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 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春秋时代，齐国思想家、政治家管仲提出了“四民之说”。蕴含重农抑商思想的“四民之说”，将商人排在了四民之末。
　　“四民之说”以及对商人的压制，延续了几千年。朱元璋甚至规定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也不许穿细纱。
　　至明代中晚期，为商人正名的言论开始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阳明的“新四民说”。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做“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在《传习录拾遗》中，王阳明写道：“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五百年前，王阳明作出超越时代的判断。他的“新四民说”，拓展了商业文化的空间，也为商人们立起了道德标杆。这也足以解释，为何一生没有涉足商业的王阳明，五百年后会成为一大批商人的精神领袖。
　　收“盐老板”为徒
　　明代嘉靖元年，一名泰州商人王艮来到王阳明家中。王艮见到王阳明后，表现得很不羁，直接坐到了本该王阳明坐的主座上。一番交谈之后，王艮被王阳明折服了，一改刚才的不恭。史籍中这样记载二人的初识：“讲及良知，曰：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下拜，隅坐。”
　　但是第二天，王艮反悔了，认为昨日是被王阳明的气势和话语欺骗了，今天再辩论一次，假若输了才会真正拜服。两人又辩论了很长时间，王艮对王阳明彻底折服。对于这名生性狂傲的新收弟子，王阳明也给予高度评价：“吾擒宸濠（宁王），一无所动，今却为斯（王艮）人动。此真学圣人者。”后来，王艮成为王阳明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开创了泰州学派。
　　王阳明与王艮的故事，素来为人津津乐道，但人们在对这对师徒推崇备至时，却忽略了王艮拜师或者说挑战王阳明时的身份。对于王艮的身世，史料中这样交代：“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翻译成白话文，王艮11岁辍学，跟着家人做盐生意，19岁时随父亲去山东经商。
　　王艮38岁投入王阳明门下，而他之前的经历，或许已足够“励志”，少年辍学，青年经商，凭借个人奋斗脱贫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盐老板”。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今天人们的眼光，如同成功商人进名校读EMBA，不会有丝毫违和感。但回到五百年前，大众意识并非如此，很多人会议论，名声在外的大儒王阳明竟然收个盐商做徒弟？
　　这就是王阳明！这样的王阳明才成就了王艮！
　　收一名四民之末的富商做学生，本就是王阳明在践行自身学说。“虽经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遍观历代圣贤，无一不是桃李满天下，却鲜有商人弟子。孔门七十二贤中，只有子贡一个商人，况且他经商应当是在拜师之后。像王艮这样原本家财万贯的商人，大概也就王阳明敢收纳吧。
　　“傍大款”，是儒家信徒尤其大儒们不耻于行之事，但王阳明却堂堂正正地做了。他收富商王艮为徒，还欣然为一名江苏昆山的富商题写墓志铭《节庵方公墓表》。正是在这篇墓志铭中，王阳明惊世骇俗地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便是日后的“新四民说”。
　　商界的第一批粉丝
　　人杰与地灵之间，原本是相互作用的。在历代圣贤大儒中，王阳明成为少见的为商人鼓与呼者，应当与他所处的地域有密切关系。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自幼生长在江南，经历了仕途沉浮与军旅生涯后，中晚年又回到家乡著书立说。江南的烟雨楼台、诗书画集，自当深深烙印于王阳明的性格之中。江南自古富庶，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叶，恰逢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这些日常间耳闻目睹的场景，又会源源不断进入王阳明这位心学大师的心头。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认为，尽管当时社会普遍重农抑商，但浙东地区地域经商风气也一定程度上为王阳明提供了思想创新的土壤。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社会出现了一股“士商合流”的趋势。当时人口急剧增多，科举名额没有相应增加，产生了大量落第的士子。因仕途无望，这些读书人纷纷下海经商。“儒商”一词，也由此发端。
　　身处商场的读书人，保留了士人的作风和喜好。同时，“儒商”以经商所得，更加注重培养子弟读书。这些商人子弟，再由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加上联姻等形成的宗族关系。原先“士”和“商”的边界进一步融合。
　　据历史学家分析，民间讲学运动，在宋代已经很发达，到明代更是达到极盛。宋代讲学以朱熹为代表，主要面向士大夫，而明代讲学，以王阳明为代表，施教对象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特别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手工业和商人群体。
　　“新四民论”诞生后，当地崇商重贾风气更浓。至清代五口通商时，“宁波帮”已是上海滩最重要的商业力量。
　　在宁波商界，数百年来涌现出一大批阳明心学的信奉者。在“致良知”學说的影响下，这些信奉者成长为一支极其特殊的商业力量——既有商人的创新冒险精神，又兼具儒生的道德理想追求。而这，亦是被誉为宁波商帮延续三百年不倒的关键。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家华人银行、第一位世界船王，都出自宁波商帮。
　　“王阳明，可以说是宁波帮的精神领袖。” 宁波商帮研究学者王耀成拜访过宁波几大商帮家族的祠堂，在祠堂内都能寻到阳明先生的痕迹。其中一座祠堂内的一对楹联上，直接摘录了《节庵方公墓表》中的话。
　　显而易见的是，故乡的宁波商帮是王阳明在商人阶层的第一批粉丝，粉丝们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让王阳明在整个商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一名研究学者认为，人是有从众心理的，当看到那么多商界的大人物是阳明心学信徒时，自然也会想着多了解一番。这种相互作用之下，“阳明热”就顺理成章了。
　　企业家的“致良知”
　　近年来，“阳明热”已升温成商界显学。这其中，自然有附庸风雅的因素。比起妇孺皆知的孔孟，阳明显得小众而精英，比起看似枯燥生涩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更接地气。成功人士说自己钻研阳明心学，绝对是一桩很上得了台面的事情。 　　同时，王阳明不仅是古代大儒中对于商业文明最友好的，其本身更是成功人士与行动派。所有这些，都太对现代企业家们的胃口。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回归以来，一直是一种敢想敢干、敢试敢闯、敢冒风险的形象，这与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可谓天然契合。王阳明是思想家，也是行动派。这个双重身份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称得上是稀有。企业家特别愿意学习王阳明而不是朱熹等其他传统儒学大家，因为王阳明“建功立业”而非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的生平，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更有吸引力。他的一生靖难戡乱，屡立奇功：安抚赣南盗贼，平定宁王之乱，力保广西安宁。如果没有王阳明，明朝的历史会改写。
　　王阳明堪称圣人，但与孔孟程朱不同，他会不时展现出“狡猾”与“冷酷”的一面。比如率军剿匪时，他攻心为上，晓之以理，希望江洋大盗能够回头是岸。但对方不吃这套时，王阳明会立刻使出杀伐手段。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王阳明就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做到“内圣外王”的人。据记载，王阳明平乱之后，在军伍之中设宴请学生吃饭，向学生表示感谢，学生们都觉得很惊讶。王阳明说，诸君事实上对我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我每一次判案或者做决定要伤害人家生命的时候，我一定要问我自己，我做了决定以后能不能回来面对诸君讲学，假如认为不行，我就不会做了，所以你们实际上等于做了一个借鉴，等于是我良知的一面。
　　对于众多打拼出来的企业家来说，“内外皆圣”只是奢求，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内圣外王”。
　　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企业家阶层已走过原始积累阶段。在寻求基业长青的答案时，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又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少人把“知行合一”认为是认知和行动，其实“知”是王阳明口中的“良知”，而不是常规意义的认知，理解这点是理解阳明心学的关键。由此也可见，“致良知”在阳明心学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阳明强调“致良知”，通过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来体认良知。对企业家来说，不仅要发挥创新、盈利、纳税这种企业本能，还要有良知。良知让我做生意的时候童叟无欺，让我搞生产的时候不能污染环境，如此等等。这种种体悟出的良知，大概和现在人们常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有诸多交集，更是做大做优企业所必须遵循的信条。
　　对王阳明推崇备至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企业从表象上看，是一个追求利润的经营实体，本质上却是一个修行的道场。稻盛和夫临危受命拯救日航，便是阳明心学在企业管理中的一次成功运用。稻盛和夫要求管理人员每天必须用良知开展工作，并在晚上进行小结;第二天在改进的基础上继续用良知开展工作，晚上再小结。稻盛和夫认为，盲目扩张最要不得，它是私欲的表现，不符合天理，自然也就无法取得人心。在当今社会，有不少企业大肆扩张，攻城掠地，固然是事功，问题是你自身的实力是否能够支撑膨胀后的业务。正如王阳明所说，一个有桀纣之心的人，非要去做尧舜的事业，只能是自讨无趣。
　　当然，在“阳明热”愈演愈烈的今天，也有企业家提出警惕——不要神化他让人顶礼膜拜。如果放到今天，王阳明一定是創新的典范，从不认为前人先师圣贤佛道终结了真理，而保持开放的心态，不然就不会有阳明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