著的发表，引来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人称之为“顾准热”，这与王元化先生不遗余力推动出版顾准遗稿是密不可分的。
王元化先生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对顾准的思想研究，伴随王元化反思的深入。“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当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收集了作者比较完全的著作，补入了港版未收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使我们可以读到这两篇论文。由这两篇文章着手，王元化发表重要的观感：“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这种绝对主义倾向。……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从二十多年前顾准所写下的遗文中去领受教益。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所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以为好的全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丝毫需要我们警惕加以防范或克服的缺陷。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主并不能促进自由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自由的障碍。所以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我们把全民当家做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顾准在他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
就在这年，王元化趁参加座谈会之际，来到李锐家中看望老友并将《顾准文集》相赠。王元化是在与黎澍的交往中认识李锐的。1983年，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学者从政，是李锐在组织部负责建设领导干部“第三梯队”期间的主张之一。这一天，与其说李锐得到的是一本书，不如说他获得的是一位可以神交的挚友！七十八岁的李锐在读这部论文集时的激动、欣喜、钦佩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他说：“《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李锐在拿到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不难看出，他对顾准的评价，也是自己人生取向的表白；他对顾准研究成果的述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思考〔7〕。
王元化介绍顾准思想，不遗余力。许多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而只空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虚掷自己的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8〕
与顾准有着深深共鸣的王元化，也是顾准式的学者。从王元化的思想与学术经历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思想家，或者称他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可王元化为获得他的思想与学术成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少年时代即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他善于独立思考的特性，却又使他屡屡遭受人生挫折。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发表《向着真实》这本文艺专著，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同情胡风及其他文学青年，终而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到非人的待遇。可王元化和顾准一样，继承了中国文人传统中那种坚韧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写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韩非论稿》等论著。“文革”结束以后，他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重新解读卢梭的契约论、样板戏、黑格尔的哲学、“五四”新文化与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主持出版了《新启蒙》等思想学术刊物，一直走在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前列，因而在思想界获得了“北李（李慎之）南王（王元化）”之称。王元化希望：“我希望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是的，他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学术活出了人的尊严的榜样，活出了人格的独立，活出了学术的创新。他的思想学术成就，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贵，不媚时阿世。”
王元化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以及他自己，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研究他们必将成为一项长期的文化思想工程。
注释：
〔1〕〔3〕〔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225～226页。
〔2〕〔8〕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4〕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页。
〔5〕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7〕《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