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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初，报人汪康年致函在杭州的友人高梦旦，询问一部叫《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作情况。原信已佚，但从高梦旦的复信中可知，汪康年连《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者是谁都没有搞清楚。汪康年的要求是：取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上海版权，而且是重新铅印出版。
高梦旦不太理解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本有雕版，重新排印只是一种浪费。他向汪康年表示，如果汪能提供雕刷费用，可将原板奉送；或者等到发卖印成之书收回成本，高再免费提供原板。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明末，汪康年坚持重排另印的做法确实会显得无可理喻。然而，晚清物质技术的变化，让汪康年的想法有了可行性。汪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情节变幻，意绪凄恻”，销路看好，希图大量印销赚取利润，来贴补经费支绌的《昌言报》。所以他既不愿支付“八九十元”的雕印费用，同时企图利用新的印刷技术，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利润最大化。为此他甚至计划将之前《时务报》连载的翻译小说《长生术》与新译的《包探案》，附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合并出版。
汪康年的做法，以今之出版营销视之，相当合理，一是压缩印刷成本，二是与别的类型作品合并出版，增大市场保险系数。为了抢占市场，汪康年采用了“先行造势”的商业手段，一边还在与高梦旦书信往来商讨版权转让，一边已在《中外日报》上刊出广告，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赀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
今天的我们完全能理解汪康年在商业上的苦心：铅印重排，不是“更增糜费”，而是可以大大增加这部翻译小说的利润空间。高梦旦、林纾不在印刷文化中心上海，就不大明白其中关节了。在林纾、高梦旦、高凤岐反复劝说下，汪康年只好登载告白改称“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赀，又将本馆所偿板价若干元捐入福州蚕桑公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出版商已经懂得在广告中强调自己投入成本如何巨大，稿件如何难得，印刷如何精美，以佐证偏高的书价由来有自，可是这种商业套路遭逢了高梦旦、林纾“君子不言利”的较真，这样一来，也就抽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售价“白纸价洋三角，洋竹纸二角五分，不折不扣”的正当性。汪康年瞄准了商机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造成上海地区书局竞相翻印是书，却未能挽救《昌言报》于既倒，最初希图大赚一笔的计划终究落了空。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近代出版的转折关头，不同话语之间的碰撞。汪康年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高梦旦、林纾则保持着传统士夫避谈利益的传统与谦让克己的友道。数年之后，高梦旦应张元济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馆国文部部长，林纾译的翻译小说亦大多随之转入商务，畅销不衰。而林纾后来与商务闹出纠纷，要求追补译书稿费，说明高、林亦实现了“汪康年化”，成为近代出版产业的一环。
上文案例来自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中的一篇专论《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所谓“物质技术视阈”，是指出版物质技术（书写材料与印刷技术）出现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观照。像文学生产机制的改变，小说流播方式的进化，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对于物质技术因素都存在显著的依赖性。尽管作者声明决定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创作者本身”，但不可否认，今日作而明日刊的报章写作，廉价而快速的石印技术，更广地域的销售与传播，都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文学生活的面貌。
在这个重塑过程中，上海无疑担当着最关键的区域角色。一方面，上海是面对西洋文化的窗口，先进的印刷技术与印刷设备率先在此应用，太平天国事变以后的东南经济中心地位，又使得上海可以大量吸收江浙地区的资金与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又向外输出印刷文化，人员、设备之外，还包括了印刷物的销售方式，如各埠设点销卖、临时摆摊售卖、函售邮购服务等。借助印刷文化的引进与输出，以上海为中心，中国文学生活也便呈涟漪状的波动与改变。
从物质技术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贴切地体会汪康年放弃《巴黎茶花女遗事》已经刻好的雕版不用，坚持要重排铅印的用意。在《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一文中，作者细细算了这笔对照账：
一部三万字的图书，若石印出版两百本，不计底本抄写费及装订费，需洋三十七元五角，每万字的单册成本约为洋0.0625元；而木刻本的费用，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75元，若加上“刷印及纸料”价，则还要更高……一部四万字的图书，铅印出版五百部，需洋二十五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125元。
这是成本比较，反映到最终售价上，差距只会更大。以《野叟曝言》为例，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毗陵汇珍楼出版木活字印本，每部二十册，白纸本售价七元五角，竹纸者售价六元。次年，瀛海词人出版铅印本，每部十册，售价仅一元。申报馆一八八三年也推出铅印本，每部二十册，售价同样是一元。后续翻印者“开本、纸墨及抄写校对诸人，均较前粗劣，其售价亦随之继续降低，平均每册不到一角”，甚至为了商业竞争，将价格拉低至每册不足四分。
同样基于这一商业逻辑，本书作者推论清代后期侠义公案小说“北书南续”现象何以出现：虽然上海出版界仍然尊奉北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权威，强调这些小说来源都是“都门抄本”，“从京都购得”，但如果依靠北京地区的木刻或木活字印刷技术，很难想象，《彭公案》小说能有三十六续之多，而《评演济公传》能达到创纪录的四十续一千六百五十回！“可以说，近代上海地区先进的印刷出版文化，才是晚清时期通俗小说出现大规模续书的决定性力量；而所谓‘北书南续’现象，其背后蕴含着近代出版史的特殊格局与发展形态”。（109页）近代北京上海“双城记”，在晚清出版界同样上演着精彩故事。
小说在近代被视为社会革新的工具，并不止于提供娱乐功能。不管从启蒙使命，还是娱乐方面考虑，引进翻译小说、翻印旧通俗小说，甚至都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小说杂志或副刊连载的需求。用当下的术语说，媒体不得不考虑从PGC（专家产生内容）的传统模式转向UGC（用户产生内容）。由此“小说征文活动”应运而生。 作者比较一八七七年与一八九五年的两次小说征文，发现三点差异：（一）从两人应征到一百六十二人投稿；（二）一八九五年的获奖者有一半署真名；（三）前一次征文目标是消遣读物，后一次则明确要求“时新小说”，要对“雅片、时文、缠足”三大积弊提出祛除方案。两相比较，无论是规模、影响力，还是推动小说创作潮流的自觉性，十八年间，小说征文活动都有着惊人的变化。再辅以对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七次重大小说征文活动的考察，“小说征文活动”对晚清小说诸多关键问题，如题材、著译、篇幅、体裁、语言、稿酬等，均有着窥一斑知全豹的作用。
与内容生产机制并列的考察，是对阅读接受的探查。虽然后者更为茫昧难言。作者以《徐兆玮日记》为基础进行个案研究，梳理这位政学两界闻人的晚清新小说阅读史，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例。
徐兆玮首次读到《新小说》是在一九○二年，在日记中惊呼：“思想微渺，不可思议，仙乎？仙乎！”“殊令人有观止之叹。”作为一名热衷于稗史搜集与整理，过眼海量笔记杂著的学者，徐的这种反应颇有象征意味。新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从此徐兆玮成了新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作者统计徐兆玮日记中的记载，最高曾有三个月读一百二十二部新小说，另加十六册小说杂志的记录。小说甚至成了徐兆玮在政局动荡、宦海浮沉之中的救赎：“幸有小说及书卷慰我寂寥，否则万难自遣也。”（一九一七年日记）
日记中的只言片语，显示出徐兆玮博览众书后，已经从当初兴奋莫名的“小白”读者，变成了“骨灰级”的书迷，如他已经体会到新小说思想、体裁、语言的颠覆性冲击之后，暴露出的弱点：“思力甚新，而薄弱不能动目，此近日自著新小说之通病也。”而翻译小说重点在“译笔”，译笔平常便味如嚼蜡，而且书商为求畅销，选择的翻译品类多为侦探、言情，“于社会风俗毫无观感”。
徐兆玮对新小说的开放态度与体验强度，在晚清士夫中颇为少见，而自身的文史修养与政治追求，决定了他并不满意于著译新小说蜂拥逐利、泥沙俱下的现状。徐也考虑过与友人共同创办小说杂志，也曾尝试从译本小说中摘取自己赞赏的修身养性之警句，编为“小说格言”。虽然这些举动影响甚微，但徐兆玮这种非功利的阅读与研究，特别有利于我们理解清末新小说在文人士夫中的传播与接受。
要之，近代小说的兴盛，端赖物质技术的变革与更新，新的物质技术，带来了新的文学载体、读物体量、传播范围。而这些元素一旦被替代与重塑，文学环境就会发生整体性的变化，从生产机制、推广消费到读者接受、互动模式，都是史无前例的改造。新的创意层出不穷，新的品类令人眼花缭乱，纵然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却是一个新时代自己的声音。
从汪康年到林纾，再到徐兆玮，一批批知识分子被这个新时代收纳其中，这三个人几乎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热情地拥抱新的逻辑者有之，站在外面怀疑多时而终究身入彀中的有之，身入其中乐此不疲又时时提出批判的亦有之。繁盛中的荒凉，逃离中的陷落，绝境中的希望，或许细细看去，从晚清走到当下，环境又有大变，人心也没什么两样。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潘建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高梦旦不太理解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本有雕版，重新排印只是一种浪费。他向汪康年表示，如果汪能提供雕刷费用，可将原板奉送；或者等到发卖印成之书收回成本，高再免费提供原板。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明末，汪康年坚持重排另印的做法确实会显得无可理喻。然而，晚清物质技术的变化，让汪康年的想法有了可行性。汪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情节变幻，意绪凄恻”，销路看好，希图大量印销赚取利润，来贴补经费支绌的《昌言报》。所以他既不愿支付“八九十元”的雕印费用，同时企图利用新的印刷技术，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利润最大化。为此他甚至计划将之前《时务报》连载的翻译小说《长生术》与新译的《包探案》，附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合并出版。
汪康年的做法，以今之出版营销视之，相当合理，一是压缩印刷成本，二是与别的类型作品合并出版，增大市场保险系数。为了抢占市场，汪康年采用了“先行造势”的商业手段，一边还在与高梦旦书信往来商讨版权转让，一边已在《中外日报》上刊出广告，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赀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
今天的我们完全能理解汪康年在商业上的苦心：铅印重排，不是“更增糜费”，而是可以大大增加这部翻译小说的利润空间。高梦旦、林纾不在印刷文化中心上海，就不大明白其中关节了。在林纾、高梦旦、高凤岐反复劝说下，汪康年只好登载告白改称“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赀，又将本馆所偿板价若干元捐入福州蚕桑公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出版商已经懂得在广告中强调自己投入成本如何巨大，稿件如何难得，印刷如何精美，以佐证偏高的书价由来有自，可是这种商业套路遭逢了高梦旦、林纾“君子不言利”的较真，这样一来，也就抽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售价“白纸价洋三角，洋竹纸二角五分，不折不扣”的正当性。汪康年瞄准了商机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造成上海地区书局竞相翻印是书，却未能挽救《昌言报》于既倒，最初希图大赚一笔的计划终究落了空。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近代出版的转折关头，不同话语之间的碰撞。汪康年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高梦旦、林纾则保持着传统士夫避谈利益的传统与谦让克己的友道。数年之后，高梦旦应张元济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馆国文部部长，林纾译的翻译小说亦大多随之转入商务，畅销不衰。而林纾后来与商务闹出纠纷，要求追补译书稿费，说明高、林亦实现了“汪康年化”，成为近代出版产业的一环。
上文案例来自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中的一篇专论《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所谓“物质技术视阈”，是指出版物质技术（书写材料与印刷技术）出现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观照。像文学生产机制的改变，小说流播方式的进化，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对于物质技术因素都存在显著的依赖性。尽管作者声明决定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创作者本身”，但不可否认，今日作而明日刊的报章写作，廉价而快速的石印技术，更广地域的销售与传播，都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文学生活的面貌。
在这个重塑过程中，上海无疑担当着最关键的区域角色。一方面，上海是面对西洋文化的窗口，先进的印刷技术与印刷设备率先在此应用，太平天国事变以后的东南经济中心地位，又使得上海可以大量吸收江浙地区的资金与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又向外输出印刷文化，人员、设备之外，还包括了印刷物的销售方式，如各埠设点销卖、临时摆摊售卖、函售邮购服务等。借助印刷文化的引进与输出，以上海为中心，中国文学生活也便呈涟漪状的波动与改变。
从物质技术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贴切地体会汪康年放弃《巴黎茶花女遗事》已经刻好的雕版不用，坚持要重排铅印的用意。在《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一文中，作者细细算了这笔对照账：
一部三万字的图书，若石印出版两百本，不计底本抄写费及装订费，需洋三十七元五角，每万字的单册成本约为洋0.0625元；而木刻本的费用，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75元，若加上“刷印及纸料”价，则还要更高……一部四万字的图书，铅印出版五百部，需洋二十五元，每万字的单册成本为洋0.0125元。
这是成本比较，反映到最终售价上，差距只会更大。以《野叟曝言》为例，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毗陵汇珍楼出版木活字印本，每部二十册，白纸本售价七元五角，竹纸者售价六元。次年，瀛海词人出版铅印本，每部十册，售价仅一元。申报馆一八八三年也推出铅印本，每部二十册，售价同样是一元。后续翻印者“开本、纸墨及抄写校对诸人，均较前粗劣，其售价亦随之继续降低，平均每册不到一角”，甚至为了商业竞争，将价格拉低至每册不足四分。
同样基于这一商业逻辑，本书作者推论清代后期侠义公案小说“北书南续”现象何以出现：虽然上海出版界仍然尊奉北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权威，强调这些小说来源都是“都门抄本”，“从京都购得”，但如果依靠北京地区的木刻或木活字印刷技术，很难想象，《彭公案》小说能有三十六续之多，而《评演济公传》能达到创纪录的四十续一千六百五十回！“可以说，近代上海地区先进的印刷出版文化，才是晚清时期通俗小说出现大规模续书的决定性力量；而所谓‘北书南续’现象，其背后蕴含着近代出版史的特殊格局与发展形态”。（109页）近代北京上海“双城记”，在晚清出版界同样上演着精彩故事。
小说在近代被视为社会革新的工具，并不止于提供娱乐功能。不管从启蒙使命，还是娱乐方面考虑，引进翻译小说、翻印旧通俗小说，甚至都无法满足层出不穷的小说杂志或副刊连载的需求。用当下的术语说，媒体不得不考虑从PGC（专家产生内容）的传统模式转向UGC（用户产生内容）。由此“小说征文活动”应运而生。 作者比较一八七七年与一八九五年的两次小说征文，发现三点差异：（一）从两人应征到一百六十二人投稿；（二）一八九五年的获奖者有一半署真名；（三）前一次征文目标是消遣读物，后一次则明确要求“时新小说”，要对“雅片、时文、缠足”三大积弊提出祛除方案。两相比较，无论是规模、影响力，还是推动小说创作潮流的自觉性，十八年间，小说征文活动都有着惊人的变化。再辅以对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七次重大小说征文活动的考察，“小说征文活动”对晚清小说诸多关键问题，如题材、著译、篇幅、体裁、语言、稿酬等，均有着窥一斑知全豹的作用。
与内容生产机制并列的考察，是对阅读接受的探查。虽然后者更为茫昧难言。作者以《徐兆玮日记》为基础进行个案研究，梳理这位政学两界闻人的晚清新小说阅读史，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例。
徐兆玮首次读到《新小说》是在一九○二年，在日记中惊呼：“思想微渺，不可思议，仙乎？仙乎！”“殊令人有观止之叹。”作为一名热衷于稗史搜集与整理，过眼海量笔记杂著的学者，徐的这种反应颇有象征意味。新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从此徐兆玮成了新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作者统计徐兆玮日记中的记载，最高曾有三个月读一百二十二部新小说，另加十六册小说杂志的记录。小说甚至成了徐兆玮在政局动荡、宦海浮沉之中的救赎：“幸有小说及书卷慰我寂寥，否则万难自遣也。”（一九一七年日记）
日记中的只言片语，显示出徐兆玮博览众书后，已经从当初兴奋莫名的“小白”读者，变成了“骨灰级”的书迷，如他已经体会到新小说思想、体裁、语言的颠覆性冲击之后，暴露出的弱点：“思力甚新，而薄弱不能动目，此近日自著新小说之通病也。”而翻译小说重点在“译笔”，译笔平常便味如嚼蜡，而且书商为求畅销，选择的翻译品类多为侦探、言情，“于社会风俗毫无观感”。
徐兆玮对新小说的开放态度与体验强度，在晚清士夫中颇为少见，而自身的文史修养与政治追求，决定了他并不满意于著译新小说蜂拥逐利、泥沙俱下的现状。徐也考虑过与友人共同创办小说杂志，也曾尝试从译本小说中摘取自己赞赏的修身养性之警句，编为“小说格言”。虽然这些举动影响甚微，但徐兆玮这种非功利的阅读与研究，特别有利于我们理解清末新小说在文人士夫中的传播与接受。
要之，近代小说的兴盛，端赖物质技术的变革与更新，新的物质技术，带来了新的文学载体、读物体量、传播范围。而这些元素一旦被替代与重塑，文学环境就会发生整体性的变化，从生产机制、推广消费到读者接受、互动模式，都是史无前例的改造。新的创意层出不穷，新的品类令人眼花缭乱，纵然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却是一个新时代自己的声音。
从汪康年到林纾，再到徐兆玮，一批批知识分子被这个新时代收纳其中，这三个人几乎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热情地拥抱新的逻辑者有之，站在外面怀疑多时而终究身入彀中的有之，身入其中乐此不疲又时时提出批判的亦有之。繁盛中的荒凉，逃离中的陷落，绝境中的希望，或许细细看去，从晚清走到当下，环境又有大变，人心也没什么两样。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潘建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