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得给、外甥女要给、好朋友的小孩也要给……把人力三轮车停在骑楼边的阳光下，盘腿坐在上面，杨天明掰着指头数数。
　　过年了，他得算清楚，究竟要给孩子们准备多少封“利是”。最亲最熟的孩子纳入预算，生疏一点的就算了，虽只5元一封，但小数怕长算。
　　40岁的他已经在广东东莞工作了25年，看着一个城市成长，从半农村到现代化。现在他是市区的一名人力车夫，卖力气，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尽管，从城市的进步中分享的不多，但他已经满足，新年也总让他充满期待。

成为人力车夫

　　在家乡广东茂名，一整个正月都是过年，乡间的鞭炮声，驱散一年的劳累，以及心头的雾霾。
　　正月的最后一天，当地人称为“正穷节”，也叫“蒸穷节”，意为把贫穷蒸发掉，所以人们格外地重视。
　　杨天明每年总要犹豫着，是不是过了“正穷节”再去东莞开工。上高中的儿子，两岁大的女儿，年迈的父母，自己夫妻俩，过年的时候，这个家空前地完整，也是最温暖的时候。亲情，让他不舍。
　　然而每一次，他都无法熬到月底，年初七或初八，又独自一人前往东莞，骑上三轮车，一脚一脚地踩出生活的轨迹。
　　家里有两层小楼，尽管红砖裸露，但在村里也算体面了。小楼上新下旧，判若年轮。第一层是10多年前姐姐们凑钱建的，有些斑驳，第二层则比较新，那是他一脚一脚地踩人力三轮车赚回来的。
　　过年回村，难免谈起工作，他会简单地敷衍过去。踩三轮车算不上有出息，说起来甚至不比打工者更有底气，但杨天明也不羡慕他们，因为他也打过10几年的工。
　　1988年，16岁的他就去东莞闯荡，那时候的东莞刚刚迎来台湾商人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到处都是工厂 ，城市简陋，但充满了生气，所有人的心里都涌动着对财富的欲望。有力气的年轻人，都进工厂去打工，杨天明也一样。
　　那一批打工者们，有的成了企业管理人员，有的自己创业当了小老板，但更多的人最终还是个打工者。杨天明就是后一种。
　　一开始他在莞城一家塑料厂做普工，每月拿200多元工资，经常没日没夜地工作。半年后转到一家手袋厂，做流水线上的监工，杨天明称之为 “管理人员”，一样只有两三百元。后来又进了一家纸箱厂 ，一做就是10年，每月底薪280元，卖力地加班，有时能拿到六七百元。
　　2004年，他哥哥得了重病，于是经常请假回家照看。哥哥逝世后，他回到工厂 ，却得知自己已经被开除了，老板说，谁死了也不能影响生产。干了10几年，没有社保，也没有补偿。
　　有些难过，但并不留恋，他说，在工厂早就干腻了，条件不好，又没人情味，开除了正好。他年轻，有力气，不怕找不到事干。
　　出来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此时的城市里，不再只有大大小小的工厂，各种行业都已经兴盛起来。他决定不再进厂打工，厌烦了动不动就被训斥，也不愿意再看别人的脸色。
　　于是，东莞的老街上多了一个人力三轮车夫。
　　老街由七八条民国年间修建的骑楼街道交错构成，骑楼下店铺林立。锅碗瓢盆、香烛纸钱、桌椅板凳和各类副食品，都在这里集散。这里的街道很狭窄，汽车通行不便，人力三轮车是最好的运货工具。

不再有良心上的坎

　　2013年1月24日早晨，东莞莞城平乐坊，不到7时，阳光已经打在一排排老屋的老墙上。杨天明已吃过早饭，蹲在墙根下检查那辆老旧的人力三轮车。天气很好，所以他心情很好。
　　好天气总会让杨天明心头充满了希望，因为天气好，就会有很多小店铺的老板出来进货，也会有更多老百姓出来买东西，他就更有机会被雇佣。过年过节，要休息、回老家，他就会希望最好这几天都下雨，把天上积蓄的雨都下完了，晴天留给工作日。天气好的月份，他一个月能挣到将近3000元，如果连续下雨，就很难说，有时甚至不足1000元。杨天明偶尔会买份报纸，首先要看天气预报。
　　踩着三轮车一直走，几百米开外右拐，杨天明就来到了他的工作区域—莞城老街。看着一排排的店铺，他心里祈祷老板们生意越做越好，店铺越开越多，这样他的拉货生意也就会越来越好。
　　在路边把车子停住，坐在车上，不吸烟，杨天明可以一坐几小时。百无聊赖，他会不自觉地拉起裤管，一只手在小腿上不断地挠—这是他和同行们共有的动作。

　　这天运气不错，坐了一会，就接到一家店铺的电话，要他帮忙送家具到东城区的樟村。挂了电话，驾着三轮车飞快冲出去，敏捷地绕过了一个行人，一辆汽车。
　　樟村离老街有七八公里远，载着沉重的家具，杨天明走了半个小时，头上汗珠晶莹，气也有点喘。卸了货，买主递过来15元工钱，杨天明不接，说店老板已经付过了。
　　杨天明说自己最重视诚信。出来混了25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做人做得堂堂正正，没给别人留下什么话柄，这是唯一值得自豪的地方。
　　2004年，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否“堂堂正正”还心里没底。这一年，东莞正搞“四清理”行动，城管部门出台规定说，市区5环以内禁止人力三轮车上路，发现之后一律没收。 　　电视里常常播放出这样的镜头：被收缴的人力三轮车堆积如山，挖土机巨大的铁爪子高高扬起，狠狠地砸下去……然后出来一张人脸，对着话筒说，呼吁市民为了自身安全，不要帮衬人力三轮车，因为它们经常不按交通规则行驶，乱穿马路，常常翻车。
　　一下一下，挖土机像砸在杨天明的心上。他说，三轮车生产出来不就是要给人用的吗？此时，杨天明后来的同行老林，还是一名摩的司机，生意正红火得很，有时一天就能赚两三百元。“一样是为老百姓生活提供服务，怎么三轮车就不行？”
　　整治行动一直持续到2005年，那是杨天明过得最难受的一个时期，自己靠力气吃饭，却必须像做贼一样。
　　幸好，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今，三轮车载货是否合法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在市区跑，没有人刁难，警察和城管都不抓。
　　这座城市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宽容，尤其是2007年以后，善待外来务工者变成大势所趋，这是杨天明能感觉到的。所以他心里挺感激，在路上骑行都是规规矩矩的，有非机动车道就走非机动车道，从来也不闯红灯。“要维护这行的形象，否则哪一天人家又不让上路，就没饭吃了。”
　　不过，如果下镇，还是有风险。警察不管，主要是治安员有时要拦，拦住就要钱，否则要扣车。“我有几个同事”—他把其他人力车夫称为同事—“去附近的镇送货，就被治安员拦住过，一罚就是200元，好几天都白干了。”
　　至少，杨天明现在不再有良心上的坎了。“我是好人，我心安理得。”

艰难生活

　　半天过去，杨天明跑了4趟生意，赚了近40元。看看到了中午，街上人少了，他便回出租屋。
　　屋子是当地居民的老房子，阴暗而潮湿，屋内的墙根下长满了黑中泛绿的苔藓，弥漫着一股子潮气。七八平方米的屋子里，一边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乱糟糟堆满了衣服和被盖，另一边是水泥砌成的台子，台子上放着一个燃气灶，一口锅，还有几个碗碟。
　　水桶里泡着几棵小白菜，杨天明麻利地把白菜摘好，丢到锅里放上水一起烧，烧熟了，捞到碟子里，拌上一点油盐，就着冷饭，“大快朵颐”。
　　这就是杨天明的午餐。一天之中，早晚吃得好一点，都是吃米饭，但会有几两肉，因为早上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晚上则给劳累了一天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中午，因为赶着出去多赚钱，就只能囫囵吞枣了。现在一天下来，三餐得花掉20元左右，记得三四年前，还只要15元，杨天明说，物价涨得太快，越来越吃不起了。
　　2007年年中，物价涨得最快的时候，根本吃不起肉，连本地籍的底层百姓都在叫苦连天，希望政府能补贴一点。后来政府就给最穷的人派红包，每人1000元。不过杨天明不是本地人，没他的份儿。
　　租金一个月150元，现在他决定把旁边那间也租下来，一共250元。旁边原来住着一对湖南夫妻，因为分摊水电费的事，常常和杨天明吵架。杨天明说，那女人其实还挺好说话，就是她老公太小心眼，每个月都要计较究竟谁用的水电比较多，为了几毛钱就会大动肝火。
　　“现在他们搬走了，房东劝我一起租下来，免得来一个新租客，还是闹矛盾。”
　　虽然有了两间房，但杨天明并没有更多的家具，只是简单地把厨房和住房分开。没有电脑、电视机，他的手机也还是老式黑白屏，不能上网，也不会上网，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就没事可做，躺下来就睡觉。
　　为了省钱，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晚上别人拉他去喝啤酒，他都拒绝。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一回在老家喝了一瓶啤酒，喝得上吐下泻腿抽筋，打了几针才好过来，天生没有喝酒的命。
　　有时也会睡不着，他就骑着那辆叮叮当当的三轮车出去溜一圈，在老街那些熟悉的巷子里飞驰。四周寂寂，行人寥寥，晚风从耳边呼呼地吹过去，感觉很不一样。骑得浑身冒汗了，回去躺下，就更容易睡着。
　　第二天中午，记者请他吃饭，让他挑个好地方。他一开始推辞，后来说，就吃鹤留山吧。那是一家中式连锁快餐店，一份套餐卖25元左右。杨天明说，这么多年，自己吃过两三次，太贵了。
　　吃完，他非要出自己那份钱。采访的时候，他一再叮嘱记者不要拍照，担心被熟人们看见，把他那清贫的生活当作一种谈资。他说，我虽然贫穷，但过得挺好，不愿意被人同情。

希望是晴天

　　现在一年下来，其实也剩不下几个钱。
　　杨天明的儿子已经念高中了，每年需要几千元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原来妻子也出来打工，但前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父母也老了，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只能回家去照应，家庭生活一应开销就都落在杨天明一个人身上。
　　杨天明说，这两年来最开心的事是生了个女儿，一男一女，搭配可谓完美。最不开心的事也是因为女儿降生，有关部门要罚他的款。杨天明和妻子都是农村户口，生育两个并不违法，但那些人根本说不通，一张口就要8000元。还好，后来讲了半天价，最后以3000元了结。
　　一个人，在一个城市已经25年，杨天明跟这个城市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城市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劳动关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户口和房产，甚至没有家，永远孤零零一个人住。他从没想过要把孩子接过来，因为上不起民办学校。他的一些外省“同事”，孩子在这里读小学、读初中，花了好多钱，最后还是要回去读高中，否则没法高考。
　　杨天明庆幸于自己的明智，隔了这么多年才要第二个孩子。“同事”老林同时有两个孩子读高中，每年加起来差不多要2万元，如果孩子考上大学，那更不得了，所以经常愁容满面。
　　老林就是当年整顿人力三轮车时的摩的司机。那时候好赚钱，干了10年存下10余万元，在家里盖了房子，羡煞旁人。但很快同样的麻烦落到了他头上，2006年8月，为了打击飞车抢夺，东莞开始禁止摩托车上路行驶，第一批的目标瞄准了外地牌照摩托车，老林因此失业。
　　老林于是改行做了人力车夫，收入一落千丈。治摩越推进，人力车夫越多，大家的生意就越惨淡。偏偏这个时候，老林的孩子到了最花钱的时候。紧接着，2008年经济萧条，老街的店铺倒了一大片，生意变得更差，这几年经济也不见好，日子同样难熬，最终老林只好丢下三轮车，去了深圳打工。
　　走了一批人力车夫之后，供需格局变化，这两年生意又好了点，杨天明庆幸自己没有放弃。
　　他希望能一直踩他的人力车。虽然从来没有尝过富裕的味道，但他觉得眼光得拉长了来看，总的来说生活还是一年比一年好。生多一个孩子，是因为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养得起，租多一间房子，是因为觉得有能力“住得好一点”。
　　40岁，他还年轻，有的是力气，只要不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生活总是过得去的。“不幸的事情”包括一场大病—小病不要紧，2006年后家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做得挺好，基本都有保障。
　　儿子的成绩还过得去，他最大的希望，是儿子能考上一个好点的大学，学费就会少一点。他相信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得更好不说，自己跟别人聊天，也会真正拥有一份自豪感。
　　晚上8时，杨天明准备睡觉，他说，希望明天还是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