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時节，从北京几条地铁的口子出来，炒板栗与烤红薯的香味立时充斥鼻间，撩起我一腔乡思。
　　到了时节，从北京几条地铁口出来，炒板栗与烤红薯的香味立时充斥鼻间，撩起我一腔乡思。
　　板栗和红薯都在秋天上市。故乡连绵起伏的丘陵上，红薯到处都栽种。而板栗只生长在山区。一株板栗树栽下去不用管，乡亲们不拿它当回事。但红薯可以果腹充饥，可以当粮食，因此栽插红薯便是乡亲们一种艰辛的农活了。
　　先是平整出一块地，在每年农历三月就将旧年留下的红薯种栽在里面，等它发芽、出苗，郁郁葱葱长出一串串繁芜的藤叶时，拿起剪刀，将那藤一截一截地剪着，剪成一个个待插的斜面，然后趁一个阴雨天栽插到地里——在我的记忆里，栽插红薯的时节，乡亲们都头顶斗笠，身穿蓑衣，一个个都显得行色匆匆。
　　红薯落在潮湿的地里疯也似的生长。待到天晴，就开始除草、施肥、浇水，翻晒红薯藤了。这些农活单调而机械，却耗费人的心力。到了红薯出土的月份，乡亲们便将红薯挖回家。在享受劳动成果的同时，另一种劳作又开始了。他们将红薯洗干净，或用瓦缸磨成淀粉，制成粉丝；或将红薯煮烂搋成红薯泥，制成山芋圆子、红薯干、红薯角。饥饿的年代，乡亲们使出浑身解数，变着花样把红薯做成一道道美食，用作荒年的粮食，甚至做成一顿红薯的饕餮大餐。而烤红薯，因为方便，经常是农家生活里的一个小小插曲……童年，母亲有时在灶前灶后忙着，冷不丁从锅灶里掏出黑乎乎的一团，捧在手里拍打着。随着那馋人的香味，甜甜的烤红薯就逗得我流下口水……或许一切乡思的根由都源自童年对乡村味觉的记忆。
　　收获红薯叫“挖”，而收获板栗却叫“捡”。俗话说“白露到，栗子咧嘴笑”，又说“七月毛桃八月楂，九月毛栗笑哈哈”，似乎表明捡板栗有一种喜庆的意味。山里人家，把收获板栗叫作“开竿”。有时还是一种有着仪式感的集体行动。白露之际，板栗成熟，栗蓬自然地爆裂着，正是开竿打栗子的大好时节。那时候气温不热不凉，山间泥土树木散发出独特的清香。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板栗树上，青青的刺头咧着嘴，一颗颗挂在树叶间。板栗树下，大人拿竹竿一挑一抖，那毛刺的板栗便从树上掉了下来。引得孩子忙不迭地撅着屁股跟在大人后面捡。要是一株板栗树大，一会儿就能捡上十来斤。有些调皮的孩子边捡边吃，吃在嘴里甜滋滋、粉团团的，一下子便忘了捡板栗。
　　红薯是舶来品，板栗却是地道的土生土长。有人引经据典，说板栗从《诗经》到《史记》乃至唐诗宋词里都有记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说板栗与桃、杏、梨、枣并称“五果”，又说是“干果之王”。宋代诗人范成大诗云“紫灿山梨红皱枣，总输易栗十分甜”，似乎说板栗比梨枣还要鲜美。诗人陆游则说，“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捡来的板栗放上三四天，让自然风干至枯，可以生吃。新鲜的生板栗清脆甘甜，越嚼越粉嫩，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板栗还可以熬汤、煎炒、蒸煮，可以磨粉拌上肉末和面，做成栗子饼。而板栗炒红烧肉、炒鸡，简直就是我故乡一道隆重的佳肴了。过了白露是中秋，如果有新姑爷上门，岳丈家一定是有这道菜的。在我记忆里，乡亲们把中秋一家人就着圆圆而皎洁的月光品尝板栗，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差不多等同于团圆。
　　在大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各种宴席饭局上我也尝过各种佳肴，但远远没有在街头碰上烤红薯与炒板栗让我生出乡思——不是说经过炒或烤的乡思一定诱人，我只是说一方水土真的养一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