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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这封信首次让“三农问题”真正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也让它成为之后十多年每年“两会”的重要话题之一。20多年过去了，如今人们已经很少使用“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但是“三农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制造业也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外资的引入和外贸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大量招工，吸引了无数的农民背井离乡，加入到城市的建设中。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量庞大的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承担着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角色。当经济形势好时，他们蜂拥而出，进入城市，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当经济形势不好时，他们则消失在广袤的农村，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进则工人，退则农民，不用缴纳社保，不用担心失业，这个群体好像是世外高人，建设完城市之后，事了拂袖去，深藏功与名。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中国2.9亿的农民工正在老去，且面临着老无所依的局面。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9077万人，几乎接近美国人口的总数，是俄罗斯人口数量的两倍，比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数的总和还要多。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撑起了中国的制造业，撑起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但是这个群体正在老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至2019年底，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0.8岁，农民工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接近四分之一，总量达到7150万人。这7150万人中，多数没有社保。未来他们如何养老，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农民工群体的特性相当明显，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到年老体弱，农民工只能回到农村。数据显示，2019年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5.5岁，本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岁，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比只有三分之一。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本地农民工平均高26.5%。放弃外出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是年老之后的无奈选择。
农民工年老体弱之后只能回农村的现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于在城市打工期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社保权益，以及城市高落户门槛和缺乏金融服务支撑无法买房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导致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民工有62%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最基本的工伤险缴纳比例都不到30%，缴纳养老保险、公积金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工作变动随意性大，尤其是建筑类的农民工，随着建筑项目迁移，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往往不太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工自觉难以在城市落户生根。所以尽管农民工羡慕“领退休金的人”，却往往不重视社保的缴纳。
其次，农民工流动性大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使得他们缴纳社保的意愿较低，甚至有些农民工主动要求少缴、不缴。出现这种“短视”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一方面是安土重迁情结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城市落户的种种限制让他们望而生畏。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仅有11.1%。超过七成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加上平均40.8岁的年龄，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达到大城市的最低落户条件。
最后，除了户口问题之外，住房问题也是极大的制约因素。住房方面，由于没有稳定收入，且多数农民工缺少信用记录，他们往往难以从银行贷款。如果购房过程中无法从银行贷款，那么就要全款买房，这对于农民工来说完全不现实。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外出农民工比例为1.3%，约219.5万人。尽管到2018年底，1.35亿进城农民工中，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上升到了19%，约2565万人。但是和整个2.9亿农民工群体比，这个比例依然比较小。
沒有住房、没有户口，也就缺乏归属感，造成农民工对于缴纳社保不重视。农民工自身不重视，加之雇主为了节省成本，更加造成了农民工缴纳社保比例低的现实。这种现状造成了农民工年老体弱之后只能返乡。
除了落户等因素之外，农民工的返乡也有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存量管理的精耕细作阶段，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也进入了升级换代阶段，这使得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只能转而向中西部地区寻找工作机会。
从2013年起，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运动，2013年—201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完成2645万套棚户区房屋的改造工作。对于棚户区的原住民来说，这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大工程，但是对于原本租住在这些棚户区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最后的“廉租房”没有了。由于近几年房价的上涨，高房价、高物价以及工作机会的减少，没有户口、没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只能从东部城市撤退，返回中西部家乡的重点城市和省会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输出地分，2014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占总农民工比重为38.9%，至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5.8%。从绝对数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248万，中西部地区则比2014年增加了938万。 按输入地分，2014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占总农民工比重为59.96%，至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4%。从绝对数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725万，中西部地区则比2014年增加了1498万。
从上面两组数据来看，农民工向中西部迁移的趋势明显。换言之，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这背后既有东部城市房价、物价高的原因，也有农民工老龄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流水线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加之国内的低端制造业向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对农民工的需求也在减少。同时，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就业岗位也在逐渐增多。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物价，离家近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
返乡之后，农民工的老龄化和养老难题并没有解决。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场冲击中，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底，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200万人，占到整个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三成。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疫情防控措施阻断了人们外出的步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三成人处在“待业”状态，疫情对农民工的冲击要远大于都市上班族。
5月24日，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农民工顺利返岗就业。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还有2900万农民工没有外出打工。2900万相当于整个大洋洲人口数量的总和。2020年已过去近半，而仍然还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没有实现返岗就业。这也再次凸显了农民工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又缺少社会保障，指望农民工自己养老恐怕不现实。
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调查统计口径，无论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没有把返乡农民工纳入其中，返乡农民工被自動归纳为“农民”，因而不存在失业问题。然而现实中，许多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土地早已荒废，或者已经租给别人，已经处于事实的失业状态。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
虽然我国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农村居民每月能领到的钱相当少，医疗报销的比例也不足。目前全国平均的基础养老金只有100元左右，中西部地区更少。由于很多农民个人缴纳部分很少，所以最后每月实际能领到手的不过一两百元。农村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只有60%以下，加上报销手续又相对比较烦琐，老人一旦生病，微薄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看病吃药。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制造业也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外资的引入和外贸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大量招工，吸引了无数的农民背井离乡，加入到城市的建设中。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量庞大的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承担着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角色。当经济形势好时，他们蜂拥而出，进入城市，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当经济形势不好时，他们则消失在广袤的农村，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进则工人，退则农民，不用缴纳社保，不用担心失业，这个群体好像是世外高人，建设完城市之后，事了拂袖去，深藏功与名。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中国2.9亿的农民工正在老去，且面临着老无所依的局面。
农民工正在老去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9077万人，几乎接近美国人口的总数，是俄罗斯人口数量的两倍，比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数的总和还要多。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撑起了中国的制造业，撑起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但是这个群体正在老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至2019年底，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0.8岁，农民工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接近四分之一，总量达到7150万人。这7150万人中，多数没有社保。未来他们如何养老，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农民工群体的特性相当明显，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到年老体弱，农民工只能回到农村。数据显示，2019年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5.5岁，本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岁，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比只有三分之一。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本地农民工平均高26.5%。放弃外出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是年老之后的无奈选择。
农民工年老体弱之后只能回农村的现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于在城市打工期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社保权益，以及城市高落户门槛和缺乏金融服务支撑无法买房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导致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民工有62%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最基本的工伤险缴纳比例都不到30%，缴纳养老保险、公积金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工作变动随意性大，尤其是建筑类的农民工，随着建筑项目迁移，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往往不太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工自觉难以在城市落户生根。所以尽管农民工羡慕“领退休金的人”，却往往不重视社保的缴纳。
其次，农民工流动性大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使得他们缴纳社保的意愿较低，甚至有些农民工主动要求少缴、不缴。出现这种“短视”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一方面是安土重迁情结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城市落户的种种限制让他们望而生畏。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仅有11.1%。超过七成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加上平均40.8岁的年龄，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达到大城市的最低落户条件。
最后，除了户口问题之外，住房问题也是极大的制约因素。住房方面，由于没有稳定收入，且多数农民工缺少信用记录，他们往往难以从银行贷款。如果购房过程中无法从银行贷款，那么就要全款买房，这对于农民工来说完全不现实。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外出农民工比例为1.3%，约219.5万人。尽管到2018年底，1.35亿进城农民工中，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上升到了19%，约2565万人。但是和整个2.9亿农民工群体比，这个比例依然比较小。
沒有住房、没有户口，也就缺乏归属感，造成农民工对于缴纳社保不重视。农民工自身不重视，加之雇主为了节省成本，更加造成了农民工缴纳社保比例低的现实。这种现状造成了农民工年老体弱之后只能返乡。
农民工被迫返乡
除了落户等因素之外，农民工的返乡也有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存量管理的精耕细作阶段，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也进入了升级换代阶段，这使得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只能转而向中西部地区寻找工作机会。
从2013年起，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运动，2013年—201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完成2645万套棚户区房屋的改造工作。对于棚户区的原住民来说，这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大工程，但是对于原本租住在这些棚户区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最后的“廉租房”没有了。由于近几年房价的上涨，高房价、高物价以及工作机会的减少，没有户口、没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只能从东部城市撤退，返回中西部家乡的重点城市和省会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输出地分，2014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占总农民工比重为38.9%，至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5.8%。从绝对数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248万，中西部地区则比2014年增加了938万。 按输入地分，2014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占总农民工比重为59.96%，至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4%。从绝对数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725万，中西部地区则比2014年增加了1498万。
从上面两组数据来看，农民工向中西部迁移的趋势明显。换言之，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这背后既有东部城市房价、物价高的原因，也有农民工老龄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流水线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加之国内的低端制造业向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对农民工的需求也在减少。同时，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就业岗位也在逐渐增多。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物价，离家近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
农民工养老难题
返乡之后，农民工的老龄化和养老难题并没有解决。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场冲击中，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底，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200万人，占到整个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三成。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疫情防控措施阻断了人们外出的步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三成人处在“待业”状态，疫情对农民工的冲击要远大于都市上班族。
5月24日，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农民工顺利返岗就业。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还有2900万农民工没有外出打工。2900万相当于整个大洋洲人口数量的总和。2020年已过去近半，而仍然还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没有实现返岗就业。这也再次凸显了农民工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又缺少社会保障，指望农民工自己养老恐怕不现实。
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调查统计口径，无论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没有把返乡农民工纳入其中，返乡农民工被自動归纳为“农民”，因而不存在失业问题。然而现实中，许多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土地早已荒废，或者已经租给别人，已经处于事实的失业状态。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
虽然我国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农村居民每月能领到的钱相当少，医疗报销的比例也不足。目前全国平均的基础养老金只有100元左右，中西部地区更少。由于很多农民个人缴纳部分很少，所以最后每月实际能领到手的不过一两百元。农村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只有60%以下，加上报销手续又相对比较烦琐，老人一旦生病，微薄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看病吃药。