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夫太氏 （指印度诗人泰戈尔），亡国之遗民耳！然其声誉所被，则凡有井水饮处，几尽闻之，岂非以其人格之伟大耶？因念此屹然今存于东亚大陆之文明古国，岂遂无一人焉，足与太氏相埒者？忽忆曾与太氏同得荣奖 （原文夹注Nobel Price，即诺贝尔奖） 之辜鸿铭先生，其声望之远被四裔，殆不亚于太氏，盖太氏以诗著，而辜先生则不徒以诗文名也。印度与中华同为东亚文明之国，今印度不幸已亡矣。中华今虽屹然尚存，然其所处之境遇则与已亡之印度乃无天渊之隔。”
1924年5月9日《清华周刊》 第313期上，发表该刊总编梁朝威撰写的 《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全文近三千字，引文为第三自然段。
梁朝威是广东开平人，当时在清华学堂就读，后赴美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归国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等处任教，1948年起当选“立法委员”，1975年病逝于台北。
在文中，梁朝威竟称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是“辜鸿铭是首获诺贝尔文学獎提名的中国作家”误说之始。
事实上，国人中首获提名的是胡适 （1939年），辜鸿铭从未获得提名。关于这位“怪杰”，不实传言甚多，一方面来自坊间演义，另一方面，辜亦有故意操纵之嫌。
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生年至今是谜，有1854年、1856年、1857年三种说法 （具体出生日期争议更多）。
曾在辜家学习六七年的兆文均在 《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 中记：“我 （辜鸿铭） 十四岁那年，父亲的一位会说中国话的老友—— 这是个大商人，带我到德国去留学。”据此推断，1857年说较合理，但该文多处内容荒诞。
据学者程巍发现的英文文献，1821年，吉打（马来半岛早期王国之一） 王因暹罗入侵，流亡槟榔屿。此地归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防暹罗进占，公司派英国人克劳福德带兵据守，苦于语言不通，求助于当地的种植园主、英国人大卫·布朗。
在日记中，克劳福德写道：“他 （指布朗） 给我们引见了一位名叫Che-wan的年老的槟榔屿中国居民，他是少数还在世的本岛最早居民之一。Che-wan二十三岁时离开了他的故乡福建省，从此就未曾回去过。”
这个Che-wan，就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克劳福德说他“活跃，健谈，敏感，在细节上有欧洲人的那种精确和判断力”。
槟榔屿土层薄，虽鸟粪丰富，却难用来施肥。1839年，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向大卫·布朗的儿子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推荐新法，“结果令人振奋”，他因此当上种植园的“中国经理”。
传说辜鸿铭的母亲为“英妇”或“葡萄牙女人”，尚无史料证明。
1867年，辜紫云死于当地华人帮会骚乱，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成了辜鸿铭的养父，他就是带辜鸿铭去欧洲的那位“大商人”。
1877年4月，21岁的辜鸿铭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到德国、法国游学，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文凭。
据说辜鸿铭会9国语言，得了13个博士。据英国作家毛姆的 《辜鸿铭访问记》，辜自称在柏林曾获哲学博士。从现有材料看，辜鸿铭并非博士。
24岁时，辜鸿铭返回南洋，在英国殖民政府中任职。1881年，著名外交家、学者马建忠过新加坡，与辜畅谈三日，辜思想从此转变，辞去职务，专心钻研中国传统。以后到了香港，被杨汝澍发现，并经赵凤昌推荐 （二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是清末著名政治家，被称为“民国产婆”），正式加入张之洞的幕中，服务了20多年。
张幕人才济济，辜鸿铭仅充任“洋文案”，负责翻译，辜似有压抑之感，他曾说：“张文襄 （即张之洞） 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
据辜鸿铭自撰的 《张文襄幕府记闻》 中称，慈禧太后大寿时，张之洞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庆祝宴席上，某官员让辜写诗庆贺，辜当众回应四句：“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此段未必属实。因1900年时，辜鸿铭还用英语撰文称赞慈禧太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又是多么精明和老练啊！”
1903年时，清廷曾想调辜鸿铭到京师大学堂任副总教习。1904年，在宣传反清革命的 《国民日报》 第2期上，有专文批评辜“今则媚太后以欺弄天下也”。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远遁西安。辜鸿铭对兆文均说，自己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 （其实辜只参加了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的一次会谈而已），且参与了在北京的谈判。
据兆文均记，离武昌赴京谈判前，张之洞问辜鸿铭是否有把握，辜昂然道：“真理在握，正义在我，何惧鬼子横行。”
辜鸿铭称，在法国游学时，曾住在巴黎某名妓家，有个德国小贩每天替名妓跑腿，此人是文盲，但很有志气。应名妓要求，辜教这个流浪儿学德文，后者还向他下跪叩首行拜师礼，没想到这个叫瓦德西的人竟当上联军统帅。
在谈判中，瓦德西态度最嚣张，辜鸿铭便让庆亲王设私宴。宴席上，瓦德西依然撒野，躲在屏风后的辜跃出，指责说：“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资格代表你们光荣的凯萨。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
瓦德西吓了一跳，被辜鸿铭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当场表示“整饬联军纪律”。如果不是李鸿章临时背叛计划，清廷赔款至少可按辜鸿铭的方案，减少2亿两。
梁漱溟先生看了这段“记录”，写了500余字“读后记”，说：“久仰辜先生通习欧洲古今多国文字，但我却未料想在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他竟参与了中外当局折冲交涉，为国家贡献非小。”
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揭破了其中谎言：瓦德西比辜鸿铭年长25岁，辜在法国读书时，45岁的瓦德西正担任德国驻法大使。
据学者李玉刚研究，1900年7月下旬，“东南互保”达成后，风传英军企图出兵长江流域，辜鸿铭建议张之洞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借款55万两白银，名义是阻止义和团南下。如英国拒绝，则“东南互保”诚意堪疑，如英国同意，则再出兵，这笔借款可能血本无归。
英国内阁意见不一，但索尔兹伯里最终还是同意了。英国学者杨国伦评论说，这是张之洞“冷酷的算计”，“除了损害占领计划外，英国别无选择”。但英国借了钱，其军舰依然在上海登陆，辜抱怨说：“我总以为长江流域的和平是值50万两的，何况是这样的一笔借款呢？”
庚子事变期间，辜鸿铭在英文 《日本邮报》 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西方产生较大反响，对和谈有一定贡献。
在 《张文襄幕府记闻》 中，辜鸿铭称他曾与伊藤博文对话，伊藤说：“久闻阁下精通西洋之学，难道还不知道，孔子的学说能够施行于数千年之前，却不能施行于当今的二十世纪么？”辜鸿铭回应道：“数千年前的法则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二十世纪，其法则仍然是三三得九。”伊藤无言。
此事或为虚构，因辜鸿铭又虚拟了一个“予”，批评“辜部郎”（辜鸿铭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但伊藤访华时他还不是） 说：“阁下至今尚不明白，二十世纪的数学已经改良了么？此前固然是三三得九，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我国向洋人借款，已经由三三得九变成了三三得七；等到我国还洋款时，又由三三得九变成了三三得十一。”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因将 《论语》、《中庸》 等译成英文，以及专著 《中国人的精神》 等，轰动西方。
德国因“一战”失败，社会陷入迷茫中。辜鸿铭称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它太强调物质，需要注重精神的中国文明拯救。这些观点深受追捧，直至上世纪30年代，德国院校的哲学系仍将辜鸿铭的书列为必读，令中国留学生哑然。
1915年，辜鸿铭入北大英文门任教授，早于蔡元培。
1919年，英文门学生罗家伦上书校长蒋梦麟和校务长马寅初，抨击辜鸿铭，理由是“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此次总是鼓吹‘君師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
据学者邱志红钩沉，当时的北大学生刘元功认为：“辜的言行、装束，当时人常引以为笑谈，但北大学生对他所教的英国诗是很满意的。”学生李季也说：“辫子先生 （指辜鸿铭） 对于我既有一种特别好感，便叫我于每个星期日到他的家里去集谈……除谈话外，常命我们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并立时加以改正。行之既久，获益颇多。”
罗家伦是胡适的入室弟子，在意见书中，罗建议胡适代辜鸿铭的课。辜出局后，接替者果然是胡适。面对传统文化，辜与胡意见尖锐对立，有学者认为，辜出局可能有暗箱操作。
著名报人张友鸾说，辜鸿铭与罗家伦互相反感，所以辜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对英诗课毫无兴趣。
辜鸿铭离开北大后，据朱维铮先生说：“（辜）如何谋生，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晚年很贫困，曾应邀去日本和日本占领的台湾讲学两三年，回国后曾同意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但没就职便在北京染时疫死了，终年七十二岁。”
1934年，上海 《人间世》 杂志突然推出纪念辜鸿铭特辑 （此时辜已去世6年）。该杂志的操作者是林语堂，林与辜是福建同乡，成长经历相近，都致力于用英文写中国传统的畅销书。林视辜为偶像，但 《人间世》 偏娱乐，将许多未经证实的传闻收入其中。
辜鸿铭最受非议的，莫过于蓄辫，这成为他保守的象征。
胡适在 《记辜鸿铭》 中写道：“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读后，纠正胡适说，他在英国时，一名外国女孩赞他头发好，他就许诺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给你。”对方笑，辜认为是答应，便把辫子剪了。后来张之洞说，中国人必须蓄辫，辜鸿铭便一生坚守下来。
辜鸿铭喜发怪论。他留学时颇受屈辱，对西方文明产生拒斥态度，此外他性格中确有好出风头、乖张极端的一面，结果被大家联手搞成娱乐人物。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10月13日）
1924年5月9日《清华周刊》 第313期上，发表该刊总编梁朝威撰写的 《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全文近三千字，引文为第三自然段。
梁朝威是广东开平人，当时在清华学堂就读，后赴美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归国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等处任教，1948年起当选“立法委员”，1975年病逝于台北。
在文中，梁朝威竟称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是“辜鸿铭是首获诺贝尔文学獎提名的中国作家”误说之始。
事实上，国人中首获提名的是胡适 （1939年），辜鸿铭从未获得提名。关于这位“怪杰”，不实传言甚多，一方面来自坊间演义，另一方面，辜亦有故意操纵之嫌。
谁也说不好他生在何时
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生年至今是谜，有1854年、1856年、1857年三种说法 （具体出生日期争议更多）。
曾在辜家学习六七年的兆文均在 《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 中记：“我 （辜鸿铭） 十四岁那年，父亲的一位会说中国话的老友—— 这是个大商人，带我到德国去留学。”据此推断，1857年说较合理，但该文多处内容荒诞。
据学者程巍发现的英文文献，1821年，吉打（马来半岛早期王国之一） 王因暹罗入侵，流亡槟榔屿。此地归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防暹罗进占，公司派英国人克劳福德带兵据守，苦于语言不通，求助于当地的种植园主、英国人大卫·布朗。
在日记中，克劳福德写道：“他 （指布朗） 给我们引见了一位名叫Che-wan的年老的槟榔屿中国居民，他是少数还在世的本岛最早居民之一。Che-wan二十三岁时离开了他的故乡福建省，从此就未曾回去过。”
这个Che-wan，就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克劳福德说他“活跃，健谈，敏感，在细节上有欧洲人的那种精确和判断力”。
槟榔屿土层薄，虽鸟粪丰富，却难用来施肥。1839年，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向大卫·布朗的儿子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推荐新法，“结果令人振奋”，他因此当上种植园的“中国经理”。
传说辜鸿铭的母亲为“英妇”或“葡萄牙女人”，尚无史料证明。
1867年，辜紫云死于当地华人帮会骚乱，福布斯·司各特·布朗成了辜鸿铭的养父，他就是带辜鸿铭去欧洲的那位“大商人”。
据说获得13个博士头衔
1877年4月，21岁的辜鸿铭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到德国、法国游学，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文凭。
据说辜鸿铭会9国语言，得了13个博士。据英国作家毛姆的 《辜鸿铭访问记》，辜自称在柏林曾获哲学博士。从现有材料看，辜鸿铭并非博士。
24岁时，辜鸿铭返回南洋，在英国殖民政府中任职。1881年，著名外交家、学者马建忠过新加坡，与辜畅谈三日，辜思想从此转变，辞去职务，专心钻研中国传统。以后到了香港，被杨汝澍发现，并经赵凤昌推荐 （二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是清末著名政治家，被称为“民国产婆”），正式加入张之洞的幕中，服务了20多年。
张幕人才济济，辜鸿铭仅充任“洋文案”，负责翻译，辜似有压抑之感，他曾说：“张文襄 （即张之洞） 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
据辜鸿铭自撰的 《张文襄幕府记闻》 中称，慈禧太后大寿时，张之洞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庆祝宴席上，某官员让辜写诗庆贺，辜当众回应四句：“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此段未必属实。因1900年时，辜鸿铭还用英语撰文称赞慈禧太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又是多么精明和老练啊！”
1903年时，清廷曾想调辜鸿铭到京师大学堂任副总教习。1904年，在宣传反清革命的 《国民日报》 第2期上，有专文批评辜“今则媚太后以欺弄天下也”。
瓦德西怎么成了他学生？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远遁西安。辜鸿铭对兆文均说，自己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 （其实辜只参加了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的一次会谈而已），且参与了在北京的谈判。
据兆文均记，离武昌赴京谈判前，张之洞问辜鸿铭是否有把握，辜昂然道：“真理在握，正义在我，何惧鬼子横行。”
辜鸿铭称，在法国游学时，曾住在巴黎某名妓家，有个德国小贩每天替名妓跑腿，此人是文盲，但很有志气。应名妓要求，辜教这个流浪儿学德文，后者还向他下跪叩首行拜师礼，没想到这个叫瓦德西的人竟当上联军统帅。
在谈判中，瓦德西态度最嚣张，辜鸿铭便让庆亲王设私宴。宴席上，瓦德西依然撒野，躲在屏风后的辜跃出，指责说：“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资格代表你们光荣的凯萨。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
瓦德西吓了一跳，被辜鸿铭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当场表示“整饬联军纪律”。如果不是李鸿章临时背叛计划，清廷赔款至少可按辜鸿铭的方案，减少2亿两。
梁漱溟先生看了这段“记录”，写了500余字“读后记”，说：“久仰辜先生通习欧洲古今多国文字，但我却未料想在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他竟参与了中外当局折冲交涉，为国家贡献非小。”
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揭破了其中谎言：瓦德西比辜鸿铭年长25岁，辜在法国读书时，45岁的瓦德西正担任德国驻法大使。
听起来像妙计却无实效
据学者李玉刚研究，1900年7月下旬，“东南互保”达成后，风传英军企图出兵长江流域，辜鸿铭建议张之洞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借款55万两白银，名义是阻止义和团南下。如英国拒绝，则“东南互保”诚意堪疑，如英国同意，则再出兵，这笔借款可能血本无归。
英国内阁意见不一，但索尔兹伯里最终还是同意了。英国学者杨国伦评论说，这是张之洞“冷酷的算计”，“除了损害占领计划外，英国别无选择”。但英国借了钱，其军舰依然在上海登陆，辜抱怨说：“我总以为长江流域的和平是值50万两的，何况是这样的一笔借款呢？”
庚子事变期间，辜鸿铭在英文 《日本邮报》 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西方产生较大反响，对和谈有一定贡献。
在 《张文襄幕府记闻》 中，辜鸿铭称他曾与伊藤博文对话，伊藤说：“久闻阁下精通西洋之学，难道还不知道，孔子的学说能够施行于数千年之前，却不能施行于当今的二十世纪么？”辜鸿铭回应道：“数千年前的法则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二十世纪，其法则仍然是三三得九。”伊藤无言。
此事或为虚构，因辜鸿铭又虚拟了一个“予”，批评“辜部郎”（辜鸿铭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但伊藤访华时他还不是） 说：“阁下至今尚不明白，二十世纪的数学已经改良了么？此前固然是三三得九，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我国向洋人借款，已经由三三得九变成了三三得七；等到我国还洋款时，又由三三得九变成了三三得十一。”
谁在背后捅了辜鸿铭一刀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因将 《论语》、《中庸》 等译成英文，以及专著 《中国人的精神》 等，轰动西方。
德国因“一战”失败，社会陷入迷茫中。辜鸿铭称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它太强调物质，需要注重精神的中国文明拯救。这些观点深受追捧，直至上世纪30年代，德国院校的哲学系仍将辜鸿铭的书列为必读，令中国留学生哑然。
1915年，辜鸿铭入北大英文门任教授，早于蔡元培。
1919年，英文门学生罗家伦上书校长蒋梦麟和校务长马寅初，抨击辜鸿铭，理由是“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此次总是鼓吹‘君師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
辜鸿铭讲课真的如此糟糕吗？
据学者邱志红钩沉，当时的北大学生刘元功认为：“辜的言行、装束，当时人常引以为笑谈，但北大学生对他所教的英国诗是很满意的。”学生李季也说：“辫子先生 （指辜鸿铭） 对于我既有一种特别好感，便叫我于每个星期日到他的家里去集谈……除谈话外，常命我们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并立时加以改正。行之既久，获益颇多。”
罗家伦是胡适的入室弟子，在意见书中，罗建议胡适代辜鸿铭的课。辜出局后，接替者果然是胡适。面对传统文化，辜与胡意见尖锐对立，有学者认为，辜出局可能有暗箱操作。
著名报人张友鸾说，辜鸿铭与罗家伦互相反感，所以辜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对英诗课毫无兴趣。
最受非议的，莫过于蓄辫
辜鸿铭离开北大后，据朱维铮先生说：“（辜）如何谋生，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晚年很贫困，曾应邀去日本和日本占领的台湾讲学两三年，回国后曾同意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但没就职便在北京染时疫死了，终年七十二岁。”
1934年，上海 《人间世》 杂志突然推出纪念辜鸿铭特辑 （此时辜已去世6年）。该杂志的操作者是林语堂，林与辜是福建同乡，成长经历相近，都致力于用英文写中国传统的畅销书。林视辜为偶像，但 《人间世》 偏娱乐，将许多未经证实的传闻收入其中。
辜鸿铭最受非议的，莫过于蓄辫，这成为他保守的象征。
胡适在 《记辜鸿铭》 中写道：“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读后，纠正胡适说，他在英国时，一名外国女孩赞他头发好，他就许诺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给你。”对方笑，辜认为是答应，便把辫子剪了。后来张之洞说，中国人必须蓄辫，辜鸿铭便一生坚守下来。
辜鸿铭喜发怪论。他留学时颇受屈辱，对西方文明产生拒斥态度，此外他性格中确有好出风头、乖张极端的一面，结果被大家联手搞成娱乐人物。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